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之前提到要写一写“为什么学习西方”，便想到“西体中用”这个词儿。网上一搜，原来早有李泽厚先生提过了。他把“衣食住行”解释为“体”，他所谓的西体中用指的是“现代化的‘西体’‘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李泽厚先生的一些说法很好，不过我的思路与他不同。黄仁宇先生似乎也提过“西体中用”，但似乎更加笼统。

我要说的“西体中用”，并不只是“西方之体用于中国”的意思，而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缩写。当年谈论所谓中体西用，也是针对如何理解学术传统的问题，最初的提法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国传统有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的学术传统，西方则有科学、哲学、政治学、工程学等等的传统。学习西方学术的同时，要不要保留中国学术的传统不被中断？如果保留中国学术的传统，那么这个学术传统和西方学术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是并列地都教都学，造成求学者人格分裂一般？还是以某种方式互补共处？——这些是“中体西用”这一命题试图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学和西学两脉学术传统并学，但分主次内外之别。中体西用的意思是，中学仍为主体、躯干，西学补充以便提高实用技术方面的力量。

就结果而言“中体西用”的理想失败了，因为现代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斟酌中学传统和西学传统之间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而是压根就中断了这个中学的传统。“中学”被扫进了故纸堆，中国古典学术的地位现在与研究古埃及、古罗马，研究德国哲学、英国文学等等的学术门类没啥本质区别，变成了一个“学术门类”，和高能物理、有机化学等等一样，变成现代教育体系底下的一些专门科目，而不是一条独立的学术传统了。在这个继承自西方的教育体系中，中学的地位是可有可无的，除了借“语文”的名义勉强在初等教育中留下一些余脉之外，无关大体。

也就是说，“西学为体”已然成为既定事实，再要复兴旧学，让其重占主体地位，实在是难如登天。

但我提“西体中用”并不只是出于某种大江东去不复归的无可奈何，仿佛中学为体不可能了，就让他勉强在“用”的枝节处安置一下吧。并不只是如此。即便中学为体仍然可能——例如身处晚清的环境下——我仍然会主张“西体中用”。

首先，我认为西方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一样伟大，而在某些方面，例如自由的精神，民主的理念，求知的热忱等等，的确是要高出中国传统一些。

进而，我认为值得我们学习的恰恰是西方学术传统中最核心的骨干部分，而不是其“船坚炮利”的器用层面。

在历史上，游牧部落的铁器和马术等“军事技术”往往总要比农业文明的要高超一些，蒙古人也曾凭他们无可阻挡的“铁坚马利”征服了整个中原。但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被压倒性地打败了，就会去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去引入游牧文化的学术传统来替代的。而中国现代之所以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远不仅仅是西方“船坚炮利”的缘故，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自唐宋以来就日趋封闭，缺乏交流和活化，本身已有所衰微。面对西方的侵入，我们不仅在军事上抵御不住，而且在文化上也失守了。

当我们在军事上被压倒时，可以“胡服骑射”，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如果我们在文化上也被压倒时，那就不仅仅是学习一些技术就可以的了。

于是，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主体，要去学习西方科学的理论体系。这种学习本身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例如以唐代之鼎盛也会主动去西天“取经”，这取来的经书可不是技术知识，而是最根本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唐朝人取印度学术为己用，西欧人取希腊学术为己用，现代中国人若也能取西方学术为己用，都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而学术在移植的过程中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历史证明，每一次学术传统的移植都很可能在新的土壤中激发一个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辉煌的文明，可以说也正是“希体欧用”的结果。

但要害也在于这个“取为己用”，“用”本义就是个容器（水桶），把其它学术源流的活水接引来后，关键还要兜得住才行。若没有自己的桶，那么西学之流真就成了冲毁一切的洪水了。这样的引流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扩张过程，而谈不上是文化移植了。

那么这个用来兜住体的水桶是什么东西呢？仍然是“实用”之用吗？是的。但所谓实用，并不是指制船造炮的机械技术的层面，而毋宁说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谓“实践知识”的层面。我曾经在一篇挺重要的随笔中提到了整个实践知识的维度在现代的缺失状况。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成为夷平一切的洪水，并不只是中国人面对的问题，在西方也是这样，他们的容器也兜不住了。

“实践知识”在“理论知识”与“制作知识”之间：从理论层面追求自然之理、万物之道，这是理论知识；从器物层面制造好坚船利炮，这是制作知识。而实践知识意在明智地选取恰当的手段。这一层面既不同于理论知识的直观，也不同于制作知识的构造，而是指向“作为”。

实践知识的代表是伦理学（当然，不是功利主义意义上的现代伦理学），也与政治和教育密切相关。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学术最为侧重的方面——仁义礼智，中庸之道，都是关注于这个“实践知识”。近代西方人的“希体欧用”，也恰恰是把希腊的学术体系移植于一个基督教的伦理、政治环境之中，从而开启了他们的黄金时代。现在我们说“西体中用”，正是希望把西方学术之本体移植于中国的礼乐伦理的传统之中。

要达成西体中用的理想，就必须把“实践知识”这个维度召唤回来。用中国传统的词来说，就是“礼乐”的维度。我们不妨重新来诠释一个通常被认为是技术中性论的代表说法：“技术没有善恶，关键取决于人怎么用”。关键就在于这个“用”是什么。技术中立论者接下来要说的往往是：技术可以被用于好的地方，也可以被用于坏的目的。但我要说的是，“用”恰恰不是这个维度，而是指：技术可以被善用，或被滥用。我们要在“善用”与“用于善处”之间做出区分，“善用”展开出一个非对象性的独特空间，“用”的知识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

比如说，刀叉可以用来吃饭，也可以用来伤人，这是技术中立论者的思路；但我更要强调的是，在用刀叉吃饭的时候，有合乎礼仪地用，也有拙劣粗鄙地用——这才是“用”的问题。粗鄙地使用餐具，就达成吃饭的目的而言，也许更具效率，却仍然是滥用。在传统的礼乐社会，每一件东西都有其恰当的使用方式，不过度也不欠缺，用就要用得恰到好处，这才是“用”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