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具与礼器”

前几天听李猛老师的讲座。说实话,讲座内容比较隔靴搔痒,或者说他只是把那痒处揭示了出来,接着就全靠咱们自己去挠了。讲座的启发性完全凝聚在其标题之内,我们做技术现象学的,不用去听讲座,把这个标题反复念几遍就够了。

“用具与礼器——形而上学的中国检讨”

首先我们知道,以海德格尔为首的西方技术哲学家对古希腊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一番“检讨”,他们把形而上学检讨为“用具形而上学”,现代技术世界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李猛老师举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我们也很熟悉了,也就是说,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处,“制造物”就是某种想象的核心,宇宙的起源、因果的发生,自然哲学是沿着工匠和制作的逻辑展开的。一直到现代世界,这种用具形而上学,或者说生产性的,或者说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走到了顶点,其结果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座架的世界,或者说集置的世界。事物之间以“订制”的关系互相勾连,自然物也成了为工厂预定的资源,每一个事物都被嵌入到这个预先订制的系统之内,其意义完全体现为“效率”,即一个事物总是由它的产出来衡量。在一个由工具的逻辑组建起来的世界中,人也被用具化了,人也成了一种用具,人的意义也落实到了他的产出。

那么其它的可能性从哪里开辟呢?海德格尔等从“艺术品”下手。他们把“艺术品”和“用具”区分开来,试图把技术引回它的艺术之源。但是艺术品虽然避开了“订造”的关系,但也同样有流入虚无的危险。艺术品虽然开启了自己的意义空间,但这些意义空间往往是孤立的,艺术品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勾连,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勾连,和他人的勾连,都不再紧密。沉浸在艺术世界之中,成为一个艺术品那样的人,虽然不像“用具人”那样刻板无趣,但似乎更加离群索居,是遁世而超脱的感觉。难怪乎人们常常把这一类思路理解为“浪漫主义”。它也许是某一些个人的可能的出路,但是整个社会而言恐怕不足以靠艺术的逻辑凝聚起来。

除了“用具”和“艺术品”的二分,技术物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维度呢?我引入“媒介”一词也是有意要和“用具”、“工具”等通常说起“技术”时容易联想到的概念相分别。“媒介”构建起来的是社交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作坊世界或生产世界,也不是一个艺术的世界。这方面现在不多说。李猛老师点明的一个概念是“礼器”,这个东西牵涉出整个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给西方的用具形而上学揭示出新的可能性。

显然,“礼器”和艺术品不同,礼器不是拿来欣赏的,而也是拿来操作、运用的。但是它又不能简单说是一种“用具”。或者按古文来说,礼器或祭器决不能同于“养器”。

艺术品呈现出一个自足的意义空间,而不是明确地指向另一些事务。而用具和礼器都是有所指向的,它们是要被拿来用的。但对用具而言,它的意义和形式是一致的——我用刀来切肉,刀的意义就是切肉;我用畹来盛饭,畹的意义就是盛饭。这似乎理所当然。如果说一个器物的意义和它被使用时指向的目标物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器物就可以被看作是中性的、可替代的。比如一把斧子也可以切肉,一台切肉机也可以切肉,究竟是用刀子还是斧子还是切肉机,取决于肉切得怎么样,成果和成本相比效率如何,如果切出来的肉是一样的,花费的人力和资本也是一样的,那么刀和斧子就没什么意义上的区别,而顶多只是形式上不一样而已。

但“礼器”却是严格的“形式主义”的,虽然这把刀是拿来切肉的,但这把刀的意义根本不在于它切出来的肉如何,当然也不是完全与肉无关而是像艺术品那样只看这把刀本身的形态。这把刀的意义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由特定的人拿来切特定的肉,只有在这样一整个语境之内这把刀才有其意义,而这把刀也不能从这个语境中被孤立地抽出来替换。中国古人要求拿来切祭品的刀必须是钝的,除了殉葬物之外,各种祭物也都以看来形似而不堪用为准挑选。这些都是出于伦理的考虑。我们先不去追究这些伦理的考虑究竟如何,关键在于,它们不是出于“使用”而考虑的。虽然艺术品也同样不是出于使用而衡量的,但是艺术品本来就不被使用啊。而礼器的的确确是要拿来使用的,而且它的使用形式与日常生活中使用器具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它的意义并不由其使用的目标来指引。

这是否提示出某种新的技术哲学的维度呢?孔子用“像祭器那样的人”来称赞他的弟子。在西方人的思路下,人的价值有两种,一是像工具那样的人,“有用的人材”;二是像艺术品那样的人,无用的、超然的、纯粹的人。但是像礼器那样的人恐怕是只有在中国才会想到的一种定位了吧。既不是有用,也不是无用。用具的逻辑开启出的是生产世界,而礼器的逻辑则指引向某种礼乐世界。

关于 胡翌霖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