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旁听世界华人哲学家会议，看了看一些只闻其名的学界名人，大感失望，明天懒得去了。
汤一介不靠谱我早就知道了，陈来靠谱我也早就知道了，但别的好些名人我不太了解。今天一圈听下来，基本上有意思的只有陈来，别的如林毓生之类听起来学问还算靠谱，但报告本身略嫌无趣，至于大名鼎鼎的甘阳、刘小枫，则是报告乍听起来听抑扬顿挫的，但总体而言较为失望，感觉都是能扯而已，煞有介事，别人可能感觉头头是道，或者“不明觉厉”，但我不吃这一套。
之前当然也读过少量甘阳和刘小枫的文章，感觉兴趣不大。但是他们不是讲究“秘传”，讲“隐微教诲”吗？也许他们那些写给公众看的文章都是故意忽悠，而实际上有不同的风格？今天当面听来，也不过如此，还是忽悠而已。而且他们的忽悠对我也没有成功，不可能吸引我投入他们隐秘的门下。
很早以前有人问我对斯特劳斯学派的“隐微教诲”学说有什么看法，但是我还没什么接触，只是本能地抵触，而现在有了一些思考之后，抵触就更坚定了。
首先，要明确斯特劳斯所谓的秘传与图宾根学派的“内传”学说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先刚比他们都靠谱。）图宾根学派讲柏拉图有“未成文”的学说，有内部的传承，而一般的对话录是对外进行宣传和竞争之用，核心的东西在内传传统中。
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我走进“媒介存在论”之后就更能体会到个中牵涉到的重要问题，也就是口语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张力。直到现代，随着印刷术的滥觞，口语传统才真正失去了其独特的知识论地位，“知识”从此不再是一种私密的直观体验，而成了某种白纸黑字的公开的东西。而在古代，口语传统和成文传统肯定是有张力的，真理始终不是那些能够公开复制的东西，那些能够传抄复制的文字顶多只是真理的入场券。
同样，斯特劳斯学派也认为真理不是向大众公开的，而启蒙思想家丢掉了古代的秘传传统。但是，同样是这件事情，他们却臆想出了某些奇特的理由。
我感觉他们甚至没有充分理解古代人和现代人对“真理”、“知识”、“学习”等概念上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更不用说意识到这种理解的变化与媒介发展史有关。在他们看来，古代人把知识的传统隐秘起来是出于某种“高贵的谎言”——为什么古人要把知识隐秘起来传承呢？因为知识的普及是有危险的，这会让日用而不知的老百姓过多地怀疑，走上“犯上作乱”的道路，动摇信仰基础，破坏社会秩序。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为了世界的和平，同时也为了自身的安全，知识人势必要隐秘地传承，而向公众提供某种谎言——例如知识人不信神，但也要编造出神圣的说辞来安抚公众。
在我看来这都是瞎扯，说难听点，是意淫。就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知识普及的危险性的臆想恰恰才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是对“知识就是力量”的一种负面的反应方式。他们也认识到知识有一种改天换地的力量，只不过不像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这种力量是正面的，而是对这种力量感到有些恐慌。这种危机感当然是不错的，从这个角度来反思现代性，质疑启蒙主义，也都是可取的。但是把这种意识过分夸大，乃至于以现代人之心猜度古代哲人的知识观念，就有点走火入魔了。
讽刺的是，甘阳自己则强调，他不喜欢那些从现代自由、民主的观念出发去解读孔子的做法，他认为他只是在追究孔子本人的想法。但他回避的问题是，他本人的反启蒙的立场恰恰也是启蒙之后的，一种更加现代的立场。他可以如此着迹地用斯特劳斯学派的眼光去解读孔子，凭什么就不容许别人带着自由民主的立场去阐释？
当然，斯特劳斯学派本身也许还是有某种深刻的学术价值的，特别是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独特的小圈子而言。但讽刺的是，这种在西方的极端保守主义到了中国恰恰变成了一种大受左派欢迎的理论资源。对父权制的维护，对无知顺民的提倡，特别是对自由民主的观念，对洪水猛兽般的西方思想的抵制，最能让五毛们为之振奋。甘阳的“通三统”，着迹得都让人捉急了。
也许他们的这种政治理念有的时候也会被看成“精英主义”。当时写人物志的妹子采访我的时候本来要按照我博客上的某些说法给我加一句“精英主义”，按我的要求修改掉了，怕的就是乍一看与他们这一派的政治主张相混淆。事实上我仍然认为我是一个精英主义者，而他们未必，例如我曾经吐槽甘、刘搞的博雅教育并非精英教育，而是“王室教育”。
我在某种意义上也认为“知识分子”一定是少数人，是文化精英，哲学不适合于大众。但这是因为哲学的命运使然，并不是说我的哲学学说应当藏着掖着不向大众公开，并不是说我应当一边偷偷摸摸地怀疑反思而另一边向大众灌输教条，而是说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你就算是毫无保留地向大众言说，他们也不会都搭理你，哲学家的怀疑和思考大众并不关心，哲学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取悦大众。这里的旨趣是完全相反的，他们过于臆想知识的力量，臆想哲学家的影响力，但我强调的恰恰是哲学家没那么大影响力。
当然现代以来，知识的公开性的确造成了信仰的动摇和社会文化的一连串革命，但这里的关键在于“知识的公开性”本身，而不是因为哪些具体的知识被公开了。
师兄在其他领域的文章没什么说的，我只有听的份，但说到施特劳斯我还是有些话要说。刘小枫在介绍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时引用了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的故事。苏格拉底就是那位在街上老是拉着人聊哲学的人，而游叙弗伦则相当于雅典人的宗教领袖，代表了雅典社会的主流意识。苏格拉底因为“败坏本邦青年”而被判有罪，见到游叙弗伦时拉着他狂侃，问他自己何以这个罪名被判刑，后来游叙弗伦“吓到了”就匆匆走了。刘小枫用了这个例子来说明哲人的旨趣和大众是矛盾的，也就是你说的“知识人不信神”。“（哲人）就算是毫无保留地向大众言说，他们也不会都搭理你，哲学家的怀疑和思考大众并不关心，哲学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取悦大众。”哲学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取悦大众这不假，施特劳斯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也是他批评启蒙运动的点之一，但是苏格拉底的事例说明哲人的思考未必会被置之不理，苏格拉底的思考和怀疑不就引起了雅典社会的恐慌么，否则哪里需要那么大动静——雅典公民用陶片放逐法处理苏格拉底以及后来被判“败坏本邦青年”坐牢。关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在我们专业因为向教授和同学介绍现象学而遭到删好友（跟他聊现象学，从现象学的角度去批判对社会的定量研究，然后他就删我好友了，但对我的诘问却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一个劲说我绩点没他高，没资格这么质疑云云，这成了我写这次参会文章的导火索，我的想法是，一定要置这个混蛋于死地，扒了“科学”的皮我看他怎么打滚，老子很好欺负么）和友尽，就我之前跟你讲过那个删我好友，指责国内现象学研究和德国，吹捧美国和台湾的那个教授。我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所谓“科学方法”有一种信仰，在他们看来我在动摇他们的信仰，按照我一位同专业的岭南大学的学长说的：我解构社会科学discipline的做法不会受到欢迎的。甚至他直接称我为“政治学中的苏格拉底”。这次大会回来以后我就充分体会到隐微写作的重要性了——为了毕业，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所以说，我认为只要哲学家不是在深山老林里与世隔绝，只要哲学家和社会接触，哲学家的怀疑和思考就始终不可能不被搭理，维特根斯坦不是说过私人语言不可能么（不那么合法地引用啦哈哈），我也不想搭理我那些同学（他们可能也这么想），可是在一个专业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可能不接触呢。所以我并不认为施特劳斯的主张是夸大什么。
还有，刘小枫文中介绍施特劳斯倒是说到古典大学就不是教授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的，而是培养德性的，古典哲人就不是传授知识的，也不是思考知识的，因此“这种对知识普及的危险性的臆想”我认为是无稽之谈。在这里，是你从知识的现代性出发在误解施特劳斯和刘小枫（我也不全是从刘小枫的文章中了解施特劳斯，我之前也在看施特劳斯本人的著作中译本，不是刘小枫翻译的），施特劳斯认为，对于日常民众来说，他们要怎么生活，怎么工作，这些由游叙弗伦们指导，因此游叙弗伦提供知识，可是苏格拉底恰恰怀疑知识，因而引起了公愤，因而后来才有了隐微写作。哲学思考不提供知识，你在讲义《希腊化科学》中讲到柏拉图学生的宇宙论模型是“粗糙的”和“定性的”，只是用来“拯救现象”就是旁证。施特劳斯自己区分的“苏格拉底式启蒙”和“启蒙智识人的启蒙”，后者主张让民众学习知识，亚当斯密就是典型（刘文）。他在《国富论》中提倡大学应该教授实用技能，而“苏格拉底式启蒙”则是“培养德性”，不提供知识技能。因此在施特劳斯看来，民众需要知识，而哲人怀疑知识，这才是哲人旨趣与大众不同的根本特征，因此说“因为知识的普及是有危险的，这会让日用而不知的老百姓过多地怀疑，走上“犯上作乱”的道路，动摇信仰基础，破坏社会秩序。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为了世界的和平，同时也为了自身的安全，知识人势必要隐秘地传承，而向公众提供某种谎言——例如知识人不信神，但也要编造出神圣的说辞来安抚公众。”是对施特劳斯的曲解，“动摇信仰基础，破坏社会秩序”的恰恰不是知识的普及，而是对知识的怀疑，苏格拉底就没有提供些什么，只是怀疑，而哲人在施特劳斯看来也不是“编造出神圣的说辞来安抚公众”而是随顺大众的“神圣说辞”，所谓“古代人把知识的传统隐秘起来是出于某种“高贵的谎言””是对施特劳斯的曲解。因此指责施特劳斯“过于臆想知识的力量”是无的放矢。
师兄在下文中说到“当然，斯特劳斯学派本身也许还是有某种深刻的学术价值的，特别是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独特的小圈子而言。但讽刺的是，这种在西方的极端保守主义到了中国恰恰变成了一种大受左派欢迎的理论资源。对父权制的维护，对无知顺民的提倡，特别是对自由民主的观念，对洪水猛兽般的西方思想的抵制，最能让五毛们为之振奋。”这第二句话充满了偏见，首先，把施特劳斯看作“西方极端保守主义”这是自由主义扣的帽子，另外，由于你没注意到施特劳斯认为哲人与大众旨趣不同的根本特征而说施特劳斯“对无知顺民的提倡”是第二种偏见；第三，你说施特劳斯“对父权制的维护”，施特劳斯并没有这么做，即便他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没有明显表达出对父权制的批判，也绝不会赞同，因为在该书中施特劳斯揭示出霍布斯学说和父权制的亲缘关系，而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霍布斯的信徒；第四，你说施特劳斯“特别是对自由民主的观念，对洪水猛兽般的西方思想的抵制”，施特劳斯并非左派，如果说对自由主义的一些批评就要被看作“对自由民主的观念，对洪水猛兽般的西方思想的抵制”，这帽子扣得未免太大了。施特劳斯从分析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揭示出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同源性也算是“对自由民主的观念，对洪水猛兽般的西方思想的抵制”吗，你倒是在“抵制”施特劳斯，可施特劳斯并没有像你一样“抵制”“自由民主的观念”和“洪水猛兽般的西方思想”。
所以，我觉得你在结尾的话“当然现代以来，知识的公开性的确造成了信仰的动摇和社会文化的一连串革命，但这里的关键在于“知识的公开性”本身，而不是因为哪些具体的知识被公开了。”有些莫名其妙了，感觉你在无的放矢。不过先刚我不了解，还望师兄指教，哈哈。
首先我承认我对斯特劳斯学派的理解受到多重污染，以至于肯定有所偏颇，首先是刘小枫等国内学者对斯特劳斯的转介，然后是国内一般左派学者受刘小枫等影响后的表述，再然后是右派学者的批判，这每一层都必定有所歪曲，我又没下功夫分辨，以至于会有很多误解。所以我并不是直接在批判和讨论斯特劳斯，我说的很清楚，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去旁听了甘阳他们的那个会，我针对的也是对那波中国学者的印象。比如你说斯特劳斯并没有维护父权制，我当然相信这一点，我在文中说得很明确，“这种在西方的极端保守主义到了中国恰恰变成了一种大受左派欢迎的理论资源。对父权制的维护，对无知顺民的提倡，……”我后面说的都是斯特劳斯派在中国恰恰变成的东西，而不是指斯特劳斯本身的东西，也许我把斯特劳斯本身概括为极端保守主义并不准确，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斯特劳斯的学说不应该变成对父权制的维护等等，所以我才说“恰恰”，我猜测这些东西都是国内学者对斯特劳斯的误读。你拿斯特劳斯本人如何如何来反驳我，恐怕是搞错了。
至于你说“民众需要知识，而哲人怀疑知识”，然后说我指责施特劳斯“过于臆想知识的力量”是无的放矢，这似乎是对知识概念的不同理解造成的，苏格拉底不是在怀疑知识，而是揭示无知。如果民众原本就没有知识，只是误以为自己有知识，而苏格拉底揭破了这种僭妄，让他人自知无知，这件事情不能说是怀疑知识，真要说怀疑知识，这知识也得打引号，是假知识。苏格拉底希望戳破假知识，然后用哲学的“助产术”，激发人们的自由，从而让人们自己发现真知识。而斯特劳斯希望民众始终相信假知识。所以说苏格拉底爱智慧爱知识，而斯特劳斯提倡无知顺民，我觉得没有问题。苏格拉底与其说在普及知识，不如说是在普及“自由”，只有通过怀疑成见和教条，激励人的自由，才能让民众自己有知识。知识与无知之争，根本上是自由与教条之争。
在施特劳斯看来，民众需要知识，但是在哲学家看来，人也需要知识，分歧在于，施特劳斯派认为既然民众需要知识，那就一直让假知识糊弄他们好了，而哲学家认为，如果你需要知识，那就要承担自由，自己去突破权威追求知识。
你说斯特劳斯派不是主张编造神圣说辞而是随顺大众的“神圣说辞”，也许就斯特劳斯本身来说是对的，但在中国的确不是这样。中国的民众已经不再信奉孔孟或马列的那些说辞了，中国的民间文化已经西化现代化了，然后中国的斯特劳斯派的愿望不是随顺大众，而是要重建一套民族主义的神圣说辞，比如通三统。
另外在中国，隐微与否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关于80年代末的那个事件，以及类似可能动摇统治者权威性的问题，是允许公开讨论，还是必须向民众构造谎言。右派当然都主张言论自由，但左派在斯特劳斯那里寻求资源来为言论管制提供辩护。
至于你从你个人在某个圈子里不被待见的事情引申到斯特劳斯，我觉得是小题大做了。为了毕业，你可以有所妥协，隐藏你的真实意图，但这是一种针对一时一地的临时策略，你需要学会的只是妥协，就好比苏格拉底在他的著名妻子（悍妇）面前也会时而妥协，他会到市场随便拉着一个人喋喋不休，但他恐怕不会成天拉着他妻子揭示其无知。这不是说苏格拉底也在搞隐微写作了。你成天拉着一些不适合的对象去絮叨，受到他们排挤，这很正常，换些对象去聊就行了，扯不上什么隐微写作 的问题。
反过来想，如果我们都搞隐微写作，比如吴老师和我只在私下交流的时候讲真话，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一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你又是如何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圈子的呢？你看了很多我们这个圈子的老师的博客和著作，受到吸引，这才有机会加入到我们这个圈子里来。设想你进入我们圈子之后发现，你之前看到的我们公开说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我们的真实想法，只是糊弄民众的，那么你有什么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