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的时候我曾经担当北大哲学系《共青苑》杂志的主编，出的是第40期，那时候正好是《共青苑》第15年。
后来20周年的时候据说要做纪念刊，邀请我写了一点文字。今年是25周年，又要做纪念刊了，我这位老师兄又被挖出来做了采访，也请我随便写些文字。面对师弟师妹们的请求，我一般都是来者不拒的，这次也不例外。
关于我主编《共青苑》的经历，在采访时已经说过一些，也没多少可多说的，既然有这个自由撰文的机会，我不妨还是多谈一些看法和思考吧。
话说10周年、20周年之类的纪念一番，那是必要的，然而25周年的纪念，感觉就有些微妙了。《共青苑》最初作为团日活动的宣传手册，出的频率比较高，但至少在我接手的前后，基本上就变成一年一期了，顶多可能是一年两期，5年时间也没过几期，再出纪念刊恐怕是有些频繁了。
年轻人一切向前看，就不怎么看重纪念，20岁、30岁一般都稀里糊涂过去了。只有迟暮的人才钟爱纪念，70岁办一场大寿，75岁再办一场，恨不得每年都纪念一番。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怀疑这种情况暗示出《共青苑》的发展陷入了某些困境或迷茫。在采访时我也得知，最近的《共青苑》似乎较多定位于刊登优秀的学术论文，这无疑是一个糟糕的趋势。
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的学弟学妹们，学术水平应该是比我们当年高了，然而再怎么学术也不过是本科生，一部本科生优秀论文集的存在究竟有多大意义呢？真的特别优秀的本科生论文，可以投到《哲学门》，投到正经的学术期刊那里去，真的想要读优秀论文的同学，当然也应该去读正经的学术出版物，办好一部北大本科生学术论文集，对学术界并不会有多大贡献。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办这样一份杂志？这份杂志究竟是给谁读的？为什么要读？
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搞出一份杂志而办杂志，那么我们追求的的确是“优秀”的文章，收录的文章都是优秀的，那就无可指摘，挑不出毛病来，任务也就顺顺当当完成了。如果你要“别出心裁”，收录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做出来的杂志当然就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完成出刊任务而言恐怕是吃力不讨好了。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共青苑》的存在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团日活动的宣传刊，那就不如建设网站来发布信息，作为一部学术论文集，北大的学术水平也不需要靠本科生杂志来充门面。
然而我还是相信，把《共青苑》这样一份杂志延续下去是有意义的，关键不在于这是一部优秀的杂志，而是在于这是“我们”的杂志。共青苑是我们自己主编，也是主要写给我们自己看的一部学生杂志，这一定位是无论如何不该忘记的。
我为什么要读《共青苑》，因为其中的论文写得好？——如果我想读好的论文，我何不去相应的学术期刊搜索，我为什么不去请教我的师长，而偏要去读同龄人的稚嫩文章？然而，无论怎样优秀的期刊文章无法取代的是，我在《共青苑》上读到的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师兄弟姐妹们的文章，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共同生活，共同学习。
这种“共同感”是《共青苑》这类杂志得以成立的前提。
就这样的定位来说，《共青苑》当然要尽量刊登优秀的文章，但更重要的是，要刊登“我们”自己撰写或自主选择的文章。我们自己的学术论文当然可以收录，但并不是最佳的文体，因为正经的学术论文往往要求中立化，从而隐匿作者本人的个性。因而在我看来，那些更容易张扬个性的杂文、随笔或不那么严谨的论文，才是更适合《共青苑》的体裁。即便是正经的论文，收录时所考虑的也不只是文章本身的优秀，更值得考虑的还是共同感，例如几届同学共同参与的课程中最优秀的课程论文，在我看来就是更合适的选择。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纸媒所承担的功能很多都过时了，比如发布信息的功能早已被网页和微信取代，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和需要，轻松在网络上搜索到适合自己的文章，而不怎么再需要有杂志社特地帮你摘选汇总然后送到你手里。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传统的期刊杂志确实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至少其纸质版的发行已经越来越没有必要了。然而即便我们不再需要《哲学研究》了，《共青苑》仍然有存在的价值，这正是因为这样一部杂志所承载的共同性是难以被替代的。
《共青苑》的意义可以和大学校园的存在相比，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非常便捷，我只要窝在家里，就可以看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课程视频，可以买到最一流的学者的最新著作，可以搜到最古老和最前沿的各种专业文献。那么我还要上大学做什么呢？
当然，互联网技术对于传统大学的冲击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其影响力。然而大学校园的存在始终还是有难以替代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共同性”的维度。
学习包括从老师出发向学生的灌输和传授，也包括从学生自己出发的求索和探究——在这两个方面，互联网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更好的替代，然而还有第三个，也许是更加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横向交流，这种交流始终还是更适合由“共同”的校园生活来支持。
前几天我们几个师兄弟私下聚餐，一边谈着技术与时间，一边吃着驴肉火烧。一个师弟正好收到一个考研同学的咨询，提问者是海德格尔的粉丝，听说我们吴门专门做现象学科技哲学，便来询问如果到这里求学的话能学到哪些相关现象学科技哲学的课程。
答案是零，我们一门现象学科技哲学的课程都没有，吴老师好多年前还开过“技术哲学”课，但近几年也只开本科生的“科学通史”和研究生的“科学史名著导读”这两门课了，现象学的专门课程吴老师从来没有开过。然而吴门的师兄弟们，无论是搞科学史还是科学哲学，确确实实又是深受现象学熏陶的，吴门学子跑出去的确是特色鲜明，自成一派的感觉。那么我们是从哪里学到的现象学？怎么样形成的学术特色的呢？当然，一方面是物以类聚，投入吴老师门下的同学或多或少都已经有些相关的基础了，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就是学生之间的互相影响。
我们每周的吴门讨论课比起任何一门专门课程而言更加重要，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自发的读书会，甚至这种在驴肉火烧的小型聚餐中，我们都会不经意间谈起技术哲学的话题。这些在共同生活中有意无意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帮助，是任何网络课程都难以提供的。当然我们也可能在网络上建立各种讨论群来建立横向的联系，但至少以现今的技术环境而言，隔着屏幕还是很难形成这样一种“共同感”，从而使青年之间的交流成为生活中最自然的一部分。
《共青苑》的意义也必须从共同的校园生活之中寻找，如果只从一篇篇单独的好文章着眼，那么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些文章汇聚为一册。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被汇聚在一起，前提是作者们已经共同汇聚在北大哲学系之中。《共青苑》的意义和一次聚餐或联谊晚会类似，首先都是一次共同参与的活动，是同学之间互相结识、互相展示的平台。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的完成，就好比一张名片的使命不在于其本身印刷得精致完美，而在于它在传递之后引起的进一步交流，如果收到名片的人只是惊叹一下此人很牛很厉害，然后从此把名片束之高阁，那么这张名片就是失败了。如果拿到《共青苑》的人只是惊叹一下这些个学霸真牛啊，文章写得真厉害啊，然后就把《共青苑》束之高阁，那么《共青苑》也是失败了。只有当《共青苑》能够促进同学之间的互相了解，能够成为一些同学一时之间的共同话题，能够成为师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结识和深入交流的契机，这才达成了其使命。
共青苑的“共青”原本当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意思，但我的前一任主编将其重新诠释为“共同的青春”，这不算是曲解，本来“共产主义”之“共”也首先是“共同生活”之“共”，如果没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只是把财产从私人那里剥夺掉，并不能自动地把它们变成共产。一个公园如果只是名义上属于公有，而从来不向公众开放，那也根本称不上公园；在工厂流水线中只有工人的集聚，而没有共同的生活，这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理念致力于解决的基本问题。《共青苑》就是北大哲学人的“共产”，它是属于“我们”的杂志，这并不是取决于一个空洞抽象的署名或标签，而是奠基于现实的共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