关于“知识改变命运”

最近看到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最近几天和家人和亲戚吃饭,也经常提起类似的话题。今天提到,复旦大学明年有可能完全取消高考裸考的生源——也就是说必须通过自主招生等方式考入才行。这种举措当然会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学生考入一线大学的难度——光是专程来参加自主招生笔试和面试的来回路费和住宿费,很大一部分农村家庭就负担不起,更不用说由于自主招生时考题的发散性,信息闭塞的农村学生也具有天然的劣势。竞赛类加分、艺术、体育特招等等更是和贫困地区的学生无缘。

 但另一方面,城市里的有钱人的子女也不好过,他们从幼儿园起就要开始拼死拼活,在学龄前认识一两千个字根本拿不出手了。从小学起既要应试教育,又要“素质教育”。而十几年苦读之后又如何呢?就算是学业有成,还是得继续做啃老族,不然你能买得起房子?你不凭关系、不做坏事,能买得起房子吗?

因此我爸也看出来了:“读书无用论”又该兴起了。但更糟糕的是,一方面读书没用——知识改变不了命运,该打工的还得打工,该啃老的还得啃老。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读,文凭仍然和待遇挂钩,虽然文凭不值钱,但你也不能没有呀。

所谓“读书无用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听起来似乎是一条古今中外都有效的信条,但实际上恐怕是个国产山寨货,是中国古代的科举文化和西方启蒙时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的糅合。在西方古代,人们的社会阶层,人的高低贵贱,由他们的出身和功业决定,并不是通过读书来改变的;而在西方近代,启蒙强调“平等”,原则上人与人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启蒙思想家尽管鼓吹知识,强调学习,但也不会讲出“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东西。

在现代西方的语境下说,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第一是启蒙教育,或者说普及教育、基本教育,大约是我们所谓的义务教育阶段,这个阶段的教育是提供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是对一个文明的“现代人”的基本的塑造过程,谈不上有用无用,谈不上改变谁的命运;第二是高等教育,这就是不仅要达到作为文明人最起码的知识水平,还要去拓展人类知识的疆界,去钻研学术、造福人类了。高等教育培养学者或知识分子,这种教育如果说“有用”,那么也是对人类有用,而不是非得有改变个人命运的意义;第三是各种谋生的专业技能教育,这种教育才真正谈得上是“有用”的。

但在中国呢,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是完全笼统的,人们根本没有意识来区分这三种知识——作为文化素养的知识、作为学术求知的知识、以及作为谋生技能的知识,而是把所有的这些都视为同一个“读书”的过程。大多数的家长以及他们的子女根本没意识到中学读书和大学读书的区别。另外,真正堪称“有用”的读书方式,比如职业技术学校,却被视为最低等下贱的一档。问题在于,我们之所以视专科学校为低等,并不是出于古希腊人那样崇尚超功利的纯粹学问的高傲情怀,反倒恰恰是出于“有用”的功利考量。专门学习有用的知识的学习方式却被崇尚有用的价值观鄙弃,通识素养性的和学术钻研性的学习方式反而被奉为最高,这种悖谬的逻辑加剧了中国教育的困境。

现代中国把西方教育制度的形式学了过来,但在骨子里仍是以科举考试的思路去理解。科举考试制度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由此,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是相对流动的,在启蒙之前,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官员选拨方式能与中国的科举制度相比。但是现在在“知识改变命运”中残留下来的,恰恰不是传统科举制度的那些促进公平和活力的方面,反而是那种高低贵贱的分别被保留了下来。“知识改变命运”的潜台词是,有一部分人的命运是凄惨或卑下,我们不去指望这种不平等的命运如何通过社会体制的完善而消除,而是要求那些命运较差的人们通过读书和考试才可能向上爬升,

中国的家长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孩子的“学习”?为什么千方百计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的终点是什么?家长们不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基本文明素养而脱离野蛮和愚昧;也不是希望孩子们将来去钻研纯粹学术而为人类增添荣耀。无非是为了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至于什么叫出人头地呢?现代的中国人和古代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分歧,无非是“升官发财”罢了。

目的虽然一致,但其道路却变得复杂得多。古代的四书五经、八股取士,虽然刻板僵化,但是毕竟定位明确啊——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义务地学习这些东西,也不是非得自己去著书立说,也不指望用那些东西来置业营生。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金榜题名,直截了当。但现代就不同了,各种意义上的”知识“的意义在中国糅合到了一块儿——一方面这些知识是每个人义务地必须学习的;一方面又要攀登高峰,一路读到最高等、最前沿的领域才行;再一方面又希望通过读书学到营生的专业技能……这就造成了学生必定要不堪重负。

今天的中国人往往从不会仔细反省“知识”的意义,也不会把不同的求知方式分门别类。所谓“高等学府”只是初等学校的延续,只是“小”、“中”、“大”的线性区别。无论是当官还是赚钱还是做学问,都必须走过小—中—大这同一条路线。甚至,这一条路线还被赋予了道德上的义务性,仿佛农村的孩子绝不该“知天乐命”,而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才算上进,才算出息。在家里侍奉父母、传递香火的本分人仿佛成了愚昧和落后的分子,一定应该抛弃农村的生活方式,走向城市,走向最高学府,去学习最高深的学问才好。

“寒门子弟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这是一个糟糕的状况吗?真正糟糕的是以下一系列的教条:一、农村孩子理应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二、改变自己的命运意味着追求权势的攀升;三、只有通过一线高校才能更好地谋求权势。问题的出路也并不在于如何促进寒门子弟的名校入学率,而是在于从根本上转变“知识决定命运”这一信条及其背后暗藏的悖谬逻辑。首先,把作为文化义务的求知与作为追求卓越的求知区别开来,每个孩子都应当上学,接受启蒙教育,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应当上大学,都应当去探索最前沿的知识领域;其次,把追求卓越的求知和学习技能的求知区分开来,最高等的学府应当是探求最高深的知识的,但最高深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赚到最多的钱或者培养出最高的官。

“知识”能够启迪蒙昧、破除迷信,但现在的当务之急倒是要破除对“知识”的迷信。

 

关于 胡翌霖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