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祸与专制

前些天北京暴雨,非常遗憾我正好回到了上海,错过了这次罕见的盛事、

暴雨成灾后少不了各种指挥得力、团结一心的歌颂,然后又出现捐款号召,我们也见怪不怪了。

捐款号召在网上当然骂声一片,但现实是它毕竟还是会起效的。且不说还有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会乐于捐款,光说那些“先进”的企事业机关单位以及中小学校布置一些捐款任务下去,不知能捞到多少呢。

评论红十字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些钱会不会被腐败挪用,即便这些捐款都使用得完善透明,只要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官方的基础和应急投入与民间自发投入无法明确区分,那么任何一个公益捐款都是可耻的笑话。

这方面不再多说了。现在我想说的是,从这些灾祸及其应对措施看来,我们能够体会到:灾祸与专制相辅相成,而与民主却是相对立的。

当然,专制体制也视灾祸为“敌”,但专制恰恰是依赖于敌意而构建起来的,因此虽说灾祸仍是社会的敌人,但却也是专制社会最为亲密的伙伴。相反,民主社会就真的比较排斥灾祸了,特别是一些重大灾祸面前,民主国家也不得不开启“紧急状态”,所谓“紧急状态”,无非就是在一些必要的方面采取较为专制和强硬的举措。至于那些专制国家,在事实上,以及经常确实在名义上,始终处于紧急状态,总是面临着“最危险时候”。

灾祸促进了对专制的要求——要求强有力的领导,严肃的只需,团结一心的氛围。这一倾向即便是在民主国家也难免。但区别在于,民主国家一旦克服了短期的灾祸,制度的运转很快就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而且由于军、政、法等权力比较分立,非政府的市民社会也有比较强的自治力,使得专制元素不至于迅速贯彻到整个体制。而在新兴国家,权力制度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成长和分化,市民社会力量薄弱,一旦进入迎战灾祸的紧急状态,就很可能陷入恶性循环,不可自拔。

这个恶性循环就是灾祸和专制的互相促进。在灾祸促进专制的同时,专制也回过头来促进灾祸。

从解决迫在眼前的燃眉之急的意义上说,专制制度的效率看起来更胜一筹。但这恰恰是专制制度的根本问题——它正是建立在对解决眼前问题的效率逻辑之上的。如果没有眼前有待攻克的敌人,治理又该参照什么呢?

如果说建设一套强大的城市排水系统需要积数十年之功,而其效果可能要在百年后才会显现,那么这种工程谁会费力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即便这种工程立刻就能做好了,但就此失去了再抗灾时立功表现并大收拨款、大征捐款的机会,那又何苦来由呢?

所谓的计划经济恰恰最不善于计划——事实上所订立的那些计划大多是急功近利的逻辑:一个一个数值达到多少、增长多少、完成多少工程,都讲求立竿见影。但基础保障设施、养老、教育、生态环境等等无法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始终得不到高度的投入,教育经费达到最起码的4%都比登月还难,这是为什么?不是据说我们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吗?但这“大事”指的是诸如航天登月、奥运会、阅兵式之类的大场面大声响的大事,却不是润物无声的百年大计。

当然,理论上说,专制制度也可以支持百年大计,只要“上面”布置下来,把每个阶段的工程设定为眼下必须攻克的任务。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期盼我们的领导核心确实以民为本,确实心系社稷。但这还是次要的。即便我们的最高领导无比英明,布置下来的任务都功在千秋,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保执行,监督机制如何运转。

现在我们的制度是下级对上级负责,因此下级官员要注重的是上级的视察、考察、验收,因此茅台成了中国官僚体制的核心枢纽。腐败问题无法解决,因为腐败问题仍然是施政问题之一,仍然需要一个监督机制,如果说这个监督机制仍然是下级对上级负责,仍然靠的是上级对下级的视察、考察、验收,那么无非是让茅台的用武之地增加了一环。

即便说完全解决了腐败问题,靠上对下的监督模式也是低效的。毕竟再怎样英明神武的领导也不是千手千眼观世音,真正要调研考察最终总是要依赖民众的眼睛。

但相比下来,中国古代趋于成熟的官僚体制还是能够较为有效的运转的。因为它拥有两个额外的监督机制。一是史官制度,官员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立场中立的史官记载下来。一些史官负责把官员的言行呈报上级——例如监察御史之类的官员——这种机制类似于现代的检察院。但更重要的是,被记录下的言行最终将可能被编成传记,进行盖棺论定,流传百世,被子孙世代传诵。在崇拜祖先的宗法社会中,这“一世英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史官制度使得官员的言行一方面对上级负责,另一方面更要对后世负责,对自己的香火负责。

另一个监督机制是“天谴”,也就是灾异,换句话说,这一机制在现代人看来是无稽的迷信。但无论如何,它很有意义。无论是日食之类的异象,还是干旱、洪水、地震之类的灾祸,都被看作上天的警告。发生了灾异之后统治者需要进行相应的仪式,皇帝需要自我检讨,修德修政,诏求直言,罢免官员,大赦天下等等。

在自然灾害面前,仪式有什么用?用现代的、“科学”的脑筋思考,大概是多此一举。但它的意义恰恰不在于攻克眼前的危机,而是利于长治久安的事情。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灾祸发生的时候,统治者不是忙于歌功颂德,赞美指挥有力团结一心,而是战战兢兢地检讨得失。罢免官员有什么用?在理论上说,罢免高官是出于“替皇帝向上天领罪”的考虑,但从实际效果上说,这正是让统治阶层保持谦卑敬畏,让民众疏散仇怨的做法。

以仇恨立国的制度是难以长久的,今天把自然视为敌人鼓动人定胜天,明天煽动大家打击阶级敌人,后天鼓动人们对抗美、苏、日、法等等外敌……民众的仇怨是可以被不断转移的,只要找到同仇敌忾的对头,民众就可能团结一心,拥护权威的领导。但仇恨是把双刃剑,它随时有可能调转头来指向这个领导核心。到时候五毛党们就要问:你们为什么那么意气用事,为什么那么非理性,就不能平心静气地考虑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吗?岂不知这局面正是自食恶果——是谁灌输了民众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是谁扼杀了民众的批判思维?——批评者越多,政治就越稳定,而当怨恨淹没了批评,敌视和冷漠盖过了讽议和调侃,统治就岌岌可危了。

灾祸发生后,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老百姓是会怨声载道的,无论你怎么歌颂抗灾抢险的英明领导,无论你如何把刚刚失去亲人的地震孤儿捧上歌舞升平的庆祝会,你都无法让经受灾祸的人们高兴开怀。特别是,看着领导们在灾难之后一个个立功提拔,捞足油水,在庆功会上豪气万丈地展望美好未来,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心理如何能够平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平正义的问题——明明是难以抵抗的天灾,为什么古代的皇帝要检讨贬官,为什么西方的官员要引咎辞职?效果正是要疏导民怨,让苦闷的民众得以发泄怨气。

当然,从眼前的效率而言,临阵撤换官员,似乎会影响抗灾的效率,搞检讨会也不如搞动员大会更能激发团结的斗志,总之,不去塑造同仇敌忾的氛围似乎会削弱抗灾的战斗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专制更容易应付眼前的灾祸也是相对而言的。在没有成熟的民间组织,也没有完善的保障设施的情况下,面对让人手足无措的突发灾难,一个强有力的权威领导就是非常必要的了,不然让民众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就糟糕了。但问题是,为什么民众一旦不靠强力领导就会一盘散沙?这恰恰是制度造成的。如果平时就放开民间自由结社,如果平时不去着力培养民众对权威的依赖而是培养自由独立的公民意识,那么不要说撤换几个一线官员,就算是官方指挥系统完全瘫痪,民众在突发灾难下也未必至于一盘散沙。

 

关于 古雴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原文链接),详情参考版权说明。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欢迎比特币打赏: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

3 条评论

  1. 引用通知: 随轩 » 解决问题与体制改革

  2. 某国真应该好好学习民主印度和民主菲律宾的抗灾经验。

    • 你是在讽刺吗?真要学习的话,当然要冲着日本或西方国家学。要百步笑五十步的话,再去谈印度、东南亚好了。

      光政治上空降一套西方体系是不行的,因此我主张自下而上的改良。印度就是一个悬空的民主制度,但文化层面和社会底层结构方面非常滞后,民主制的良性循环转动不起来。但即便是这样,印度也还是有值得学习的东西的。菲律宾就更加了,至少从新闻上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菲律宾灾民首先都是在学校里避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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