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著《技术哲学导论》（清华科史哲丛书）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2021年5月）。说起来，这似乎是清华科史哲丛书两期以来第一本原创书，其它几本要么是早已出版的修订再版，要么是基于博士论文或英文专著而成，这本《技术哲学导论》是完全在清华科学史系期间的工作。这本书是我的第6本书，也是我自我感觉最好的之一，以下是我为该书写的自荐文：
我们正处于“技术时代”，技术是当今世界的关键词，它无处不在，主宰着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到航天登月、国际纷争，小到娱乐休闲、吃饭买菜，我们都在使用技术、面对技术。不止是大厂码农和外卖骑手成天要和技术系统较劲，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技术的纠缠。
领导人、企业家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要不要造芯片，要不要加关税，当然都离不开技术的问题。但普通人也不能幸免，老年人玩不来手机，我们犯愁，小孩子太爱玩手机，我们也犯愁。买电动汽车还是买燃油汽车，买有机食品还是买转基因食品，要买科技股还是买白酒股，买数字货币还是买养老保险，给孩子报编程课还是美术班……这无数问题背后都有“技术”的身影。
当然，在任何时代，人类的生活都是寓于技术的，也就是说，人总是在一个已然由技术搭建起来的环境中生存，所以人们遭遇的各种问题向来都是技术问题。哪怕是和大自然打交道的问题，其实也无非是如何利用相关技术的问题，长矛还是弓箭，刀耕还是火种……说得极端一些，所有的生存问题都是技术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如今这个技术时代也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无非是技术发展更迭的速度比过去快得多了。
但这一“速度”上的差异却是致命的。在古代，技术更迭的速度总是慢于人类世代更迭的速度，也就是说，一个人出生时所面对的技术世界，和他年老时的技术环境，并没有太大差别。甚至和他的祖辈和孙辈也差别不大。这就意味着，关于“如何应对各种技术问题”，人们总是可以有漫长的时间去磨合。一个人年轻时积累的经验，到老时仍然适用，还可以作为人生阅历传授给子孙。
所谓“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老年人的确有倚老卖老的资格。如何造桥、如何过桥，如何理解桥和路的关系，等等，这些事情都不成问题，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老人们早就充分理解了桥梁技术和人类生活的关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老年人过了一辈子的桥，但对过江隧道也许还没孙子见识得多，然后新的公路和建筑日新月异，过了一辈子桥的老人反而可能发现自己迷失方向、寸步难行。反倒孙辈靠着智能导航、手机打车，回过头来给老人来带路了。
关键在于，在这个技术时代，技术更迭的速度反超了人类世代更迭的速度，甚至还在不断加速。不仅一个人出生时与年老时所面对的技术世界有天壤之别，哪怕只是从童年到成人的十来年内，许多技术都要迭代几轮了。
这种状况造成了，如何理解技术、对待技术的问题，变得空前尖锐起来。我们非但不再能从长辈那里吸取经验，反而还要额外考虑如何帮助长辈跟上新技术的潮流。我们不再有充足的时间和余地和新技术慢慢磨合，逐渐摸索出恰当的相处方式，因为还没等我们吃透某项技术的意义与影响，新一代的技术可能已经来了。
某种技术的影响力并不总是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来。封建领主用火药加强自己的武装，但结果火药瓦解了封建城堡和骑士制度；谷登堡用印刷机传播圣经，或许认为印刷机能够加强宗教的教化，但结果是印刷机反而加强了世俗化。古往今来，各种革命性的技术发明，除了表面上的功用之外，往往都蕴含着深刻的力量，需要人们重新调整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才能去适应这些新技术。但即便是在四大发明改变世界的时代，各种新技术释放影响和人类反应适应的过程也都是在数十年上百年的尺度下发生的。技术的潜能被逐渐释放，与此同时，无数思想家和政治家、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也逐步作出反应，或迎合，或冲突，最终与新技术的趋势互相磨合。而在今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面前早已失去了从容应对的余裕，许多革命性的新技术不到十几年——在思想家和政治家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过气了。
于是，人类在技术发展面前，感受到了空前的被动。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任由技术野蛮发展，就能够给人类带来美好未来，而一些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的失控将让人类滑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但是，难道说思想家和行动者不再需要对新技术作出回应了吗？年轻人和老人不再能够对新技术积累经验了吗？也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认真地对待技术、理解技术。
“技术哲学”这一学科本身是技术时代的产物。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并非没有注意技术，但他们并不把技术作为主题来进行追究。“技术”成为哲学的主题这件事情本身，就暗示出这个时代的紧迫处境。
但哲学有什么用呢？它能够帮助企业家制定更好的技术战略吗？能够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使用电子支付吗？显然，哲学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似乎无能为力。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哲学家仍然在阅读数十年前乃至上千年前的经典著作，怎么可能更得上技术的速度呢？
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这正是我试图在《技术哲学导论》这本书中探索和呈现的东西。简而言之，哲学并没有具体的“用处”，但它可以通过批判和反思，开阔了视野，打开了思路，找回了从容应对的余地。或者说，接触过技术哲学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敏感”，对日常生活中许多与技术打交道的细节活动，及这些活动中蕴含的冲突和困境，变得更加敏锐。至少说，学习技术哲学可以让我们更多一层“迟疑”，因而更多一番“权衡”。
敏感、迟疑、忧虑、困惑，这些情绪未必总是坏事。例如，在高速路上的指示牌，其意义就是吸引驾驶员的注意，让驾驶员从飞速驾驶中短暂分心，暂时陷入某种敏感和迟疑状态，然后才能判断所处的境况并作出及时的调整。指示牌本身并不能控制汽车，对于汽车的加速或转向毫无作用。但它们可以通过令驾驶员进入警醒状态而间接地发挥作用。
技术哲学也是类似，哪怕是乐观主义的技术哲学，对于促进技术发展本身也并无积极作用。相反，哲学往往总是“拖后腿”的，它试图让人警觉，乃至催促人们观看后视镜。哪怕是汽车已然失控的状态下，驾驶员仍然需要，或者说更加需要保持警觉，当我们以更超然的态度审视自己的处境时，才可能发现更多回旋余地或隐藏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