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三”期中讨论提纲（关于科学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马院老师看了会不会疯掉？

“邓三”期中讨论提纲

要求：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选一方面谈谈体会。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那么，这里首先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为什么不称这种发展观为“人本发展观”或其它，而偏偏称为“科学发展观”呢？“科学”一词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意义？名正则言顺，“正名”的问题应当是极其重要的，但这个问题在相关的教材或文章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讨论——为什么不用“人本”、“和谐”、“协调”、“全面”等与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关系更显明的词语，而独以“科学”冠名？

要知道，在西方，“科学”与“人本”在许多语境下不仅不是同义词，反而是一对相互对立或矛盾的范畴。例如稍早前国内学者一般将西方现代哲学的流派分作“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对立的两大阵营，争得不可开交。可见“科学”与“人本”并非能够轻而易举地画上约等号的。如果说国内学者对于这些术语的理解与西方学者迥异，如果说在国内学者眼中科学与人本非但没有矛盾反而是一体两面的范畴，那么，无论如何，至少应该重视对概念的澄清——究竟“科学”指什么？

一般来讲，科学是追求“去人化”的，是要求达到客观性（排除人的因素）、抽象性、普遍性、超文化、去感情的、独断的（真理不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而相比起来，科学发展观却要求强调人的角色、关注具体的、现实的问题、重点只针对中国特色的国情的、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的、是人性化的、追求民主的。可见，从表面上看，科学发展观与“科学”的本意不仅不相通，而且简直是相抵触的！

在日常用法中，“科学”常常与“正确”、“好”等词等同。但理论学者显然不能满足于这样暧昧的定义。事实上，科学不一定总是“正确”（真理总是历史的），而“正确”的也不一定都是科学。比如说我是个男生是正确的，但科学似乎不包含这些杂碎的判断，而绝对正确的论断，比如如果我是男生那么我是男生，就绝对不是科学，而只不过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

究竟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要“以科学的名义”，应该是更多的理论学者需要投入更多关注的问题。我在这里只提一点参考意见：

科学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即与“迷信”相对立。所谓“迷信”，也就是指盲目的、非理性的或狂热的崇拜。而强调科学发展观，所针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恐怕就是对发展的迷信吧！

那么，什么是迷信的发展观呢？那就是对“发展”的盲目崇拜，而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复杂内涵、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发展的最终目的等等都缺乏理性的反思。这种迷信特别表现在对于GDP数字的盲目崇拜，只关注形式化、单一化的所谓发展指标，认为只要提高了产品的总量就是发展生产力，认为只要提高了经济的总量就是发展人民生活条件等等。而科学发展观需要破除以上种种的迷信。我们认识到，片面的发展速度再快，也不一定总是好事，发展不能解决一切矛盾，反而可能伴随着新的问题。我们认识到，仅仅强调“发展”是不够的，更需要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等。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关于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方面，我节选并改写自己前年的论文谈些看法。

首先，“统筹”一词令人联想到计划经济——当然这是两个范畴的概念，不能等同，但确实地，统筹一词表明了某些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东西。

我们认识到，有一些问题，完全依赖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是绝对不够的。而且，进一步地，完全依赖经济学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强调“政治经济学”，经济问题不能与政治问题相脱离。而具体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这是要引入一整套理论来引导经济，而这一引导经济发展的理论被称为科学，而并不是专属于经济学的理论。这与许多迷信发展问题只有且只需在经济领域解决的西方学者是不同的。

经济的调节确实是缓解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一种有效的途径，但绝对不是根本的途径，而许多经济学家都过分迷信于经济的力量，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是相信市场经济可以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利用“看不见的手”化解环境危机，比如资源的匮乏导致其价格的上升，这促使人们寻找出替代的资源或新的技术；另一种较理智的观点认为，当前的经济模式的确需要调整，但是解决危机的根本途径仍然是经济的手段。而这两种观点都是一厢情愿的。

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的增殖，“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无止境地追求资本的增殖，也就是无止境地追求经济增长。”“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个人贪欲基础上的”[①]资本主义把“贪欲”合理化，并使其成为人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就是当每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才是最有益的，于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讥笑道德家的虚伪，他们过于相信市场调节、整合功能，认为不讲道德的人往往比讲道德的人，确切地说不具有美德的人比具有美德的人，更能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在他们看来，人类没有必要培养那么多美德，在贪欲的推动下就可以创造富强的社会”[②]当然，他们的观点是有依据的，资本主义确是有史以来最能够保证实现富强的制度，但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如果单纯把社会的意义视作无止尽地积累财富的话，说不定他们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人类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物质财富吗？人类的物质富裕了，精神却空虚了，拥有的财富却不知道用来做什么，于是便花出财富以谋得财富——人们管这种行为叫“投资”，于是人们陷入了一个怪圈：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投资，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财富……当然，人们因此得到了奢侈的生活，人们享受着物质的富足，却从来不能感觉到满足。“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③]

看起来笔者快成为受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讥笑的道德家了……好吧，我们暂且不谈道德，不谈精神危机（留到后文再来讨论），我们且看一看经济学是否足以应付环境问题。

和许多科学一样，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抽象化”和“形式化”，它追求将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化为可以数学计算的抽象模型，这在科学分析上固然是需要的，但在面对社会现实时，这种抽象的思维便成了经济学的某种先天不足，如《地球 祖国》作者所言：“在经济学中，数学化和形式化变得越来越精确而造作。这种倾向的缺陷之一便是导致脱离社会、文化、政治背景的抽象化。经济学赢得了形式上的精确性，却忘记了自己实际处境的复杂性，即忘记了与经济相互依赖的其它东西。”[④]

抽象化和形式化要求经济学将一切事物的价值定量化地处置，环境、资源、生物甚至人本身，都成为了商品，一切价值都将可以用数字来描述，即转换成货币，只有这样，模型化的分析才是可能的。于是“现代经济学对再生性资料和非再生性资料不作区分，因为它将所有的东西都折算成金钱价格。”[⑤]这样的结果是，使用可再生资源或非可再生资源、使用环保材料和造成污染的材料，并不存在性质上的或根本意义上的区别，而只有花销多少的问题。当然，有识之士还是可以分辨出其中的差别，因为有些做法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回报却不利于长远。但是，正如“公地的悲剧”向我们揭示出的困境那样——在一个争夺利益的群体中，当一个人为了长远的利益而舍弃眼前的利益时，由于别人更快下手，他可能连长远的利益都得不到；然而当每个人都只注重自己当下的利益时，整个环境资源将趋于崩溃。强调个体自由的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将要面对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建立在掠夺、剥削和转嫁的基础上的。日本的环境保护做得十分好，但是如果没有它在菲律宾的矿井、没有在印度尼西亚采伐森林、没有到外国进口纸张和一次性筷子，它的自然环境决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而现在，一些西方人和一些东方人却在鼓吹将西方的经济模式应用于全球，这是截然行不通的！

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包括环境问题的种种危机，有识之士纷纷开始了思考和反省，并提出改革的策略。笔者认为，最早对工业文明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反省与批判的，首先当属马克思。

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没有体会到现代文明那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然而他深刻的洞察力却超越了他的时代，同样深刻地揭示出今日社会的种种问题，并为克服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丰富的的思想资源。

由于在马克思的启发下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思潮内容复杂，限于能力和篇幅，笔者暂不叙及，下面笔者主要考察马克思本人的生态智慧。

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创建之一即是“唯物史观”或所谓“历史唯物主义”。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解释社会如何演变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唯物主义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一个‘本体论’的或‘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者。”[⑥]恩格斯指出：“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人们愈会重新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⑦]

马克思本人也有关于超越唯物与唯心二元对立的表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⑧]正是通过“历史”，马克思将主体与客体、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将人与自然统一到了一体。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自然和人类之间没有分离，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它们在一种循环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围绕着“人”展开的，但是人又必须并必定密切联系着自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真实部分，是从自然到人的转化过程的真实过程。但是，自然科学以后将包含人文科学，正如人文科学将包含自然科学一样。”[⑩]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较多地讨论了自然的“人化”问题，马克思从人出发而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出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向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

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另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究竟现实中的自然界是什么呢？马克思反对抽象的、思辨的、沉迷于形而上学而不能面对现实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并不探讨抽象的、外在于人而自足的形而上的“自然”，而是关注现实的、历史的、人的自然——“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2]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3]显然，马克思不是一个主张“自然界内在权利”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尽管我们也能找到马克思关于自然物权利的一些表述，如“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要占有一棵活的树，就必须用暴力截断它的机体联系，这是一种明显地侵害树木的行为。”[14]但马克思考虑价值和权利更多地还是出于人类的视角。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却和深生态学的“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观相契合！

新马克思主义格伦德曼认为：“人类自我发展的缺乏时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15]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在于“人的解放”或者说“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关于人之本性的探讨发人深思。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界的无止境的掠夺和破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奴役，正是人之本性的“异化”所致。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它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亦指出，人在与自然打交道时应“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7]在马克思看来，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正是在于忠实于人之为人的本性。当人类真正消除异化，找回人性的本质并坚持人之为人的尊严时，才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之时。

而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的要求，是马克思关于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理想，及其对于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怀相继承的。

200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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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②] 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注释1）

[③] [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毕聿 译 刘晓君 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④] [法]埃德加•莫林 安娜•凯恩：《地球 祖国》，马胜利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2页

[⑤] [美]赫尔曼•E.戴利 肯尼恩•N.汤森/编：《珍惜地球》，马杰 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4页

[⑥]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刘颖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⑦] 转引于（9）王正平/著 《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第81页

[⑧]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05页

[⑨]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刘颖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⑩] 转引于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反自然的社会》，黄玉兰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56-57页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89页

[1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83页

[14] 转引于 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15]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刘颖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1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58页

[17] 转引于 何怀宏 主编：《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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