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基因

归功于小崔的努力,转基因问题日益成为公众话题,相关的争议也日益摆上台面,例如最近凤凰大学问举办的讨论会,看起来还不错。

转基因和中医,基本上成了某种划分阵营的标准问题,似乎挺转基因反中医的是科学派,而反转基因或挺中医的就是“玄学派”了。我也被问过类似的问题来“表态”,不过我的回答比较暧昧,科学派的网友就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兴趣了。

十年的哲学训练至少能让我对任何判决性的问题保持怀疑,因为一个明确的答案往往是最不重要的,表达一个简单的挺或反的立场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仍不想表达一个鲜明的立场。

包括吴老师、田老师等我熟悉的老师们基本上也都偏向反转的一边,这并非偶然。经过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传播等领域的学习,我们这行对科学的复杂性往往有较多感受,能够理解所谓科学问题往往都夹缠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科学家这个群体也并不特别清高。而我们所以为的“这是科学的”,往往无非是“这是科学家说的”之简称,甚至许多时候只是“这是号称科学的科普作家(比如方舟子)说的”之简称,而这些科学家中有太多方舟子之类的人,可信度堪忧。当然,哲学家或其它任何群体的可信度也高不到哪儿去,不过由于“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背后的利益关系往往更复杂,水更深,因此更需要警惕。田老师“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的口号我也是支持的。

但我也不像田老师他们那样全方位抵制转基因,首先我个人生活中并不排斥转基因,或者说懒得考虑太多,转基因也好,地沟油也好,荤素不忌,好吃就行,管你有没有毒,眼不见为净。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如果转基因食物对人体真的有某些慢性的、隐秘的毒害,那么即便是认准非转基因标签的素食者也未必能躲过(标签太容易作假了),就算能躲过,为此降低生活质量也不值当。

个人生活中抵制不抵制转基因,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愿意吃转基因和我愿意吃路边摊类似,不代表我支持地沟油。而不吃转基因的也不代表他认为转基因有毒,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心态、情感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或者说可以被某些客观测量所判定的问题。

比如素食者因为宗教、情感或各种考虑拒绝肉类,这也不是一个营养学问题。伊斯兰教信徒不吃猪肉,其它肉类也要求宰杀时念诵经文,这也不是科学问题。尽管念过经的牛肉和没念经的牛肉在成分上检测不出什么差别,但信徒们仍然有理由要求用“清真”标识出特定的食品以便选择。

当然科学派会认为宗教徒无非是迷信,那些要求不值得被尊重,但一般的无神论者也未必总是用“科学”来选择商品的。

比如我看见有人在河边撒过尿,我很可能就会抵制喝这里的水,哪怕你再怎么说其中是干净的山泉水,或者用各种科学检测告诉我之前的尿水早就稀释到忽略不计了,或者告诉我我回头去喝的井水更不干净,我也喝不下去了。这种抵触不需要讲什么科学道理。类似地,我既然知道历史上科学家和相关利益群体玩过的各种猫腻,或者我对于转基因对自然的破坏行为本身感觉不适,我就对这帮人信誓旦旦推出的安全食品感到抵触,这也无关科学。

又比如说同样两件产品,质量差不多,一件是张三婶家的工厂生产的,另一件是李四叔家生产的,张三婶和蔼可亲,李四叔冷漠黑心,我就乐意买张三婶的产品,不愿意照顾李四叔的生意,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无关科学。

再举个假想的例子,一家果冻厂开发出从人肉中提取明胶的技术,提取出来之后和其它方式生产出来的明胶检测不出什么差别,吃进去营养都一样,假设尸体来源也是合法的,那么这个果冻和一般的果冻完全一样吗?抵制这种果冻完全是无理取闹吗?

强唯物论者确实不会在乎这些,他们认为只要成分一样,测不出任何差别,那么两者就没有差别。这也是现代世界观的特点:世界图景化,所有事物被“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每一个东西都可以从其时空关联中抽取出来,从而放到实验室中被精确分析。这正是转基因所谓“实质等同”原则的哲学基础。但至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世界还没有变得那么刻板。

如果我们承认消费者有依据产品的背景而非产品本身来选择产品的自由,就应当允许“转基因”或“非转基因”的标识。我和大多数反转人士不一样,我不希望政府强制去禁止转基因食品,甚至不支持强制性的转基因标识。如果消费者都抵触转基因,那么精明的商家自然会自觉自愿地争取非转基因的标识,相应的监督机制就会建立起来,不敢标识的商品自然就占了劣势。政府不应该去裁断科学和非科学,更不应该去主宰市场。现在许多挺转派希望从政府多捞钱,反转派则希望政府多下禁令,这两种诉求我都不支持。政府可以适当提供监督,保证民众的知情权,比如不让转基因食品也可以任意贴上非转基因标签。至于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哪种在科学上更安全,哪种在市场上更受欢迎,这都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情。

但转基因问题似乎不只是自由市场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一些反转人士看来,转基因作物危害的不只是个体,更包括整个环境,牵涉到了公众安全问题,因此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比如原子弹的生产和销售能够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吗?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转基因食品如果吃下去当场就中毒,那么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了,问题就在于转基因可能造成的危险不是一时一地就能显露的,而可能是全局性的、生态性的。

转基因作物如果大面积推广,说它不会影响生态环境我是不敢相信的。当然有些挺转派会科普转基因农田一般会有严格的控制,比如按比例混搭普通农田,有科学的手段检测并控制其生态影响。但大自然的物质循环是拦不住的,作物的改变肯定会影响昆虫,影响土壤,影响微生物等等环境,而在开放的自然环境中究竟会造成怎样的连锁反应,这是在受控、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下难以预测的。

有人说转基因技术与自然环境中的基因变化,以及传统方式的人工育种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诱发和选择基因突变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而已。且不说这种说法并不合理(转基因造成的基因变化往往是自然条件下依赖突变和杂交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即便真是如此,这“速度”上的差异也是致命的。在自然的进化史中,物种之间的变异速度大致是差不多的,花变异了,虫也会随之改变,每一种物种的进化都不是它一个物种的事情,每一种新的改变都会与整个生态系统中其它相互关联的部分相适应。进化史中很难发生一种物种进化了,而它的环境却停滞不变的状况。但转基因所激发的变异只是针对某一被人为孤立出来的物种,把这种被改变了变异速度的物种重新放回自然环境后,它的节奏与环境中的其它物种无疑是不搭调的,于是这种外加的刺激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引发环境动荡的诱因。例如一个外来物种侵入某个环境中,很可能就会不受控制地破坏原先的生态平衡。目前转基因技术尚未引起广泛的生态突变,或许是因为转基因激发的变异还不够大,或者影响的力度和时间都不充足,但如果转基因作物进一步推广下去,早晚可能出现生态失衡的局面,问题只是这种失衡究竟能有多严重罢了。这不要求转基因技术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而只要它对于基因变迁的影响有着量上的差别,就会引起危险,因为所谓“失衡”本来就是一个各方面节律不平衡的问题。

现代技术与现代金融体系一样,基本上就是一个“借钱还债”、“寅吃卯粮”的逻辑,“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控制,注重的永远是眼下效率的提升。转基因的逻辑也差不多,抗虫基因真的能抗虫吗?就算现在它真的能抗虫,那么虫也会随之变异的呀,如果说转基因作物果然无毒,营养丰富,那么能吃此作物的昆虫自然要比不能吃此作物的昆虫更具生存优势,按照进化规律,抗抗虫基因的虫类迟早会占据上风。但现代技术的思路是怎么解决的呢?很简单,我们发展得比虫快就行了。我们这边基因和农药的更新换代速度始终比自然界的反馈更快一步就行了,等虫子变异了,新的抗虫基因又发明出来了。这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但这和借钱还债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别人早晚要来催债怎么办?很简单,不断加速借钱就行了,钱只要一笔比一笔借得多,就总能还上旧债。这种方案放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无耻的老赖行径,但放在整个现代社会而言就正是最“先进”的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

但这种方式的危险是,一旦发展的速度跟不上了,环境并不会停下来等你,出来混总是要还,一旦开始还不起了,就可能全面崩盘。如果发展的速度真能不断加速呢?那么人与其自然环境的节律将会越来越失衡,弦越崩越紧,危机也将越积越多。

生态崩溃与一般的风险不同,一旦整体的生态环境发生崩溃,那几乎是无可挽回的,也就是说,人们几乎没有机会去“试错”。这类崩溃曾经在许多相对封闭的地域发生过,例如复活节岛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直到现代,随着所谓的全球化,人类的生存空间一下子拓宽到了整个地球,所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可以有无数个类似复活节岛的生存环境,因此一个复活节岛的生态崩溃,可以给其他人提供经验教训,但一个地球的生态崩溃是人类承受不起的。

说了这么多我也只是想表达转基因技术有风险,但我仍然不支持政府强制立法去禁止转基因研究或买卖,为什么呢?因为转基因的风险和原子弹毕竟不同,原子弹的危险是已然明确的,因此可以明确地进行商议和约束,但转基因的危险并不明朗。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已然造成了危害,我们就可以根据他危害的程度,进行定罪量刑,进而限制他的自由。但一个人尚未造成危害,只是说他有潜在的危险性,或者很可能已经造成了危害但没有明确证据,那么我们应当遵循无罪推定,而不能未卜先知地事先判决,即便说这个人犯罪的可能性极大,也不能作为事先剥夺其自由的理由。

我们需要的是未雨绸缪,而不是先发制人,这是有极大区别的,我主张警惕转基因技术(和其它现代技术),但不支持扼杀它们的发展。我知道你明天有可能要来杀我,我自然应该未雨绸缪,做好各种防范措施,但不代表我可以今天就先杀掉你,即便说除非提前杀掉你,否则我就注定难逃毒手,我也无权这么做。

探索和进步就注定要伴随风险,这是人类的宿命。人面对死亡时,活着才有了意义,而人类文明也总是需要面对灭亡的危机才能焕发光彩。面对环境危机,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一种是极端的乐观:人类总能度过危机,就和过去无数次一样,自然和市场会调节一切,不必担忧。但这种逻辑就好比说:我过去度过了许多岁月,一直没有死过,所以我将来也不会死。或者说:我前十八年每年都在长高,所以增长会永远持续。这类盲目的乐观是没有道理的。人类文明一旦全面崩溃,只需要发生一次足矣,过去度过了再多危机也不能证明我们超脱了生死。另一种是极端的悲观:这么发展下去人类肯定要灭亡的,人类文明没救了,不要发展,回到娘胎里最好,不然我们也就只能唱唱挽歌了。这就好比是害怕死亡而自暴自弃,不敢出门探险。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4 条评论

  1. 的确 国内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网络争论过于极端 我曾经一直关注方舟子和崔永元的微博口水战 发现网络给予了一些人表达自由 但是在自由的语言环境下 他们并没有基本的表达尊严,完全是俩个敌对阵营的相互献丑。现代技术似乎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无法逃避 它就是生活世界本身 所以相关的监督和审慎就很关键。

  2. 引用通知: 关于转基因 « 冷知识·爱生活

  3. 呃,说了这么多,博士的话还是无助于解决问题啊。

    • 哲学家不关心怎么解决问题,哲学家更多的职责在于提出问题,至于解决,是政客和实际相关行业的工作者所要思考的问题。而且,许多问题并不是能够解决的。比如认识到人的必死性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死亡问题,无论我知不知道死亡的意义,我都还是要死,这没法解决。即便是那些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思想家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定的事情,动嘴皮子的人只能通过影响他人的思想,间接地影响他人的判断和行为,再间接地造成某些实际的改变。

      关于转基因我的建议只是“警惕”,我知道这解决不了问题。比如你知道了你邻居老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你警惕他,这就是方案。警惕总比放任乃至支持强,不提防他威胁反而给他输送弹药显然是愚蠢的。但你说要在他作出危害之前就“解决”他,先发制人把他杀掉,这我也反对,再说你恐怕也没有能力杀得掉他。所以最好的方案也就只是警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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