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本文试图提示出标题中三样事物之间的某种关联——印刷术的发明、自然史的复兴和现代科学的诞生这三桩事情有何关系？它们是否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以至于要理解现代科学乃至“现代性”的本质，我们必须着手追究印刷术的影响？
这三桩事情中，印刷术在欧洲出现的年代最为明确：1440年代德国美因兹的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中国的印刷术是否间接影响了古登堡的发明，但现代欧洲的印刷时代从15世纪中叶算起，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现代科学的诞生，通常认为以1543年哥白尼《天球运行论》的出版为标志。当然，历史上任何貌似分明的断代都是充满暧昧的，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手抄书时期的文化和习俗仍会持续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印刷书的样式和传播范围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同样，从哥白尼到牛顿，现代科学的发展始终仍在古典传统的影响之下。如果用显微镜去审查历史，就很难发现任何一个确凿分明的“变革”。但放在整个现代史中看，印刷术和科学革命无疑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并非要在印刷术与现代科学之间确立一种因果关系，来论证印刷术是现代科学诞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事实上，我们从历史中能够发现的只是某些潜在的联动，而不可能是任何精确的因果链条。历史上的“联动”关系甚至未必要与纪年顺序相符。例如爱森斯坦试图把印刷术确定为从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这些西方现代的种种变革之“动因（中介）[1]”，但“文艺复兴”难道不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来到了意大利吗？那么怎么还能说是印刷术带动了文艺复兴呢？爱森斯坦认为文艺复兴最初在哪里开始，与这些先驱者是否就是运动的动因，这是两个问题。[2]事实上，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可能的“起点”，例如在11、12世纪欧洲也有过一次短暂的“文艺复兴”，更早的还有“卡洛林文艺复兴”，彼特拉克等所谓文艺复兴的先驱者的思想和风格也并非完全是前无古人的。但问题是之前的“复兴”始终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从未超出经院而成为一股蔓延全欧洲的文化思潮，而恰好是这一场文艺复兴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文明史中不可逆转的一次大变革呢？这里头就不能忽略印刷术的影响了。
当然，印刷术的影响力很难被人忽视，然而它的影响难道仅仅是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的倍增就足以概括的吗？也就是说，这种变革的媒介是否仅仅是一种催化剂——它并不改变原本的反应结果，仅仅是倍增了反应发生的速率罢了？还是说，印刷术同时也参与了现代精神的塑造？
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毕竟历史变革本来就不是一种化学反应。应该说，印刷术和任何技术一样，都不是完全“中性”的，它总有某种导向性，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重新塑造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然而，任何新的生活方式都不可能是凭空降临的，而无非是对以往生活方式的某种改造——新媒介所带来的新趋向总是能够在传统中找到渊源，这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很可能在希腊和希伯来文化的渊源中找出各种现代性的特征，但这并不能否定印刷术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
标题中唯独“自然史”一项让人摸不着头脑。“自然史”在这里指的是“Natural History”，这个专用词组通常被译作“博物学”，但这个译法是不恰当的[3]。在此处我们不去管用“博物学”一词来翻译西方当代文献时遇到的别扭和困难，而把视线集中在印刷术兴起前后的那段时期。我们将发现，如果不能充分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固定搭配毕竟是由“自然”和“史”这两部分组成的这一事实，我们将很难理解“自然史”在近代早期所经历的复兴及其意义。我们甚至会误以为：“博物学”——作为“博识万物之学”——显然是古已有之的，甚至在史前时代，在任何原始部落里，都存在“博物学”，因为人们都要和各种各样的事物打交道嘛！
把“Natural History”草率地翻译为“博物学”的人容易忘记“自然”的概念其实是古希腊人的发明，并且经过一番周折才最终衍伸“大自然”、“万物”的概念；也容易忽视“史学”的概念在印刷术兴起前后发生的微妙变化。竟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没有Nature的概念也没有History的学问的原始部落里就存在着“Natural History”这样一种东西了。这就好比说人们总是生活在社群之中，因此任何文化都有“社会学”；人们总要使用语言，因此任何文化都有“语言学”；人们总要察言观色，因此任何文化都有“心理学”……在人们总要和万物打交道的意义上，说任何文化都有“博物学”的确不错，但这没有多大意义，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Natural History”这样一种学问究竟在西方文化史中扮演着一种怎样的角色。
古已有之、无处不在的“博物学”没有什么兴起或复兴的问题，然而“自然史”的兴起却着实值得一提。特别是指称专门从事这一“古老”的研究传统的人们的词汇——自然学者（naturalist，通常被译为博物学家），竟然是17世纪才出现的新概念，这一事实就十分令人诧异。另外，为什么这个词最终竟取代了更早的，同时对应得更工整的“natural historian”（自然史学家）呢？如果说“Natural History”是一个不能拆分的固定搭配，那么为什么naturalist 偏偏就从natural historian中拆出来了呢？而在植物志、鸟类志中，为什么history也能被单拆出来呢？
“史”代表着“文本”的世界，“有史以来”与“有文字以来”是一个意思。“自然史”这一奇异的组合暗示着自然世界与文本世界的新关系，这种新关系首先表现为二者的决裂，从此自然变成了史学的，也就是文本记录的对象。从“Natural History”到“naturalist”的变化，暗示了一种新的自然观念的兴起和成熟。
通过对“自然史”这一概念的追究，我们将发现，最终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成型的现代的“自然”观念，得益于印刷术推动下的“史（文本）”形态的变迁。
一、自然史成为科学方法
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到现代的“自然科学”，“自然”的概念发生了某种变迁。最初“自然”一词只有“本性”的含义，所谓“自然哲学”，主要的意思始终是研究事物的“本性”。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理念世界，它并不关心事物的性质和表象，而是关注那些支配着自然界的理念原则。而到了“自然科学”，自然界或者说自然物成了研究的对象。科学家虽然仍关注事物的“本性”，但是现实的事物也成了实验台上仔细打量钻研的客观对象了。
那么，现代科学新增的元素是什么呢？人们经常谈起现代科学的旗帜性人物——弗朗西斯·培根，把他所鼓吹的归纳法或实验方法视为现代科学的标志性元素。现代科学的发展被描述为三条传统的并行：古老的自然哲学传统（数理传统），更古老的“博物学”（自然史）传统，以及新近加入的归纳—实验的培根传统。但是关于这三条传统之间的关系却仍晦暗不明。鉴于我们当前所处的局面，我们很容易认为：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数理＋实验传统趋于强势，而挤压了所谓的博物传统。
然而，如果我们实际去回顾培根的文本，我们一定会感受到异样的气氛——培根所鼓吹的“科学方法”，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归纳法吗？特别是，一旦我们发现那个将要在现代科学中饱受挤压的“Natural History”，在《新工具》里竟以如此高的频率被提及，我们会感到纳闷——培根费尽口舌在鼓吹的，难道不首先是这个“自然史”吗？
说培根所谓的“历史”只是沿用了它的希腊文古意，即一般的探究、研究的含义，这无疑是自欺欺人的。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到，培根把“自然史”同“社会史、宗教史、学术史”[4]并列而提；把严谨的做（自然）史的方法和李维等史学家相对比。
培根口口声声所强调的“自然史”，的确就是一种史学，而培根把这种史学工作“作为自然哲学的基础”[5]。培根在《新工具》中以最大的篇幅谈论的并不是“归纳法”，而是如何“把历史准备好并排列妥当”。
培根的方法论至少包含三个环节：“首先，我们必须备妥一部自然和实验的历史……这是一切的基础；……第二步必须按某种方法和秩序把事例制成表式和排成行列，……第三步必须使用归纳法。”[6]简单地说，即：记录——编纂——归纳。前两个步骤无非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的工序，而这也正是培根着力最多的部分。《新工具》的整个后半本书（中译本第160页至最后的291页）全部都在讨论“应该被优先记录的二十七种事例”。换言之，在讨论的是如何像一个敏锐的史官那样搜集事例——“事例的搜集还必须照着（做一部）历史的样子去做。”[7]
除了《新工具》，培根自己身体力行的工作也集中于史学之上，从早期的学术史研究，到未完成的《10个世纪的自然史》——培根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他收集的大量既属于书本，又属于直接观察的‘事实’。……这本通常与《新大西岛》合印在一起的作品是培根所有著作中重印次数最多的。”[8]
于是，可以说，培根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洞见与其说是归纳法的提出，倒不如说是“自然史”的自觉。
当然，从亚里士多德到老普林尼，古代人也有许多“自然史”的成就，那么为何说直到培根的时代，“自然史”才成为科学研究的“新工具”呢？一方面，古代的自然史地位远在自然哲学之下，不可能被置于基础的地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古代的自然史只是一些零星的成就，而形不成一种能够积累发展的传统。
而使得“自然史”在近代得以发扬光大的，正是印刷术带来的技术条件。培根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记录装备的重要意义：“即使……经验上的一堆材料已经准备在手，理解力若是一无装备而仅靠记忆去对付它们，那还是不能胜任的，正如一个人不能希望用记忆的力量来保持并掌握对天文历书的计算一样。可是在发明方面的工作迄今始终是思维多于写作，经验是还不曾学会其文字的。而我们知道，发明的历程若非由文字记载保其持续推进，总是不能圆满的。一旦文字记载广被采用而经验变成能文会写时，就可以希望有较好的事物了。”[9]
让“经验学会写作”的，正是印刷术。在印刷时代以前，除非有像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那样庞大而稳定的机构支持，一个人要想掌握整套天文历书并作出准确而可以积累的计算，简直是不可能的。爱森斯坦指出：“12世纪《天文学大成》在西方恢复并翻译成拉丁文之后，其保存和传播也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在手抄书时代，……西方天文学家都很少读到全本的《天文学大成》，很少有人传授应用该书的心得。天才的天文学家穷毕生精力，抄写、校订、做概要，但他们所用的抄本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讹误不断增加的本子。”[10]“从托勒密到雷蒙塔努斯的千百年里，新证据不太可能‘逐渐’积累，而是容易出错和脱漏……我们需要解释的不是‘停滞’的问题，也不是进步缓慢的问题，而是错漏的过程是如何得到遏制的。”[11]
培根抱怨古人不保留他们的经验记录，以至于他们的研究难以被继承和推进。他提到：“古人们在开始思考之初，也曾备有大堆丰富的事例和特殊的东西；把它们分条列目地汇成长篇；据以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和各种方术；并在把事情弄明白之后就将那些体系和方术发表出来。——可是这时却仅在几个地方插入少数的举例以当证明和解说之用，至于要把全部札记、注解、细目和资料长编一齐刊出，古人们认为那是肤浅而且亦不方便。这种做法正和建筑工人的办法一样：房屋造成之后，台架和梯子就撤去不见了。”[12]
在这方面，培根对古人显然是过于苛求了。即便说古人并不把将经验记录为冗长繁杂的札记和细目这一活动视为肤浅，即便他们任劳任怨地把它们一一记录在案，试想这些乏味而重复的记录有可能被流传于世吗？即便说古人身后的抄写员们也孜孜不倦地把这些乏味的记录传抄下去，这些记录难道不是很快就将变得讹误丛生吗？即便偶尔留存有在某个档案柜中妥善保存的准确版本，其它的学者有可能自由地获取它们从而推进自己的研究吗？
只有印刷术才促成这种往往由冗长的记述、易错的数据和乏味的图表构成的经验记录或实验报告有可能进入学术空间，从而可能被人重复和修订。在这方面，再发达的通信网络也不能取代印刷术的效应——“毫无疑问，如果手写书信传达的是开普勒正在研究一套公式的新闻，那是有效的。然而，用书信来传递《鲁道夫星表》，那就行不通了。当你印行数百册的一部专著，而里面又包含着大量的数字、图表、地图和海图时，甚至当你需要精确而详尽地传达口头报告时，手抄本的效能和机印书相比就极其低下了。”[13]
培根科学方法的第二步也同样源自印刷术的激发，即“必须借着那些适用的，排列很好的，也可说是富有生气的‘发现表’，把与探讨主题有关的一切特殊的东西都摆开而排起队来。”[14]
这种“发现表”是给事物排定秩序，但实质上就是给文本编制索引。分条缕析、纲举目张地撰写文本，是印刷术之后才出现的习惯。“手抄书经常没有书名，而是用卷首词来归类。”[15]更不用说章节名和清晰的目录了。中世纪的学生们偶尔会在自己的笔记中制作索引，以便复习查找，布道者们则为了宣讲方便而为一些作为德行范例故事建立索引，但在这些索引用于印刷术之前，显然都是极其私人化，只是为了方便个人的记忆，而并没有任何客观知识的意味。
而一旦印刷书出现，索引很快就被以一种中性和客观的方式被推广了，“印刷索引早在15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主要是在植物志中”[16]，“启动人们做索引和编写参考材料的动机起初是宗教的传授和说教；然而当索引和参考材料的工作被印刷商用于一切文本时，这样的工作就中性化甚至不带道德色彩了。”[17]
可以想象，培根所说的“把探讨主题有关的一切特殊的东西都摆开而排起队来”的制表方法，是随着印刷术以来的索引和目录学的发展而培养起来的。
二、自然成为史学的对象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近代欧洲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先驱者——瑞士学者康拉德·格斯纳——恰好也堪称“目录学之父”。
格斯纳狂热地追求图书的编目和系统化，他“致力于编纂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真正综合性的‘通用书目’，以陈列印刷术百年之内出版的一切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著作。”[18]
如果把格斯纳刻画为“博物学家”，就可能造成误解。事实上格斯纳所关心的不是“物”，而是“史”，是文本的编目和系统化。只不过“他非凡的分类学天赋被用于动物的研究，而不是精神现象的研究”。在当时，“自然史”首先就是一门名副其实的史学。
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注意到，地理学倾向于成为语文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如此，当他看见‘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文学’和‘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时，他还是感到吃惊。其实，这样的结合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许多早期的田野考察是由出版商、编辑和翻译发起的，……萨顿笔下的皮埃尔·贝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贝隆想要把迪奥斯科里德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翻译成法语，但他的翻译工作步履维艰，他很难辨认古籍里的动植物。他意识到……需要到东方去考察……古希腊博物学家描绘的动植物。’贝隆得到皇家赞助到中东考察，记录观察到的动植物，满载而归。他的书成为自然史研究的里程碑，1553年在巴黎首次印行，接着出了很多版……”[19]
即便到了17世纪，探险家从美洲带来的动物记录，也被用来编纂《词典》——旨在“整理大量围绕亚里士多德动物学原文所作的解释和评论，并纠正它们在传播中的错误。”[20]
任何时代都不会缺少热爱自然的旅行者，或着迷于新奇事物的冒险家，但促使“自然史”这一学问发展壮大的，却并不是探险家们对野生动物的好奇心，而是史学家们对整编史籍的迫切愿望。
诚如福柯所言，仍然被林奈称作“自然史学家”的自然学者“关注的是可见世界的结构及其依照特性而作出的命名，他并不关注生命。”[21]
简单来说，伴随印刷术而兴起的首先是史学的兴趣，即整理和校订古籍的需求。而为了修正古籍由于失传和抄写错误而造成的错漏，人们开始求助于自然界。实地考察、采集标本等活动首先并不是出于对事物本身的兴趣，而是出于校订文本的需要。当然，到最后，“自然”逐渐从史学的关切中解脱出来，反过来成为了历史的对象。这一个过程颇为漫长，直到布丰时，自然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布丰不再按照事物在人类史籍中的位置，而是按照自然本身的发展史来安排事物。
随着“自然—史”这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自然与文本，自然与知识的关联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其说是人们眼中的“自然”发生了变化，不如说自然观的变化首先仍是由“历史”或“文本”的地位的变迁所带动的。福柯指出：“要让自然史出现，大自然没有必要变得浓密和暗淡……恰恰相反，历史必须成为自然的。在16世纪，直到17世纪中叶，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历史……1657年，琼斯通出版了《四足动物的自然史》……（标志着）在历史的领域中，……两个认识秩序突然分离了。直到阿德罗芬弟，历史就是有关一切看得见的物以及在物中被发现或置放的符号的错综复杂和完全统一的结构：撰写一个植物或一个动物的历史，是一件描述其要素或器官的事，同时也是描述能在它上面发现的相似性，被认为它拥有的特性，与它有所牵涉的传说和故事，它在讽刺诗中的位置，从它的实体中制造出来的药物，它所提供的食物，古人对它的记载，以及旅行者关于它可能说的一切。一个生物的历史就是这个身处把它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语义学网络内的生物本身。”[22]
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到自然界中研究某个生物，和到史籍中研究某个生物，这两种活动是一致的，生物学和词源学即便不是同一的，至少也是融为一体的。拉丁西方的百科全书之最——伊西多尔的《词源》称得上一个范例，伊西多尔认为，“语词是一种超越的东西，本身就可以同真理相联系，通往知识的道路是通过语词来实现的，这些语词应当通过诉诸其词源而不是它们代表的事物才能澄清。……他试图通过对拉丁词的追根溯源来理解整个世界的结构、获得知识”。[23]
早期的自然史家，乃至自然科学家们，一直到致力于“圣经年代学”的艾萨克·牛顿，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伊西多尔的态度：研究自然与研究史籍都同样有益于对事物的认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近代早期科学家更可能被描绘为手握植物或星盘的人，而不是研究文本的人。博物学家可能研究过托勒密、普林尼、盖仑或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早期机印版本。就此而言，他们常常被指责为看错了方向。‘你可能会想，航海家令人惊叹的发现使人的注意力从渺小的人为之书转向了伟大的自然之书。’但你禁不住要问，如果不用‘渺小的人为之书’交换信息，‘伟大的自然之书’又如何研究呢？”[24]爱森斯坦指出，人们往往曲解了研究自然的方法，天真地构想着科学活动总是要摒弃旧的观念，亲自做一手的观察[25]。而事实上，正如培根早已明示的，所谓的“经验证据”，首先依赖的是记录和整理，归纳法只有基于这些已然被妥善整理后的经验史才有可能。
事实上，“应该相信亲眼观察而不是书本”这一口号不是在近代刚刚兴起，反而是在近代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而刚刚过时。爱森斯坦提到，“古典权威告诫人不要信赖图像，其理由很充分，那就是因为图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样变形。盖仑说：‘病人是医生的医书。’[26]”而在印刷时代，科学家终于可以信赖书本和图像，可以信赖其他学者的描述记录，从而可以免于亲自奔波，坐回到书房中进行研究了。
远离自然，而非亲近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革命之处。正如拉图尔所说，处在知识背后的是文本，和更多的文本，以及“层层排列的图表、记录、标签、手术台和示意图……我们并没有自然……我们有的是一个阵列”[27]“自然”是论证的结果而非根据——“没有人能以如下方式介入一场争论，即说：‘我知道它是什么，自然这样告诉我的，它是氨基酸序列。’这样的断言将被报以哄堂大笑，除非这个序列的拥护者能出示他的图表、提出他的引证、提供他的支持来源。”[28]拉图尔这样来诠释近代科学的“哥白尼革命”，即不再是人在自然事物之间漫游，而是改以“绘图室”为中心，把事物聚集起来(Drawing things together)。[29]
而要聚集事物，就必须要用简便的、可靠的媒介来把事物刻印下来（拉图尔所谓inscription），除了制作标本之外，纸张和铅字是最好的媒介。
正如福柯所说，“自然史发现自己处于现在在物与词之间敞开的那个间距中”[30]。而这个间距空间，就是那个由印刷术促成并开拓出来的，由文本和更多的文本构成的“阵列”。芒福德也发现，“印刷术……促进了隔离和分析的思考方式……与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相比， 印刷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学习就意味着学习书本，所以书本的权威被大大地拓展了。……阅读印刷品和亲身经历之间的鸿沟已经变得越来越大。[31]
三、自然成为标准的原版
我们已经说到，科学革命的实质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脉相承，仍旧是“回到文本”。而校订文本的需求促使人们走向自然。不过这一过程尚不明朗——为何这种需求非但促使人们走向自然，而且还大大激发了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相比同样观察自然的古人而言，为何现代知识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暴涨？
这里涉及到的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学术界的形成，这个学术界营造出积极的竞争与合作的环境。尽管这一崭新的学术环境比起古希腊的广场或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而言，或许多了几分功利和冷漠，不过却空前地高效。除了自由、民主等基本的条件外，现代学术界至少新增了以下几个新元素：标准化、公开性和著作权。
首先来谈谈标准化。除了秦国的弩机等少量例外，印刷机称得上是历史上第一种实现标准化生产的器械。芒福德感叹道：“印刷术为所有未来的复制技术奠定了基础。印刷的纸张是第一种可以机械化生产，而且完全标准化的产品，这一点甚至比军队的军装都要早。而金属活字就是第一种完全标准化、可以相互置换的机器零部件，从每个方面讲它都可算是个革命化的发明。”[32]马尔坦也认为，“发展初期的印刷铺，比较像是现代的小工厂，而非中世纪修道院工作室。早在1455年，傅斯特与修埃佛的印刷事业，就已经具备标准化生产的倾向。”[33]尽管早期的印刷书仍然错漏百出，但印刷书能够印发大量勘误表这一实情“本身就显示了印刷术赋予人的新的能力……勘误表展示了标准化的一些效果。”[34]
在某种意义上，“勘误表”的意象对于标准化概念的形成也许更加重要——尽管我眼前这本书错漏百出，但是它终究是可以得到修订的。在流传着的各式各样错漏的版本背后，还有一个最准确的原始版本，修订的工作有可能朝向这个原版步步逼近，最终还原出标准的版本来。
一旦人们也用这样的态度去看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他们将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复原”这些经典著作。事实正是如此——“盖伦、亚里士多德……他们被抛弃是在印刷术之后一百年才发生的。在1490年至1598年的一百年间，盖伦的著作已经印行了660版。……老普林尼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1550年之前印制出来，其内容而不是风格受到重视。……诚如乔治·萨尔顿所云：‘古代科学论著在文艺复兴时期印行绝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使用……新文本的发现……是积极的知识积累……搜寻医学手稿是一种形式的医学研究。’”[35]
教条主义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兴盛起来，在古代，即便是《圣经》那样被妥善保存和严密传抄的文本，其权威性仍然不能自明，而是靠教会的权威来保障的。爱森斯坦提出：“直解《圣经》的原教旨主义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女巫的铁锤》出版后出现的巫师审判也是印刷术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36]“各地的教士在16世纪都受制于更加严格的‘以书为准’的纪律。”[37]“布道者的布道辞应该直接从《圣经》取材——在伊拉斯谟的时代，这个观点远没有过时，而是刚刚才开始形成。”[38]
当“以书为准”的观念兴起之后，科学家首先不是去试图凭空构建一个新的自然体系，而是想方设法去修订古代的经典文本。早期的科学家们相信古代哲人们的著作经过漫长的传抄，错漏和佚失无数。因此亟需通过辛勤的研究去复原它们。
然而，一旦校订的工作开始，其效果就远远不止于对某本古书进行一次全面的改写了。关键在于，古书的原版、校订版和改写版等等，都将同时流传于世。在这个意义上，说托勒密是哥白尼的同时代人绝不为过，托勒密仅在哥白尼之前不久成为流行，而在哥白尼之后继续流传了许多年。和同时流传于世的不同的手抄本截然不同，手抄本的版本差别暧昧不清，而不同版本的印刷术却泾渭分明，可以拿来互相对比和批评。
爱森斯坦说得好：“新的《普鲁士星表》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代替’了《阿方索星表》，而是因为它成了另一种选择，这就促使天文学家用两种星表去观测天象（第谷的观测就是明证）。”[39]“或许，哥白尼最重大的贡献与其说是他找到了‘正确的’理论，不如说是提出了经过透彻研究的另一种理论；于是，他提出问题，让下一代天文学家去解决，而不是自己做出答案，让后人学习……在里奇奥利1651年版的《新天文学大全》的卷首插图里，哥白尼的图示和第谷的图示被置于缪斯女神天平的两端，而托勒密的图示则被置于地上，……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画框里表现三种图示清晰的行星模式，这倒是颇为新异的。互相矛盾的《圣经》评注鼓励人们去研究《圣经》本身，同理，‘渺小的人之书’里那些互相矛盾的判断促使人坚持不懈地用‘伟大的自然之书’去检验。”[40]
“第谷之所以有别于过去的观星人，并不是因为他观测夜空而不研习古籍”。第谷也没有望远镜，但他掌握有“前人很少掌握的资源，那就是两种不同的理论的两套计算方法……他有一所图书馆，塞满铅印的文献，他还有擅长印刷术和镌刻艺术的助手。他亲自动手安装印刷机，还在他工作的赫文岛上办了一座造纸厂。”[41]印刷术所提供的资源使得近代早期科学家的知识更新和积累达到了空前的速度。
四、自然成为公开的知识
我们说第谷还没有望远镜，靠的就是印刷术的助力。但是毕竟伽利略就有了望远镜了。那么在诸如望远镜之类的技术中，是否还有比印刷术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新事物呢？不可否认，钟表、透镜等技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史上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要害在于，印刷术对于其它诸多技术的发展而言，也起到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
“在印刷术出现之前，重要的事件即使报告，也是在布道坛上口头报告的。‘透镜在13世纪已广为人知……但在三百年的时间里，有关透镜的一切都停留在一种静默的密谋中……到了16世纪以后，透镜才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到了17世纪初，技术发明已经见之于印刷品了，报界披露光学仪器的发明，于是，许多人就开始争夺发明的优先权，所谓‘伽利略的镜筒’即为一例。”[42]
印刷术一方面把知识条目化，同时把知识公开化，这促进了技术的知识化。使得原先只是在工匠传统中言传身教的技巧和秘诀有可能和科学知识一样，变成一种可积累、可批判的公共学术资源。——“印刷术不是把文件紧锁深藏，而是把它们从箱子和密室里拿出来复制，让人们都能看到这些文档。保存宝贵资料的最佳途径是将其公开，这一观念和传统的观念背道而驰。”[43]
印刷机同时开启了自然史与技术史——古登堡算得上第一个真正因为伟大的技术发明而著名青史的人物。以往那些被历史记住的发明者多半出于偶然，而且他们发明的前因后果也晦暗不明。而在古登堡之后，专利权和著作权同时兴起，那些用技术改造世界的匠人都将有机会得享不朽的声名，这是古代的工匠们绝难想象的。
另一方面，在古代，非但技术的发展始终依赖私人的秘传，科学的传统也同样没有完全脱离秘密的领域。爱森斯坦举例说：“塔尔塔利亚……这位自学成才的工匠—作家率先用通俗语翻译欧几里得，但他还是不愿意和算师这一行业里的最新技巧分手告别。实际上，卡尔达诺公布他解三次方程的办法时，塔尔塔利亚竟然大发雷霆……‘现代学者满脑子装着罗伯特·默顿这样表述的一个观点：你将一个想法传达（宣传）给别人之前，这个念头并不真是你的想法。对这样的学者而言，塔尔塔利亚的态度似乎莫名其妙。然而……个人拥有想法的观点本身在塔尔塔利亚那时就是新异而奇怪的。’”[44]
另一个例子是炼金术的转变，正如卢瑟福所说[45]，从炼金术到化学，最重要的转变与其说是对自然的态度究竟是迷信还是理性，不如说是从秘传到公开的转折。
在现代，我们心目中的“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带有了公共性，因此原本属于“知识”的涵义之内的身体知识、技能性知识等等意味逐渐被人淡忘。这与其说是现代人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视野忽视了技术，倒不如说是由于印刷术新近赋予“知识”这个概念之上的公开性要求——知识应该呈现为那种白纸黑字的，能够公开传阅的东西，而不该是任何不能被印刷的隐晦的东西。事实上柏拉图本人的“知识”概念本质上仍是一种技能——回忆的，或者直观真理的技能，而绝非现代人眼中白纸黑字的书本知识。因此在柏拉图那里，只有具备哲学王资质的极少数人才能领略到真知识，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排字工就可能认识的。
而到了培根的“理想国”里，秘密的知识被严令公开：“自然的知识应该公开；实际上严格保守秘密的工匠应该用多种文集的形式来写成‘历史’。”[46]
这种“自然史”的特征是知识的公共性，是公众围绕着文本进行开放的辩论的新传统，而不是浪漫情怀的自然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走近自然深处的不可言传的私密体验。
参考书目
[法]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刘文旋 郑开 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
伊利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 王克仁 李华山 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 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 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费夫贺 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脑的阅读》，周加仙等 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
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 尼克·贾丁 主编：《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苏贤贵等 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
菲利普·阿里埃斯 乔治·杜比：《私人生活史III》，杨家勤等 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
史蒂文·罗杰·鲁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等 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
[1] 爱森斯坦的原题是“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agent除了“动因”，主要是代理人、中介者的含义，它指的与其说是作为动力因的施动者，不如说是“传动”的媒介。
[2]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100页，P163。
[3] 见：Natural History应译为“自然史”
[8] 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 尼克•贾丁 主编：《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第86页。
[10]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289页，P463。
[11]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290页，P464。
[13]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287页，P460。
[15]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95页，P123。
[16] 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 尼克•贾丁 主编：《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第88页。
[17]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59页，P99。
[18]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57页，P96。
[19]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302页，P483。
[20] 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 尼克•贾丁 主编：《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第177页。
[23] 张卜天：拉丁西方的百科全书之最——伊西多尔的《词源》评述
[24]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284页，P454。
[25]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294页，P471。
[26]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303页，P485。
[27] 拉图尔：《科学在行动》，132[79]，150[89]
[34]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48页，P79。
[35]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118页，P193。
[36]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272页，P438。
[37]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269页，P437。
[38]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226页，P364。
[39]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387页，P622。
[40]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390页，P628。
[41]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387页，P624。
[42]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346页，P552。
[43]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68页，P115。
[44] 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345页，P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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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版曾用于在《科学文化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