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哲学出发解读媒介环境学（博士论文开题计划）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1]）是20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兴起的，它奠基于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人物的多伦多学派，1970年尼尔·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博士点。直到1998年，以纽约学派为中心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学会”。

注意到，媒介环境学不仅是一股新兴的思潮，而且试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制。于是，我的论文之所以以媒介环境学为研究对象，也并不限于归纳和转述相关学者的思想和论点，而且还要把它当作一门学科，来探讨它的定位、范式和意义。而我的出发点——“技术哲学”，与媒介环境学类似，也具有思潮和学科的双重意义。

按照媒介环境学学会副主席林文刚所言，“媒介环境学”这个概念在创立三十余年后仍然默默无闻，“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在传播学研究的边缘地带”[2]。而传播学研究的传统一般被认为是两派之争，即管理（或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3]，前者关注媒介的内容和效果，后者关注媒介的控制和所有权。而按照何道宽等国内学者所说，媒介环境学试图“三分天下”，“成为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大学派”。[4]

但这样一种定位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虽然媒介环境学号称具有跨学科的多维视野，但实际进行解读时，往往只是被定位于传播学之内。而即便媒介环境学真能发扬光大，而与传播学中的另两个学派鼎足而立，也并不见得就达到了最恰当的位置。关键在于，媒介传播学并不仅仅是以媒介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一种方式，“媒介”不如说是思考的出发点，而其真正关注的领域远远超出了传播学的范畴。

按照媒介环境学的“官方”定义，媒介环境学指的是“对媒介环境（media environments）的研究，其观点是技术和技艺、信息模式和传播编码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5]

首先注意到，除了“信息”和“传播”，媒介环境学也关心一般的“技术和技艺”，以麦克卢汉为代表，媒介环境学家普遍持“泛媒介论”，“媒介”的范畴不仅包括报纸、电话、电视等，更包括语言、文字、道路、服饰、城市、时钟等等。如果说人类的存在总是“寓于技术”的“共在”，那么所有人类生存于其间的技术环境都可以算作“媒介”。

为了说明“媒介”的意思，波兹曼举例说：“在皮氏培养皿那里……所谓媒介的定义就是培养皿中的一种物质（substance），能够使培养的微生物生长的一种物质。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来取代这种物质，这个定义就能够成为媒介环境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6]。

无论如何，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概念远远超出一般传播学的范畴，甚至比狭隘的技术定义还要宽泛。

其次，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命题是“媒介即环境”或“环境即媒介”，媒介是人类生活于其中，进行感知、理解和行动的背景，同时，人类之所以有可能感知、理解和行动，也是因为人们总是处在文化之中，因此也就是处在某个技术环境之下。因此，与其说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问题，不如说“人类事务”或“文化的生长”才是真正的关切。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文学教授，麦克卢汉后来的据点是“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而波兹曼创立媒介环境学专业之前隶属教育学院，至于其它先驱或代表人物，伊尼斯的领域首先是经济史，芒福德是以城市史著称的通才作家，法学教授埃吕尔以社会理论家和神学家著名，哈弗洛克是古典学家，翁以研究中世纪文学史起家，爱森斯坦起初是法国史专家……

总之，除了在媒介环境学建制化之后被波兹曼等前辈培养出来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如梅洛维茨和莱文森等），媒介环境学领域的几乎所有著名人物，原本都不属于“传播学”的地盘，也从不以“传播学家”著称。

既然如此，为何羽翼丰满后的媒介环境学，偏要投入传播学的怀抱呢？在包括部分媒介环境学家在内的学者看来，这是因为主流传播学家的忽视和偏见。但在我看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媒介环境学原本就不属于，也不应归入传播学的名下。

当然，麦克卢汉等人的思想对传播学界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正如他们的思想对其它学术领域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那样，并不证明媒介环境学就一定要借势杀入传播学之内占山为王。就好比说许多科学家都爱读波普尔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理应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

我认为，把媒介环境学归入传播学名下，是基于某种误会。这类似于把科学史这门学科归入理科名下。乍看挺顺理成章，但事实上，科学史虽然以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但本质上却应该属于历史学。即便由于背景知识和学科传统的独特性，科学史在建制上往往会独立于历史学，但就其真实的定位而言，它理应属于历史学。

与其把媒介环境学归入传播学，不如把它归入历史学。我的论文正是希望为它在史学领域确定一个更恰当的定位——把它归入技术史的名下。

但也不是说媒介环境学应当成为技术史之内的一个方面，比如有媒介技术的历史，还有非媒介的其它技术的历史。而是说，媒介环境学可以成为技术史的一条路径，或者说媒介环境学是“一种技术史”，这种技术史秉持某种特别的技术哲学观念，从而把一般的人类文明史叙述为技术史，把技术史叙述为媒介史。

我们注意到，那些被媒介环境学追认的著名学者几乎无一以传播学家著称，但又无一不是以历史学家著称。从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到哈弗洛克的希腊哲学史，从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到莱文森的“信息革命的自然史与未来”（《软利器》），不仅都是在做历史，而且都不限于媒介的发明史，而是着眼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广阔的历史视野。

既然将媒介环境学置入技术史的范畴，那么顺理成章地就将重建它与技术哲学的亲缘关系。在一些大力引介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学家看来，媒介环境学与技术哲学的关系无非是“寻根”，顶多是“攀亲”的关系，但根本不属于“同一个话语体系”[7]。所谓“寻根”，是鉴于芒福德、埃吕尔等被追认为媒介环境学先驱的学者同时也以技术哲学家著称，不过随着媒介环境学的发展，看起来与技术哲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了。

于是，将媒介环境学定位于技术史的同时，我也是要重建它与技术哲学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好比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姊妹关系——“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跛足的”，这句话放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这里也同样成立。作为一个技术哲学的博士生，我之所以要研究媒介环境学，根本的目的还是在于为我的技术哲学道路找到支援。

我的技术哲学道路是由吴国盛老师指引的存在论的技术哲学。这条技术哲学路线以“海马主义”作为指导方针。其中，“海”的一面，即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传统，开启了一种对技术的存在论解读的路径，我已经在“海德格尔媒介存在论初探”和“媒介存在论论纲”等文章中阐述了这种基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技术哲学（媒介哲学）思路。而“马”的一面，即马克思的传统，按照吴老师的诠释，指的是“实际性”思想，或者说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8]，换句话说，就是“历史性”。注意到，马克思在根本上是以历史学家，而非哲学家来定位自己的。可以说，之所以海马主义中光靠“海”的一支还孤掌难鸣，欠缺的就是史学的维度。当然，海德格尔本人重视历史，受海德格尔影响的现象学家往往也重视历史，但海德格尔毕竟只是一个哲学家，他强调用具的概念，也追究概念的历史，但并未涉足用具的历史，甚至极少拿具体的技术举例。后来的德雷福斯、伊德等现象学技术哲学家们虽然开始更多地关注具体的技术，但也大多是把具体的技术物作为静止现成的案例来取用，而很少进入技术产生发展的历史之中。

现象学的要旨是对现成性思维的超越，在现象学家看来，有待反思的事物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让人客观地观瞧，但也不是像怀疑论者那样，认为真理总是某种掩藏在可见的事物背后的永不可见的东西。现象学家把事物看成“生成”的——既不是绝然的无，也不是明显的有，而是在事物自无而有的“显现”之中，我们才可能洞察到真理。而要对事物进行反思，就是要设法重现并追究这一“显现”的“发生”。

这样的反思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对个人——自我——经验的反省：我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处于自然态度，客观的视角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呈现的，我通过学习和训练，通过特定的操持和摆置，在特定的“环境”（语境、背景）下，事物才会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向我呈现。那么现象学家就不是去分析这一已然现成呈现的事物的具体细节，而是要去分析使这一呈现得以可能的“背景”。而这所谓的“环境”（背景，林中空地/清场），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使得“有”（内容）之所以能够被呈现出来而必须通过的媒介。

而另一种形式的反思则不再立足于个人经历，而是去追溯整个人类的“经历”，即历史学——考察几何学发展史与反省几何概念在我个人心目中的生成过程有着类似的意义。而且，个人的生活也总是历史性的，不通过历史学的追究来揭示个人的有限性，有益的反思也难以展开。

技术史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哲学负责“发问”，历史提供“解释”。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有些人理解历史学的使命似乎是为历史事件提供解释，比如说西方发生了科学革命，这是为什么呢？历史学家可能援引哲学或科学来提供一套解释，但这其实是误入歧途。历史无法假设，既不能演绎也无法实验，无论援引什么都难以在历史中建立确凿的因果关系。历史事件本身与其说是有待解释的对象，不如说是提供解释的材料。而真正有待解释的是哲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来说，就是形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这样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例如“我如此这般的观念/视角/知识/生活方式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

至此，我博士论文的构思就基本形成了——首先，对媒介环境学的各代表人物进行重新定位，把他们还原为技术史家来进行评述，考察他们的技术史成就；其次，以这些技术史工作作为背景和支援，阐发一种技术哲学。

 

论文计划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交代论文的立意和旨趣，包括

1、对“存在论的技术哲学”的简单介绍。

2、对“思与史”关系的讨论。

3、媒介环境学学派及其在中西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说明。

4、应当把媒介环境学定位于技术史学科而非传播学。

 

第二部分为分论，分章介绍媒介环境学的各位代表人物。大致包括：

1、刘易斯·芒福德：技术的文明史

芒福德是媒介环境学者们公认的先驱，也深受技术哲学家们推崇，不得不予以关注。而且由于的学术生命非常长，他在晚年已经与新兴的媒介环境学派有所接触，并有意识地引用生态学的概念。把芒福德归入媒介环境学是恰当的。而从技术史的视角看，芒福德的贡献在于整个地打开了一个“技术文明史”的天地。芒福德的“技术史”不再只是列数各种技术的发明年表，而是把技术史写成文明史，把文明史写成技术史，从技术切入解读文明的进程。可以说芒福德开启了这种作为史学纲领的技术史，而这种史学纲领是后来的媒介环境学或技术哲学的共同前提。

具体而言，芒福德视野开阔，但最侧重于历史中的“权力”问题，展示出“技术与权力”这一技术哲学维度。

2、雅克·埃吕尔：技术的宿命史

埃吕尔是一个可选的项目，鉴于埃吕尔不属于北美学术圈，而且其思想非常复杂难解，不一定适合在这里进行处理。但媒介环境学家对埃吕尔非常重视，而埃吕尔本人也曾受到芒福德和麦克卢汉的影响，并探讨技术作为中介和环境的问题，因此也值得纳入视野。

埃吕尔以技术自主论著称，从技术史的角度上说，埃吕尔提示了一种所谓的技术决定论立场，事实上即是技术哲学版的历史决定论：给历史带上某种必然的逻辑的并不是什么绝对精神，而是“技术”。虽然说媒介环境学家都是自觉的或“硬”或“软”的技术决定论者，但埃吕尔表现得最为突出，技术的历史成了一个宿命的堕落过程。如果我的论文将处理埃吕尔的话，可以在此处展开关于技术决定论的讨论。

3、哈罗德·伊尼斯：技术的经济史

伊尼斯是麦克卢汉的“良师益友”，深受推崇。他首先是一个经济史家，参与创建了经济史学会及其会刊，后来转向传播史研究，但仍然贯彻着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经济学强调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因素”，而最关键的物质因素与其说是生产工具，不如说是传播工具。而通过传播媒介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并不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而是知识和文化。伊尼斯还有意引入“垄断”等经济学术语来描述知识的控制和传播状况。从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的角度说，伊尼斯提示出的是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重新思考。

4、马歇尔·麦克卢汉：技术的自然史

不用说，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的标志性人物，关于麦克卢汉的研究汗牛充栋。在我的论文中，在第一部分对存在论技术哲学的阐释中已经会略微涉及麦克卢汉的哲学思想，而在这一部分我关心的则是麦克卢汉的史学工作。麦克卢汉对各种具体媒介的历史叙述也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他逐个分析各种媒介的特点，但并不把他们置于一个连续的历史顺序下来梳理，看不出一条明确的叙事线索或编史纲领。但这仍然是一种史学，我们不妨把它称作媒介的“自然史（亦称博物学）”（无独有偶，莱文森的明显向《理解媒介》致敬的《软利器》一书便以“信息革命的自然史与未来”为副标题）。自然史不注重建立一条线性的顺序，而是侧重于对事物进行列举、描述和分类。除了媒介即讯息之类的学术口号，麦克卢汉最著名的那些媒介研究的具体主张多呈现为某种“分类”，例如冷媒介与热媒介、光透射与光照射、视觉空间与声觉空间、中心与边缘等等。虽说无论是芒福德还是伊尼斯，都会作出各种列举、描述和分类，但麦克卢汉是最典型的自然史家。他反对线性的组织，轻视论证的演绎，宣称“我不解释，只探索”。麦克卢汉的工作诠释了我前文的话：“历史事件本身与其说是有待解释的对象，不如说是提供解释的材料。”他所谓的“不解释”正是指不对史实进行解释，但他对每一种媒介的“探索”都在解释着他的各种哲学思想。

当然，麦克卢汉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而非史学家，他在第一部分的地位更加重要。

5、沃尔特·翁：技术的革命史

沃尔特·翁是麦克卢汉早期在中世纪文学专业的学生，麦克卢汉对他而言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与麦克卢汉一样，沃尔特·翁从中世纪文学转向媒介研究，主要的贡献是对口语文化——书写文化的对比研究。尽管先前的媒介史研究也都会进行一些历史分期，但沃尔特·翁最鲜明和最雄辩地提出了一种历史的“断裂”模型。用科学史的话说，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发生了某种不可通约的范式革命。口语文化和书写文化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交流效率的高低或某些方面偏向得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而是整个“世界”的结构，整个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当然，翁是哈弗洛克和麦克卢汉的诠释者，仅就观点上说，翁的主张并不新奇，但翁的著作是这些观点得到系统的贯彻的代表之作，我们不妨通过对翁的评述，集中讨论技术史中的革命或断裂问题。

6、尼尔·波兹曼：技术的人文史

波兹曼是媒介环境学在建制上的奠基人，以脍炙人口的《娱乐至死》等“媒介批评三部曲”著名于世，如果不计埃吕尔的话，波兹曼首次将现代性问题和道德问题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同时他的更多工作在教育学方面，在他看来走出现代性的道路寄托在教育领域。从技术史的角度说，波兹曼的史学中引入了价值评判的维度，注入了强烈的人文关怀。道德教化不仅是个风尚问题，而更是与媒介相关。

技术并非中立，这是媒介环境学或技术哲学的共同前提之一，但技术具体在何种层面上有所偏向，各家学者的关切焦点各有不同。芒福德强调权力的偏向，伊尼斯侧重经济生活中的偏向，麦克卢汉主张感官知觉上的偏向，而波兹曼关心的是人文价值方面的偏向。而人文的维度特别涉及到善恶的评判，因此波兹曼在众多媒介环境学家之中显得特别另类。但如果考虑到人文价值只是技术所承载的各种维度中的一种，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波兹曼与其他人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只是趣味和视角不同罢了。

7、约书亚·梅洛维茨：技术的社会史

梅洛维茨是波兹曼的学生，他为媒介环境学引入了社会学的背景——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梅洛维茨用媒介环境替代了戈夫曼的静态的“交往场景”，媒介的变迁会打破原有的场景边界，显与隐、前台与后台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各种社会交往行为和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不得不发生变化。与之前的媒介环境学家们的宏大叙事不同，梅洛维茨更擅长微观分析，深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之处，他的理论在社会学领域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8、保罗·莱文森：技术的进化史

莱文森也是波兹曼的学生，是第三代媒介环境学家的中流砥柱，是一个杰出的麦克卢汉的阐释者，也是一个高产的作家，至今仍很活跃，也是最受何道宽推崇的一位。不过我这里关心的主要是他在技术史方面的特色。除了阐发麦克卢汉，莱文森特别增添的是进化论的视角。他深受波普尔和唐纳德·坎贝尔（进化认识论）的影响，发展了“媒介进化论”的学说。当然，把进化论用于技术史绝非莱文森的发明，但莱文森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并不是把技术器物当成独立的个体进行研究，而是更侧重于人与媒介环境的协同进化，换言之，技术的优胜劣汰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由人的需求主导的，技术与人更像是某种“驯化”关系。相比前辈们更强硬的技术决定论，莱文森更强调人类理性对技术的“选择”。虽说莱文森在哲学上似乎比较肤浅，但他提示的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第三部分为总论，或“应用”

既然技术史是技术哲学的某种支援，那么在分述了媒介环境学在技术史的各个维度上的展开情况之后，汇总起来，我将把这些资源引入技术哲学的反思中来。在第三部分中，所有的技术史线索，从古至今，无论希腊字母还是互联网，都将交汇于同一个课题之内，也就是“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对我们的时代处境的反思。——何谓现代？现代性是注定的吗？现代的观念与现代的物质基础有何关系？现代性有哪些特征或偏向？现代性是一种断裂吗？现代性是恶的吗？现代性如何改变人们的交往？现代性是可选择的吗？……这些问题都与第二部分的评述紧密对应，但在此处则要重新发问，并在技术史的支持下进行回答。

 

研究的准备情况：

 

1、我已经写过的相关论文和笔记：

麦克卢汉媒介存在论初探

海德格尔媒介存在论初探

媒介存在论论纲

媒介实在论——从媒介存在论看科学实在论

网络存在论——我对网络媒介的体验报告

海德格尔是一个技术悲观论者吗？

印刷术和现代科学的诞生

媒介的厚度——《知觉现象学》1.3.8解读

 

2、中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在以何道宽为首的学者们大力推动下，媒介环境学在中国影响不小。以整个学科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主要是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明伟的《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大学2010年出版；以及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系讲师王冰的《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象》，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出版。

而相关研究论文也很多。当然以麦克卢汉和波兹曼等著名人物为对象的研究是最多的，但也有不少研究把媒介环境学作为整体来评述或引用。下面贴出中国知网上以“媒介环境学”为主题搜索的部分结果：

 

题名	作者	作者单位	文献来源	发表时间
尼尔·波兹曼媒介环境学思想研究	熊楚	中南大学	【硕士】中南大学	2011-05-01
从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变革	徐萍	山东师范大学	【博士】山东师范大学	2011-04-10
媒介环境学视野下的教学媒体应用策略研究	毛春华	河南大学	【硕士】河南大学	2010-05-01
媒介环境学发展现状初探	李倩; 刘欧	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	【期刊】新闻世界	2010-11-20
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	何道宽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广东深圳	【期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12-30
媒介环境学辨析	何道宽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期刊】国际新闻界	2007-01-23
微博的统合与偏向——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	赵梦溪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期刊】新闻世界	2010-11-20
媒介环境学视角中的小说《手机》	熊国荣	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期刊】东南传播	2011-04-30
媒介环境学视野下的微博碎片化现象	张芳圆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期刊】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4-30
美丽新世界中的文化危机——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环境学	王颖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期刊】文艺研究	2010-06-10
媒介环境学理论范式:局限与突破	刘建明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05-26
对广播情感夜话节目的媒介环境学分析	郭欣荣; 翁玉莲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期刊】新闻界	2011-11-15
媒介环境学对技术认识论的争论	李曦珍; 王晓刚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期刊】云南社会科学	2011-09-20
媒介环境学视阈下的语言研究	毛力群; 周伟红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期刊】文化学刊	2009-06-15
媒介环境学家对“专门化(专家)”问题的警觉性认知	秦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期刊】国际新闻界	2009-08-15
手机传播现象初探	黄东亮	复旦大学	【硕士】复旦大学	2008-05-30
警惕新媒介环境下的技术控制——腾讯与360之争的媒介环境学解读	王建磊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期刊】新闻记者	2010-12-05
从媒介环境学看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周海英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期刊】兰州学刊	2009-06-15
论尼尔·波兹曼对麦克卢汉思想的传承——公众话语方式决定话语内容	刘识萌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期刊】东南传播	2010-05-30
互联网、社会隔离与自我构念——基于媒介环境学的一点思考	何晨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期刊】新闻爱好者	2011-01-20

 

以上论文远不全面，但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中国学界对媒介环境学的接受现状。我们注意到，媒介环境学不但早已引入中国学术界，而且已经能被活学活用，用来分析一些当下的具体的问题，例如手机、微博，甚至3Q大战也成为了媒介环境学的分析对象。可以说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是有生命力的。但另一方面，注意到所有这些相关论文的作者和杂志几乎都还局限在“传播学”的名下。因此，把媒介环境学引入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领地仍然是一件值得努力的工作。

 

3、基本的参考资料（媒介环境学原著部分）

Casey Man Kong Lum,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2006（有中译，改名为《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重要）

Marshall McLuhan, The Extensions of Man. 1964（有中译，有电子版，重要）

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1962（有电子版，较重要）

Marshall McLuhan and Eric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次要）

Harold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1951（有中译，有馆藏，较重要）

Harold Innis,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 1950. （有中译，有电子版，较重要）

Walter Ong,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1967.（有馆藏，次要）

Walter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1982（有中译，有馆藏，重要）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1985（有中译，有电子版，较重要）

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1992（有中译，有电子版，次要）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1969（有电子版，次要）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有中译，有馆藏，重要）

Lewis Mumford,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Vol.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67 Vol.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1970（较重要）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John Wilkinson, Tra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K. Merton. 1964（有电子版，次要）

Jacques Ellul, 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 Konrad Kellen and Jacques Lerner, Trans., 1973.（有馆藏，次要）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Vols. I and II. 1979; （有中译，有馆藏，次要）

Eric Havelock, Preface to Plato. 1963 （有电子版，次要）

Robert K. Logan, The Alphabet Effect: The Impact of the Phonetic Alphabe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2004

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1985（有中译，重要）

James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Unwin Hyman, 1989（有中译，有电子版，次要）

Regis Debray, Media Manifestos: On the Technologic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Forms. Eric Rauth, Trans. 1996.（次要）

Jay David Bolter, Turing’s Man: 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mputer Age.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有馆藏，次要）

Paul Levinson, 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1997（有中译，次要）

Paul Levinson, 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 1999 （有中译，次要）

Paul Levinson, Mind at Large: Know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1988（有中译，重要）

Christine Nystrom, 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Ph.D. diss.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