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仆咖啡厅与“职业道德”

因为方咬韩事件的刺激连写三篇文章，也算够本了，韩寒既然也宣布停笔不谈了，我也到此为止吧。于是这篇文章是接着更早的“王道”一文写的，大家可以跳过之前的三篇文章，我们接着谈“道德”。

我们说王道就是至善之路，而至善无非就是“最好的生活”。但就传统意义上的君王而言，其王道只是提供某一种最经典的，或最一般的形式。但是实际上，人们追求的生活往往是特殊的：不仅仅是“做个好人”，而且对于具体的人而言，他的生活之道往往朝向一个更限定的方向，比如说“做个好教师”、“做个好学者”、“做个好战士”、“做个好医生”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职业道德”。

要注意，我所讲的道德，都不是在功利主义的或规范伦理学的范畴上讲的，所谓道德绝对不是指遵守某一套底线的规矩——道，路也；德,升也。通俗来说，道德讲的就是“向上之路”，换言之，道德问题就是“如何追求卓越”的问题。王展示卓越，教人们趋之，这是王道。而职业道德指的无非就是，在某种特定的事业中，如何追求卓越。

上升之路并非没有止境，超凡入圣，止于至善之境，总是可想望的。但道德的关键还是行走之道路。比方说，所谓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将军”正是士兵之道的一个方向。授予最好的士兵以将军的身份，这是对士兵之“好”的恰当的嘉奖，但并不是说没有机会受封将军的士兵就一定不好，更不是说只要受封为将军就一定是好士兵。士兵之“向上”之路只是在特定的制度和条件下才显得与其职阶的上升过程相重合，士兵之“好”在于勇敢、坚毅、果断等等这些作为一个理想军人所应具备的种种人格品质，而在历史而言，许多作为理想榜样的好士兵最终获得了将军之位。但如果说现在一个胆小的懦夫因为贿赂而获得了将军之位，这无论如何就称不上是一个好士兵了。

因此，“道”往往同时蕴含着某种“法”，每一个特定的行当或职业会有一些相应的礼仪、习俗、规章和约束，这些“法”勾画出上升之道的轮廓界限，以便让德性的高低尽可能与外加给他的身份和地位得以相称。

但现代主流伦理学从根本上误置了“道德”的问题，把道德问题理解为仅仅是规则问题，而遗忘了规则的制定终究是为了向上攀爬。另外，现代人倾向于把职业理解为一种买卖契约关系。比如说，我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意味着我靠“做医生”来赚钱谋生，于是我要遵守医生的规则，从而获得相应的报酬。于是“职业道德”仿佛成了获得“报酬”的条件而已。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讨论过了，“钱”根本不应该是一项恰当的追求，而只是追求的前提，是保障我们能够超越动物性的追求而“做人”的前提。我们追求的是“做个好人”，但人又是具体而丰富的，于是，“做个什么样的好人”呢？“职业”的意义在于此处。对于一个“自由民”来说，“职业”是他的上升之道，而绝非赚钱之法。

也就是说，“职业道德”的前提是，这个职业有其内在的上升之路，或者说这个职业本身就蕴含着“好”。一个真正的职业，应该是当你免除了谋生的迫切需求时，仍然值得想望的事业。

当然了，现在问一个人：如果不给你钱，你还愿意当医生吗？回答多半是否定的。但这是因为我们毕竟需要钱。我们不妨这样问：假设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得到同样的钱，你还愿意当医生吗？这时候还回答愿意的，就是向往着“医生”作为一项真正饿职业，而非谋生手段，所蕴含的“善”（好）了。尽管说许多人也许不需要考虑谋生时就宁愿啥事也不做成天在家混吃等死，但追求卓越的人仍然会选择某一项事业作为向上之路，这并非难以想象的事情。古希腊那些吃饱了撑的贵族仍然会去当哲学家、当演说家、当运动员、当重装步兵……现代以极高的社会保障著称的北欧国家里，人们仍然不总是愿意无所事事。而对我们来说，不妨回想一下童年时的职业理想：我们问一个小孩“你将来想做啥呀”的时候，小孩很少会以职业的稳定和报酬来作考虑，他们想做警察，做医生，做运动员、做科学家，不是因为那些饭碗有多铁，待遇有多高，而就是因为警察很帅、医生很酷、运动员很厉害、科学家很神奇……职业不是因为赚钱而好，而是本身就是好的——这并不是一种高尚得难以理解的思维，而是最单纯最简单的思维，可惜成年人常常忘记了它。

于是，有一些职业就是虚假的，最典型的就是现代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工人那里发现了人的异化。工人作为一种职业，仿佛就只是为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换取报酬，原本应当最具人性的职业生活（也就是做人之道）成了一件纯粹痛苦的事情，反而是吃喝睡觉等动物性的生活变成了追求的目标。这是一种彻底的颠倒。本来，做人就是在吃饱喝足之后创出一番卓越的事业。但现在，“做人”变成了完成辛苦的业务后回家吃吃喝喝。这种颠倒正是因为“工人”这种机械单调的活动的确是难以呈现一种内在的善。人们可能向往做一名警察，医生，救火队员乃至农夫，但谁会向往去做一个成天只是来回挑煤的矿工或者总是不停地拧螺丝的流水线工人？

所谓的“解放”正是要把人们从这些奴隶式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而资本主义的方式是行不通的，资本主义的办法是给工人涨工资，涨到他们满意了社会就安稳了。但这种做法无法改变工人的异化本质，反而加重了这种异化，也就是说，随着工人报酬的增加，职业本身的善显得越来越少，“做人”之路的上下颠倒越来越显著。

解放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最终取消这些异化的职业。这需要等到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行，例如大规模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总有一天可能完全取代流水线工人。但这毕竟是遥远的共产主义的事情。而眼前的权宜之计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了（当然，只是指我所理解的独特版本），社会主义试图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来缓解异化的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说过，这种设想试图通过削弱金钱的作用，并换之以“社会关系”来引导人们的追求：去工厂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要扩展“工人”的维度，拓宽这条道路，使得“拧螺丝”只是以工人的身份所参与的一系列社会性活动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样一来，虽然这个环节本身仍然枯燥无味、不值得想望，但是工人的业绩通过向社群扩展了的维度获得了新的荣誉，这就使得最枯燥的环节也富有意义了。好比说反反复复地跑来跑去无疑是非常无聊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举办各种跑步比赛，在其中较量卓越，竞争最杰出的跑步者，而原本枯燥无味的跑来跑去变成了追求在运动场上最终胜出所必经的一个训练环节，这样一来它的意义就改变了。在没有任何竞赛的社会中，一个人把成天在原地跑来跑去作为毕生的职业，这是难以想象的，但一旦把“跑步者”这一职业通过运动会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重新定义之后，“跑步者”就自然会成为一种可以向往的道路。对于工人来说也是类似，如果说所谓工人的一切活动仅仅在于不停地拧那两颗螺丝，那么谁会想望这种生活方式呢？但是如果通过某种重新布置的社会组织结构来重新定义“工人”的角色，那么也有可能让工人获得属于自己的卓越。

说到最后，我才来提一提标题中的那个“女仆咖啡店”。事实上，这篇文章的最初思路是在半年多前就想写的，那时候似乎是长沙开了家女仆咖啡店，虽然远不是中国最早的一家，不过引起了颇多争议，有人说是道德的败坏、文明的倒退，我就想谈一谈“道德”问题。不过当时觉得说来实在话长，最后就懒得写了。而现在，由于之前因为别的因素触发而写了右派的社会主义和王道两篇文章，接着再谈“职业道德”就水到渠成了。不过由于那两篇文章在前，根据叙事线索的考虑，这个最初的缘起反而被放到最后来讲了：

在我看来，日本的“女仆”文化才真正让“服务员”这一职业拥有了“职业道德”。当然，我们中国也有服务员被评上劳模受人仰慕的，但看看那些劳模服务员的事迹？——任劳任怨、不怕苦不怕累、处处为顾客着想……但这种品质与赞扬一个“好”奴隶有什么区别？一个好奴隶之“好”并不是向上之善，而是把奴隶当作一个工具看待时，评价它的效率。而当我不是为了谋生所迫时，我会自由地选择这一职业吗？这种自由选择的存在才是一个职业是否“有道”的前提。

人们喜欢谈“平等”，似乎“女仆”、“主人”的关系意味着一种人与人的不平等，于是便是一种奴性文化。但你光谈平等是够不到“善”的。如果服务员这个职业永远只能被“平等”地看待，那么这就是一个无道的职业，似乎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契约，出卖自己的服务来换取报酬。但如果不考虑报酬的话，有人会为这一职业所吸引吗？你们会觉得做一个服务员很酷、很帅、很美吗？“女仆”文化就做到了。有人说开女仆店以及应聘女仆都是唯利是图，其实不然，我们发现那些老板和女仆大多都是动漫爱好者。也许当女仆的收入比一般服务员高许多，但是你要注意到她们很多都是大学生，她们确实是向往着这一职业的。

当然，这种向往源自日本动漫文化的“毒害”。但这种文化就是在为服务者塑造一种卓越的形象——优雅的礼仪、美妙的服饰、得体的举止、丰富的知识、敏锐的反应和细腻的情感——日本动漫给女仆和管家塑造了令人称羡的形象。你看着他们，就觉得真“好”，而不需要把他们当作完成服务契约的工具才来评价。至于出卖色相，也的确是包含在女仆之卓越之内的，正如古希腊人的卓越包含男性的健美，女性的性感当然可以成为道德的一种。特别是，职业道德与一般的道德不同，他包含更显著的特异性。例如健壮是士兵之道的一项要素，一个天生缺胳膊少腿的人难以成为一个”好士兵“。而一个长得像车祸现场的女性难以成为一个好女仆，这也没什么需要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