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书评是去年11月写的，是约稿，但交稿后没有回音，最近问了才知道没被采用，于是先贴出来，再找地方投稿吧~
在卜天师兄把《大滴定》译过来之前，对这本书早有耳闻，也读过一些介绍，但一直没太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个滴定法，亲自读过之后才算明白一些，感觉值得把它讲清楚。投稿时原题为“李约瑟解答‘李约瑟问题’”，现在觉得这个标题太平凡，发博客时改了标题。
1.李约瑟问题：一个伪问题？
李约瑟主持编纂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本叫做《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出版的第一卷到2004年的第七卷第二分册，已经出了7卷27册，乃是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科学史的出发点，即便是中国科学史家也深受其影响。李约瑟的宏伟工程留给科学史界的，不仅是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挖掘和整理，更在于他在文明比较的视野下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独特理解。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李约瑟之后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各种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李约瑟的回应。
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影响力更是超出了史学领域，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无数争论。
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首卷序言中就提出了一组问题，在他之后的工作中，这些问题不断以不同的形式被反复提及。
归结起来说，“李约瑟问题”分为两个部分，首先，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文明在总体上遥遥领先于西方，这是为什么？进而，既然如此，为何现代科学恰恰诞生于欧洲，从而让欧洲从16、17世纪起迅速超越中国？
针对李约瑟问题的一种常见的回答是：这是一个伪问题。许多论者试图通过揭示李约瑟问题的前提不成立，从而化解李约瑟问题。
例如，一些人否认15世纪以前中国科技的领先地位，他们区分科学与技术，认为中国只是曾经在技术上领先，而在理论科学方面向来都是落后的；还有人干脆否定中西方科学的可比性，认为二者本来就不是遵循相同的方向发展的，于是李约瑟问题好比在说：柳树一开始长得更快，最后为什么是桃树的果实先丰收？
李约瑟的后继者之一，席文也试图消解李约瑟问题，他例认为李约瑟相当于在问“为什么今天报纸上没有出现我的名字？”，席文认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某个人的名字上报纸类似，是一个罕见的事件，我们可以追究一个人为什么上报纸的原因，但无法回答一个人为什么不上报纸。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觉得这样就可以简单地否定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这就过于傲慢了。事实上，这些试图消解问题的探讨本身，也反映了李约瑟问题的积极影响，无论是试图回应还是试图消解，李约瑟问题激励着学者们继续关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趋同性，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社会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必须注意的是，所谓的李约瑟问题，从一开始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切入点”或“生题点”。李约瑟并不是在研究完一通中国科技史的最后，感到困惑和疑难，这才向学界抛出了悖谬的李约瑟问题。相反，李约瑟问题恰恰是激励李约瑟本人深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切入点，李约瑟本人的宏伟工作全都可以看作他本人对此问题的解答。
我们当然可以绕过李约瑟的工作，从不同的角度去回应李约瑟问题，然而我们决不能自鸣得意，以为自己竟然轻易解决了困扰李约瑟的大难题，那可就闹笑话了。
在许多文章和讲演中，李约瑟本人从各个侧面，对李约瑟问题展开了许多更深入的探讨。无论我们想要如何破解李约瑟问题，为何不先认真读读他本人的解答呢？
李约瑟解决问题的策略乃是“滴定”，他说道：“只有认真分析东西方文化，对其作一种真正的滴定，才能最终回答这个问题。”（第1页）他对于李约瑟问题的回答集中收录于这本《文明的滴定》文集之内，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有许多重合之处，但也各有侧重，都是围绕着李约瑟问题展开讨论，既有鲜明的论点，也有丰富的材料，尽管有些观点和材料在今天看来可能过时了，但这正是因为我们站在李约瑟的肩膀上。
2.“滴定”：文明比较的方法
李约瑟问题的真正的大前提，或许是这样一条假说或信念——文明之间是可以互相比较的。
之前提到，拿柳树与桃树比较果实产量完全是错位的，然而这只是比较方式不对，而不是说柳树和桃树完全不能比较。例如从木材的角度，从遮阴的角度，乃至从美观的角度，都可能展开比较。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也是类似的道理，它们当然不会完全一致，但也不会完全无法比较。与其武断地否认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可比性，不如去探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用何种尺度以及何种方法，可以更恰当地展开中西比较。
李约瑟的《大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在文明之间进行比较的分析方法。中译本译作《文明的滴定》，更确切地表达了李约瑟用“滴定法”分析“文明”的本意。
“滴定”是化学实验中常用的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拿一种已知其成分及其含量的溶液，一滴一滴加入另一种有待检测的溶液，直至发生中和（此时会发生溶液色变之类的标志现象），此时就可以根据滴入的已知溶剂的量推算出待测溶液中某种相应成分的含量。
李约瑟的老本行是生物化学，显然他对化学中的滴定法颇为熟悉，然而科技史中的滴定法又是什么意思呢？究竟是用什么滴定什么呢？李约瑟的解说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我们可以大致猜测他的思路。
在“文明的滴定”中，被检测的不是溶液，而是“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好比是两种溶剂。显然，中国和西方在总体上显得非常不同，二者各自含有不同的成分，即便有共有的成分，它在两种溶液中所占的比率更大不相同。所以，直接拿作为整体的中国文明与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相比较，是没什么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全然无关。李约瑟认为，文明之间可以被互相滴定，并从中测定各文明的“成分”差异。
显然，文明的滴定并不是把两个溶液（文明）一股脑混在一起，而是首先提取出一些其成分和性质较为明确的“试剂”，然后把这些已知的试剂滴入不同的文明之中，观测同一种试剂引起的不同反应，从而推算不同文明的成分差异。
李约瑟选取的“滴定试剂”就是科学或技术史上的各项成就（也可以包括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各种元素）。李约瑟说道：“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研究中国和其他文化的发现发明史时，总是试图确定年代……这样便可以将各大文明相互‘滴定’……我们也必须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以了解为什么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第2页）
3.文明史视野中的科技史
中国的许多科技史研究经常以提升民族自信为目的，津津乐道于某项成就“中国比西方早N百年”之类的结论。虽然这类结论的取得很多也要归功于李约瑟及其团队的挖掘，但李约瑟对确定年代先后的关切显然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者的视野。对李约瑟来说，发明发现之年代的确定，意义在于更精确地定位相应科技成就在社会文化史中的位置，这才能够进一步考察相应科技与文化环境之间的交互反应。
在李约瑟那里，每一种“文明”可以看作一池成分繁杂的组合溶液，我们无法一下子看清溶液中的全部成分及其比率，只能通过“滴定”的办法，从每一种“试剂”逐渐被掺入相应溶液后所激起的反应，来倒推溶液中的相应成分。例如，甲成分与A试剂更为亲和，乙成分则会对A产生抑制。于是，在一种溶液中滴入A后反应热烈，而另一种溶液中A的影响却极为缓慢，那就有理由推测在前一种溶液中甲成分更多，而在后一种溶液中乙成分更占主导。
例如，李约瑟提到（第80页）：挽具的引入对欧洲社会发展了诸多影响，推进了封建主义以至于最终达到资本主义，但挽具在中国没有引起类似的影响。李约瑟猜测，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偏向官僚主义，而不是城邦传统；另一方面，中国许多地域耕田利用水牛，而运输较多利用运河，因此给马套上挽具在中国产生的效果远远弱于在西方在激起的反应。
每一种具体的科技成就（试剂）能够提示出的推测非常有限，但综合了对科技史的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后，我们对不同文明各自的特色就可以有更清晰的理解了。
通过全面而细致的科技史考察，李约瑟得出了许多看法，他认为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最为重要，中国特色的官僚制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促进中国在15世纪以前保持领先的助力，但同时也抑制了现代科学的萌发，而城邦体制和民主传统则促成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在西方的滥觞。
在李约瑟看来，文明的溶液是不断变化的，某个时代环境下对科技的促进力量，在另一个时代就可能变为抑制力量。作为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学者，李约瑟认为“资本主义”与东方官僚主义一样，其对科技文明的促进作用也必须历史地看待，在16、17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的确与现代科学最为亲和，但到了20世纪，也许社会主义就将发挥更加积极的力量了。
李约瑟的具体观点和材料或许有许多值得商榷，然而他所开启的科技史或文明史的视野始终是富有启发的。在李约瑟的视野下，科技史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地罗列科技成就的年代表（然后因为领先或落后沉浸于自豪或自卑情绪之中）。在李约瑟那里，罗列成就仅仅是整个研究的起点，只是“滴定”之前的准备“试剂”的阶段，尽管在这一阶段，李约瑟的提炼和整理工作也令人惊叹，但如果我们只是止步于这些“试剂”，把他们误以为李约瑟的最终成果加以继承或批判，却忘记了“文明的滴定”，这恐怕就是“买椟还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