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有愚昧的权利，这是田松老师的说法——“人民有愚昧的权利；如果人民没有了愚昧的权利，就只有被愚昧的权利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有资格来为文明与愚昧划界？”
当年（将近六年前了啊真可怕）我就对此持保留意见，但没有详加论述。昨天井琪又提了这一说法，而我最近又在关注教育学问题，正好再谈一谈想法。
首先，田老师，包括刘老师、蒋老师等之所以支持“愚昧的权利”，其实是旨在强调一种抗拒的自由——我可以拒绝科学的权威、拒绝现代化的潮流，我就是乐意顽固不化，行不行？
这种“自由”我当然也认同，但问题是，这种抗拒的自由是否是一种“基本权利”，这仍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权利”是一个远比“自由”狭隘的概念，它与“义务”相对，是某个法律体系下的制度性、规范性的概念。简单地把任何一种“自由”都翻译为“权利”可能导致概念的混淆。举例来说，人有没有造反或革命的自由？所谓革命，就是要整个打破现有的规范体系，另立规范，重建价值。但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约定，本来是内含于这个正在被打破的规范体系之内的。而哪个规范体系会赋予一种否定这个规范体系本身的权利呢？
权利指的是某一规范体系下被所允许做的事情，而造反是试图做现存规范体系所不能容许的事情，这二者是不相容的，造反不是一种权利而毋宁说是一种反权利。但人有没有造反的自由呢——当然还是有的，但选择这种自由就意味着他试图拒绝某些既定的义务，因而也就主动放弃了某些既有的权利。你对主流社会规则的反对和拒绝越是多，主流社会对你的敌对和排斥也越是多，你承担的义务越少，留给你的权利也就越少，不能指望说一方面你拒斥其他人，另一方面其他人还照样赋予你权利。
但是，我绝不是说，每个人必须服从权威，权威说啥就是啥，只准信科学，不准反科学。但关键在于，反抗和异议都是有相应的层次的，除了全盘反对，整个地拒斥之外，一般而言，具体的拒斥总是发生在具体的领域之内，在基本上承认现存的“共识”、“常识”的前提下，对其中一些特定的部分发起抗议。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反抗的“权利”。
包括“革命”在内，所有的争议都发生在某一公共平台之上，而这个平台是历史性的。比如说，在现时代，你是否有权利以一种前现代的方式诉求“权利”呢？——这一问题本身就带有陷阱，因为“权利”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现代的，要诉求“权利”，就不得不进入现代的话语体系，势必要接受现代化的教育，从而才可能展开对话。
那么我不诉求什么权利，压根不想和“现代人”对话，我就想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自给自足，行不行呢？ 这就需要一定的区域自治。比如说一个独立国家，或者一个自治区、自治州、文化保护区等等，在每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环境下，可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流平台，在这个交流平台之内，可能有着关于权利和义务（或者关于社会关系的其它概念）的独特约定，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外界的干涉。
但这种独立性也是相对的，文化的独立要求隔阂的存在，但人类又总是希望打破隔阂，展开交流。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而且界限分明的，一个族群中可能会有许多拒绝交流的人，但也总会有乐意交流的人，而且在展开交流之前谁有权断定说他们就理应不参与交流呢？保护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理由，但人类毕竟不是动物，并不是说为了保存观赏和研究的价值就有理由拒绝文化的交融了。
顺应环境是人类必须承担的历史命运。进入雨林的族群就不得不来适应雨林的条件，进入沙漠的族群就不得不适应沙漠的条件；入主中原的游牧部落就不得不来适应华夏文化的环境，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生存的文化单元也不得不设法来适应现代化的环境。在这个历史环境下能够保存下来的多元文化也只能是某种经受住现代性的“后现代”文化，而不可能是一种前现代的文化了。
我们并不必须拥抱“现代”，但不得不经受它，承担它。“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自己，承担起自己的命运，一切的个性、独立性或多样性都是在承担自己的历史命运的基础上才可能创造出来的。
所谓承担自己的历史命运，也就是某种对处境的“自觉”。我们不妨说，缺乏这种“自觉”的人是“愚昧”的，而让人自觉的过程正是所谓“启蒙”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学究式的定义，日常用语中我们在许多具体的场合下使用愚昧一词，但究其涵义，往往还是指耳目闭塞、缺乏自觉的意思，相比而言，愚蠢、愚笨等词汇经常用来形容虽然明白状况，知道该做啥，但是不得要领，手段笨拙的意思，但愚昧则倾向于表达一个人根本搞不清状况，不知道该做什么，更别提手法如何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启蒙”与“愚昧”相对应了。所谓“启蒙”，在日常用法中，经常和“入门”同义。启蒙教育不同于专家教育，后者是在你已经上手的前提下，教你如何更加熟练、精通，而前者则是在你完全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带你摸清门路。
启蒙教育针对的不是自由人，恰恰相反，启蒙教育是人得以自由的前提。对于某一具体的知识领域来说，你首先必须了解其整体的概貌，了解其历史的积累，了解到这一门知识究竟有哪些内涵，大概有哪些成就和哪些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你才可能在这门知识中自由地学习和研究。而在此之前，如果对这门知识的现有状况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你不可能一上来就自由自主地学习，更不可能一开始就作出突破或颠覆，你不得不先遵循权威的教导，追随前人的脚步。因此，启蒙教育具有权威性，但也是反权威的前提。
对于整个时代来说，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自己被抛于历史的何处，了解我们的时代际遇和文化背景，才有可能去树立某种独特个性或开创新的时代潮流。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经受一种教育。这种一般而言的启蒙教育就是所谓的公民教育，或者所谓“国民人格之培养”。因此启蒙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完成的一个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一教育阶段，公民的人格才得以“健全”，人才成为“自由”的，才可能真正在人格独立的意义上谈论其权利和义务。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处境的差异，不同的现代社会可能有不同的基本教育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应当与“愚昧”的标准是相应的，也就是说，既然“启蒙教育”旨在破除愚昧，那么所有成功经受了基本教育阶段的公民就没有理由再被视为愚昧了。除非在具体的专业领域中，在一般的公共事务中，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讨论，而不能以愚昧为借口拒斥在外。因此启蒙也是民主的前提。而启蒙旨在让人对自己的处境有所自觉，但并不在于非要认可自己的处境。也就是说，经历启蒙之后，我们当然有可能拒绝权威、反叛现状。因此一个人作为独立人格参与公共交流的资格只取决于他是否经受了权威的教育，而不在于他是否接受权威的观念。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现今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更倾向于用接受而非经受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愚昧；另一方面，我们的“基本教育”并不是旨在自由、自觉而是旨在灌输、洗脑。这双重困境造成了民主的艰难。启蒙在中国始终尚未完成，因此一些人希望干脆拒绝启蒙，拒绝西化。但第三重困境在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毕竟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我们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可逆转地现代化了，在尚未经受启蒙的情况下拒斥它，结果不会是一种文化的健全和独立，而只是一种脱节——思想观念与物质生活的脱节，价值规范与历史际遇的脱节。
最后顺带提一下“启蒙与解蔽”——某种意义上说，他俩是一对同义词，都是揭开蒙蔽的意思。在这一线索下，我试图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作一种“教育学解读”。真理即解蔽，解蔽即启蒙，启蒙即一种教学过程，这种教学过程并不旨在学会一些名词或掌握一些技巧，而在于获得一种对处境的自觉和自由的空间。不过在这里我只是挑个头，以后有机会再展开吧。
不是很认同，不过也不排除是我没看懂你的意思的可能性。太长了，细细推敲太累了。
首先，你的题目改成“人民如何维护愚昧权”似乎更合适。
其次，争议的平台虽然是历史性的，但历史却是可以变的，革命者压根不想进入“话语体系”，听了两句就烦了，就直接把命革了，是做的到的。跟他说“你这是前现代的革命方式,不算”是没用的，革命成功了，就会有新时代和新的现代。
再次，继来者往往开不了来，他都继承了遗产了，哪有心思搞改革。开来也未必需要继往，说不定他自己就是新的血液，懵懵懂懂就把来给开了。并且，一位成功革了命的人孙中山说过：知难行易！
其四，现代真的有一个话语体系，其中存在着许多“共识”吗？这是大大生疑的。当然，杀人是罪，这个常识，相信任何愚昧的人也是知道的。
另外，社会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一直心存疑问。例如，设社会有一规范的共识，按你的定义，那就是我的权利范围了—但是我的权利真就不准超过这个范围了？终归感觉怪怪的。虽然我现在是赞同的，但是，是不是权利真就是那个意思？我有没有做什么事的权利，到底管社会这家伙毛事？也可能我坚持我有这权利，社会就勉为其难认同我有这个权利了，慢慢还欣然接受了吧？这种可能倒不得不让愚昧的人有乱闯乱试的冲动了。
最后，说到正题，简单明了，实话实说，我不认同你开的药方，我给愚昧人的建议是，要维护愚昧权，关键在继续愚昧，并且对反对者狠翻白眼。被人一启蒙，很容易就真愚了。在任何相争中，知己知彼是最重要的，但是那是方法，任何斗争的前提，就是死死的守住士气，两军相争，勇者胜。坑蒙拐骗，采用哪种方法，是第二位的。
以及，我的方法也是历史性的。
首先，我认为没有“愚昧权”这种东西，不知为何你建议我如此改名，是讽刺吗？请直言。
其次，你说革命者压根不想进入话语体系之内，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是在话语体系之外的，那么他们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我说的革命是指的内部革命，而不是说一个被现代人奴役的前现代族群起来革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倒是有可能二话不说直接把命革了。但是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族群能够强大到推翻整个现代社会？现在如果要出来一个革命家，他要反抗整个话语体系，那也不得不先在这个话语体系中鼓吹自己的纲领，才有可能吸引跟随者一块来革命。听了两句托勒密天文学就烦了的人不可能搞出哥白尼体系，听了两句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就烦了的人不可能搞出经典力学。革命者通常是一个想要突围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从未入围的门外汉。
再次，与“其次”一样，开来者肯定要继往，孙中山先试图上书李鸿章寻求交流，失败后转而革命，而革命中当然也要与保皇派交锋、论争。如果他压根不卷入交流，光是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地搞革命，哪些人会追随他？革命怎么会成功？
第四，当然，我们不能把“话语体系”僵化看待，好像它是由一条一条命题组成的，其中有一些命题是“共识”。但共识总是分歧的平台，没有共识就谈不上分歧。至于你所谓“杀人是罪”，恰恰不是一条共识，更不是“愚昧”的人也都知道的。古代文化中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往往都是杀人能手，近代欧洲还有生死决斗的传统，即便是现代社会中杀死罪犯的行刑者和杀死敌人的士兵一般也都不算犯罪。但我们的确还是要承认关于杀人的态度方面我们存在一定的共识，这种共识很难用一句准确的命题概括清楚。
另外，如果把权利与自由混用，那么它的确可以超出“社会”的限制，但严格来说权利一词就是规范性的。“自由”关乎你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能力，你就有杀人的自由，但是你没有杀人的权利，因为权利不取决于你自身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他人的容许。说你有吃饭的权利，指的不是你的胃肠功能如何，而是指的某种对与你共同生活的其他人而言的约束——他们应当容许并以一定方式支持你吃饭。你吃饭这件事关社会毛事呢？当然有关系。关系到农民的耕作，关系到粮食的运输，关系到市场买卖的秩序，关系到货币的权威，关系到厨具的供应……严格来说，你一个人没有能力完成吃饭这件事的。而这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关“社会”的事，你的相应权利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关社会的事。
最后，我没觉得我在开药方啊？我开的药方是啥呢？至于你所谓“两军相争勇者胜”，这已经是预设了有“两军”的存在。然而，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处境，你又怎么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军呢？你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呢？文明和愚昧都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自动自发地就会聚成两军的。不去理解自己的处境，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到时候你一个人士气再高，也难免四面楚歌。
没讽刺啊，不兴那玩意。可能表述不清吧，睡眠不好有点晕。愚昧权只是个说辞。
太长了没细读，我按段落浏览了下，扫到的关键词是：愚昧是对自己处境不自觉；要觉知处境要靠启蒙教育；经受教育而非接受教育；启蒙教育应是着眼于解蔽而非灌输。是这个意思吗？
问题是启蒙是由谁来启蒙，凭什么相信来启我蒙的是来解蔽而不是给我灌输符合他利益的观点的？解蔽本身会不会成了一个新蔽？这些，需要启蒙的对象往往是判断不了的，文化较高的人，例如说大学生中间，又有几个能容易真正解蔽的呢?
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如果要让我提策略的话，我会说，被认为愚昧的人，要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或其他权利的话，首在直觉自己的感受，并以此坚定立场，而非经受启蒙后再去考虑自己的立场怎样才是合适的。因为考虑处境并不是他们可以容易做到的。
另外，不说实际情况的话，我个人感受是解蔽也有好多办法，与以上相关的是，如果把当前状况看成一个极端，则有时候刻意去施行另一个极端，也不失为一个路子。两者慢慢中和，蔽就解了。因此，着眼于解蔽的对话，是有可能经由对峙开始的。
我说的两军，指的是愚昧的人们和不准他们按自己方式愚昧生活的人。
慢慢说吧，太困了
启蒙总是由权威来启蒙，他们是社会的掌权者或者家长。当然，他们未必抱有启蒙的理念，也许他们就是来对我进行灌输的。但即便是灌输也是一种启蒙，也是我们不得不经受的命运。只有经受了这番灌输之后，我现在才能来反思那些是不是灌输。
你现在已经经受了被抛入的基本教育阶段，所以可能进行反叛：我压根不要经受这些教育岂不更好？我用直觉去感受多好？但是一个尚未经受教育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些，他无从知道学校的灌输有多么坏，除非是你用家长的权威灌输给他相反的观念。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直觉，什么叫立场，即便他知道，他也难以向外表达，除非你教育并训练他。于是，无论是你把孩子送去学校，还是向他灌输你的生活理念，他总要经历某种启蒙的过程，否则就谈不上拥有一种立场。而如果你的启蒙方式过于独特，从而与社会主流过于迥异，以至于孩子仍然难以向其他人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他还是会走投无路。
另外，你所说的刻意走极端法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关键在于，另一个极端要往哪里找？能够从一个极端找到另一个极端，意味着你需要预设一条标尺，预设一个坐标的存在，在这个坐标下进行定位，才有极端与另一个极端之分。但问题在于有待反思的东西，所谓你被抛入其中的“处境”，往往并不是某一个点，而恰恰是这条坐标——你的可能性被局限住了，只能在这个标尺和框框下衡量和思考问题。要么文明，要么愚昧；要么现代，要么原始；要么理性，要么直觉……这些简单的二分框架恰恰是我们现代性处境的一部分。
我支持田松老师的看法，事实上我和他不谋而合。我在微博里说过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也是田松老师的看法。
我相信，田松老师他们这么说的含义是，或者至少包含的一点是，或者再至少我的意思中包含的一点是：：一个较为健全的现代体制，应该尊重愚昧的权利。尊重愚昧，是应该包含在体制内的，这个体制才健全。因为，健全的现代体制，应该对多元化保持尊敬，对“不愚昧”的定义保持开放。
我也认为体制应该保持开放，但所谓开放，指的是不内部封闭，而留有余地，留出边缘的空隙。而所谓愚昧，在我看来恰恰就是这个应该被放在边缘的东西，而不能作为体系内确保的一个“基本权利”。一个开放的体系总要留出某种自我否定的余地，就好比一个开放的人始终会保持有别人也许会把自己驳倒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向自我否定的开放性并不应该成为一个健全的人的健全的思想中的核心或基础部分。“文明”是“权利”的基础，因为人类是文明的，因而我们赋予个人以种种权利。而否定了文明，权利将成为一个空洞的词汇，无所着落。但这恰恰不意味着文明一定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意味着我们应当对文明的边界有所自觉，对体制的局限性有所自觉。相反，非要把暧昧不清的愚昧权包含在体制之内，也许恰恰是一种不自知，企图一劳永逸地涵盖万全而不留余地。
文明是权利的基础，但是1、权利并不都是由文明规定出来的，否则就不会有新权利了 2、文明是在变动的，人们要求新的权利，或者要求把各种本在所谓边缘的权利往文明核心位置推动，都会塑造文明。
实际问题是，如果一个文明要摧毁一个古老的生活方式，那在那个生活方式里本怡然自得的人应该怎么办？我料想，启蒙他们，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让他们能提出深刻彻底的反对意见，是等不及的，切实要做的是努力放声反对和反抗。当然启蒙很重要，不过未必非要先启了蒙才能去反对，可以边反对边启蒙，效果可能更好。
以上是实际问题，老师谈的我觉得也是实际问题，实际问题的解决不一定要以先 理清道理为先导。一件事情是明确的，他们想要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
那么你说新权利是哪里来的呢？
权利是社会约定出来的，社会是变动的，权利也是变动的，某种现在看来是愚昧的观念也许会变成文明的共识，但问题是我们一定要预先就把一切可能合理的事物认定为合理吗？我们要对未来保持开放，对可能性保持开放，恰恰因此，我们不必奢望当下的体制就能够涵盖一切。新权利可能出现，但是在它确实出现之前，它并不是个权利，否则也就没什么新权利了。
至于说一个文明要摧毁一个古老的生活方式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也许比你更保守一些，在我看来根本也不应该主动去启蒙他们，这是传教士的逻辑。文明不应该无节制地扩展，不应该把某一种生活方式任意强加在其他人身上。但是这些“不应该”并不是因为那些人拥有什么愚昧的权利，而是出于文明人应有的自觉。
当然，慢慢地启蒙他们，让他们提出深刻的反对意见，是“等不及的”，但是如果他们放声反对就来得及了吗？如果现代世界坚持要文化渗透，他们能抵挡得住？
关键不在于野蛮人怎么抵抗，而在于文明人如何自我节制。我强调启蒙，关键也是在说文明人如何认清自己的处境，而不在于说所有的野蛮人都一定要接受现代文明的启蒙。在我看来，权利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公民才有的一种东西，而在文明社会之外的群体谈不上权利，但相应地，也谈不上义务——他们没有什么保持愚昧的权利，但也没有必须走向文明的义务。而如果非要说他们有愚昧的权利，那么我要问，他们的义务是什么？供人观赏？
当然，现代人有时候会强调一些普遍的“天赋人权”，比如生命权，我们认为愚昧的野蛮人也拥有这些天赋的权利。但愚昧权是天赋的吗？（事实上我对“天赋人权”的理念持保留意见，这里暂且不论。）天赋权利具有普遍性——每个人都有生命，但每个人都愚昧吗？愚昧权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实际点来说，如果一个部落保有人祭的风俗，按照生命权，我们应当阻止他们的活动，但按照“愚昧权”，是不是就不该阻止呢？普遍人权本来就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如果再加上个愚昧权就更乱了。
最后，关于“他们想要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并不是明确的。第一，任何文化都不会是铁板一块，总有些人这么想，有些人那么想；第二，只有在另一种备选方案得到展示并且可供选择时，谈论他们想要原有的生活方式才有意义，如果他们只知道那么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根本没有想要不想要的问题了；第三，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未必就是一个合理的诉求，例如一个部落从沙漠迁徙到了雨林，他们倒是想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但事实是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现代化过快地改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这当然是值得反省的事情，但在这一既成事实之下，在外部环境事实上已经变化的状况下，他们也不得不调整原有的生活方式了。而作为造成这一环境大变化的始作俑者，现代人是否有理由完全旁观，看着他们在新环境中眼花缭乱迷茫无措，还是说有一定的义务去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
不是很赞同，当你这样说时，你已经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了。
在这里我不想说道理，我来看看朝鲜和阿米什人。
我认为，朝鲜就应当拒绝网络，手机，以及一切现代性的生活。拒绝现代化的农业，不用抗生素、化肥、激素。我们以为美国人幸福，因为他们有IPhON，其实错了，朝鲜人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没有IPHON， 这样他们才有真正精神和灵魂上的安宁。他们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美国人要靠分享（其实是炫耀和自恋）。哪一种才是本质的幸福呢？
确实，朝鲜人很少吃肉，但他们吃的肉都是纯正的肉。中国人虽然随时可以买到牛奶，但没有纯粹的牛奶。 现在，那种宁静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承认，基督教就是希望人民愚昧的话，那么，恰恰是朝鲜人，而不是美国人，生活在伊甸园中，因为朝鲜人什么也不懂。
从你对朝鲜的理解来看，我们的思想相差太远，我也不指望能说服你，只是很好奇你为啥会来看我的博客……
即便你要赞美朝鲜，也该先搞清楚状况。朝鲜人是有网络，有手机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在用，但他们公开展示这些现代化成就。对的，朝鲜人不拒绝现代化，而是经常拿着个词标榜。朝鲜拒绝现代化农业？不用化肥？他们当然用化肥，只不过自己的生产力不够，还要靠别国援助化肥和粮食。说朝鲜人灵魂上安宁？一个安宁的社会一直在鼓吹革命、备战，一直在宣扬与敌斗争的斗志？你把安宁这个词定义成了什么？
最后冒出的基督教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说基督教就是希望人民愚昧？也许吧。但基督教追求的不是伊甸园。他们认为因为伊甸园里的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上帝才会放任人偷食智慧果，以堕落为代价开启心智而成为自由的，经过堕落而后自由地选择重回上帝怀抱才能得享永福。如果你信奉无知是福，可以，很好，但请你别装有知，无知就无知地呆一边幸福去吧，为啥要装模做样地跑出来谈朝鲜谈基督教谈现代化呢？是希望别人都来赞美你：无知，太无知了，从而沾沾自喜？那么我可以满足你一下~
其实我并不是要为朝鲜辩护，意思就是说，朝鲜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张祥龙老师写过一篇印弟安人的文章，感叹的就是印弟安的文化被天主教蚕食了。
现在所谓的普世性，启蒙，都是带着解放的旗帜来解放别人，实际上，别人从来没想过来被解放。
就像《乱世佳 人》中的黑奴一样，北方人说黑奴没有自由，实际上黑奴自己过得很快乐，他们是极不情愿地被“解放”的，被启蒙的，这种人应当有保持愚味的权力。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说沉默，也是针对启蒙来说的，启蒙就是什么都要告诉老百姓，让每个人都吃智慧果，知善恶。但这是有问题的。沉默就是要保证人们愚味的权力。
另外从中国和欧洲的对比就可以看到，中国人适度地保持了愚味，中国人不知道有上帝，也不钻研科学，这种人过着平淡的日子。其实本来挻好的。确实，外国人无论在宗教、哲学和科学以及艺术，乃至文明上都要超过中国人。但这是很危险的，中国人虽然落后，但中国人造不出能杀死所有人的武器，中国人不会发动世界性的战争，不会发明抗生素改变整个生物链。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愚味并不等于无知，如神秘主义大师所言，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它是一种更大的智慧。
现在看来，李约瑟问题要反过来问，中国人应当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你们西方人搞出了科学呢？你们西方人要向全人类检讨自己。
当然，我们要反对绝对主义，反对无节制的普适主义。但虚无主义其实是绝对主义发扬到极致的产物，并不比绝对主义高明多少。你提到张祥龙老师讲印第安人，但祥龙大师并不是无节制地为任何一种生活方式辩护的，比如他明确认为毛时代的生活方式是糟糕的。当然，张老师说印第安人的文化被天主教蚕食了，你说中国现在的生活方式被现代化侵蚀了，其实也是在表达对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明确反对。但是你凭什么能反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呢？现代化不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美国不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美国人更没想着需要被你解放啊，他们过得也挺得意，挺自以为是的，你又凭什么能对他们指手画脚呢？
中国古人的确“适度地保持了愚昧”，但关键在于适度，而不在于愚昧。中国古人崇尚无知吗？崇尚愚昧吗？显然不是。中国古人也强调“夷夏之辨”，翻译成现代的词汇来说，夷与夏大致相当于野蛮和文明，中国人强调礼乐教化，“教化”也类似于启蒙的观念，传统的“蒙学”之“蒙”就是启蒙之蒙。中国古人也希望开启民智，事实上，中国古代在世界范围来说是基础教育最为普及的文明了。
你要理直气壮，就得讲理，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就能理直气壮的。我们应承认“理”的多元性，承认任何一种理都非绝对。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不讲理，更不是说，你一边完全不讲理，一遍还可以“理直气壮”。
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理性，有印第安人自己的教育；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教化方式；现代西方人也有一套理性。我们反对把现代西方人的理性过分膨胀，但并不该把与之相对的东西都称为愚昧，这仍然是现代性过分膨胀的结果，只不过走了个极端而已。
沉默当然很好，但沉默恰恰不代表瞎说。维特根斯坦强调沉默时说的是：可以说的都说清楚，而对不可说之物保持沉默。背景是维特根斯坦说了，而且说了不少，说完了还跑去当小学教师，最后又改变看法继续说下去了。我不知道你从哪一点看出他的沉默针对的是启蒙，如果你不懂，你也沉默好了，为什么偏要理直气壮地说？
解放黑奴的例子能够说明问题。也许你愿意当奴隶，也许你很快乐，但是我们认为这不合理。的确，解放黑奴的运动并不完全是顺应全体黑人的意志的，事实上许多蒙昧的黑奴根本不懂表达自己的意志，你可以说是现代人和被启蒙了的黑人自作主张希望他们起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是，解放黑奴是有理的，奴隶制是不合理的，这不是因为黑奴快乐不快乐，而恰恰因为“愚昧”不能成为一条理由。
不知道你要是有孩子以后会怎样启蒙他，还是说闭塞他的耳目啥都不懂最好？如果有人把你孩子拐走对他洗脑，让他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你是不是不会去解救他？如果别人帮忙把孩子解救出来，你反倒要指责他们破坏了你孩子的幸福？
尼采曾经预言， 今后的人会离本质的幸福越来越远，看来说得没错。你现在已经陷入现代性的深渊中了，我也不想说服你，因为以前我也和你有差不多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改变，你会发现，现代性是一个错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在古代。越古的东西越好，越新的东西才是越坏的。写信比微薄好，以前的人享受都是本质的幸福。现在的人都活在虚幻之中。骑马比坐车好，现代性发展的最后结局就是黑客帝国所描写的。只有地底人才是保持了古典传统的高贵民族。但他们就是愚味的。
现代人认为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反现代就是反文明，反现代就是愚昧。在这一点上，你才是陷入了现代性的深渊之中了，你完全信奉这一条文明与愚昧、现代与古代的二分这一现代性逻辑，只不过你耍了个无赖，说愚昧就愚昧，但愚昧就是好。
黑客帝国的地底人是愚昧的吗？你究竟是怎么看，怎么读的啊？他们不正是“自知其处境”吗？从虚拟世界中逃离不正是需要一个追寻真相的过程吗？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的人能够逃离虚拟世界吗？能够了解虚幻的处境和真实的所在吗？相反，活在虚拟世界中的人，他们对处境无知，活得好好的，你凭什么指责他们呢？你凭什么觉得经过痛苦的求索而得知自己虚幻的处境的那些人更加幸福呢？究竟谁无知，谁愚昧？如果你信奉愚昧是福，你正应该浑浑噩噩地享受现代生活，不求甚解地活在当下，为什么要出来反思现代性呢？
地底人就是保持了古典传统的人，地上人就是被技术主义和现代性冲昏头脑的人。也就是被启蒙冲昏头脑的人。但实际上，地底人也是受到 现代性的恶果惩罚的人，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如果要避免做地底人和地上人，现在开始就要刹车。要回到古典传统和东方主义中去。东西方要平衡，不能再让西方独大了。在这个意义上，朝鲜不让人民使用网络，有更加长远的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说，朝鲜人就相当于地底人，虽然技术落后，生活贫困，但他们能够享受到本质的幸福。
我们，至少我，出生在一个现代化已然全面展开的世界中，因而我要反思现实，理解自己的处境。什么叫反思？新的都是差的，古的都是好的，这叫反思？这和新的都是好的，古的都是差的有多大区别？古代人往往崇尚古老而抵制新潮，但也不至于如此单纯地非此即彼，古今之二分如此地截然这一状况恰恰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你才是被现代性冲昏头脑的人。
你之前提到，“中国人造不出能杀死所有人的武器，中国人不会发动世界性的战争……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看来在你眼中也还是有一些判断标准的。比如发动世界性的战争似乎是一件坏事。但是蒙元发动了世界性的战争，马其顿人、阿拉伯人等等古代人也都发动过世界性的战争，他们是好还是坏？蒙元和北宋哪个更好？蒙元比北宋更古，所以一定更好吗？蒙古人人破坏了许多当地文明，让他们退回到更源始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世界性战争是一场解放运动？
“古代”不是铁板一块，古代有强悍的蒙元，有开放的唐朝，有内敛的宋朝，有奴隶制也有部落制。把丰富多元的“古代”一概而论，凡是古代的都是好的，凡是现代的都是差的，这其实是根本上抹杀了好与坏的判断，走向道德虚无主义，是现代性价值崩塌的后果之一。
不好意思说错了。。。因为要说开放的唐朝，所以连着说了宋朝。。应该是蒙元比内敛的明朝更古
其实我也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你也不要担心，好像凭我等少数几个人就能逆转现代性的车轮，iphon是大势所趋，我也得用。但是一定要有一种古典心性，要对各文明的古老传统保留深深的敬意，学会让别人愚味，就是学会沉默，学会尊重人的道德层次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是通过教育可以抹平的。希特勒和海德格尔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如果没有启蒙，即让希特勒保持愚味状态，就不会有后来的灾难了。哲学要反思，不要跟着别人喊，自由、民主和平等都是有缺陷的。不要陷入得太深，就是智慧。中国的古人是故意不去研究宗教和科学的，就像维特根斯坦，知道了哲学的危险之后，果断就放弃了哲学。这和有些基因科学家宣布不再做克隆人试验是一样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高贵品质。维特根斯坦和这些基困科学家，以及拒绝做核试验的科学家，包括拒绝开发外太空的科学家，就是懂得沉默，懂得让人们保持愚味的权力。
蒙元严格来讲不算中国，特别不能算中国文化。二分法又不是今天才有的，古时候的人就是二分法，施米特也说，首先要分清敌友。二分法或者二元对立与现不现代性没有关系。
即便蒙元人打了世界战争，他们也是打着好玩的，真的，他们只是把战争当成一种游戏和娱乐而已，当然对于别人可能显得有些残酷。他们打战对人类不会产生致命的危险。西方才是人类最大的威胁，当然，我们从这种风险中收获了现代性带给我们的巨大好处。
死人没有愚蠢的权利。 不懂得武装自己的生物是注定要被屠杀和淘汰的。
另外：中华文明对战争科技的研究一直是超前的。可惜运气差，因为内部斗争产生的武力真空期让异族趁机统治，导致近几百年来中国军事力量在异族的侵略性统治下不断衰弱。20世纪上半业的侥幸复苏也被尽数覆灭。
“解放黑奴的例子能够说明问题。也许你愿意当奴隶，也许你很快乐，但是我们认为这不合理。的确，解放黑奴的运动并不完全是顺应全体黑人的意志的，事实上许多蒙昧的黑奴根本不懂表达自己的意志，你可以说是现代人和被启蒙了的黑人自作主张希望他们起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是，解放黑奴是有理的，奴隶制是不合理的，这不是因为黑奴快乐不快乐，而恰恰因为“愚昧”不能成为一条理由。”
最近的女教师被拐卖案好像和上面讨论有些关系。当然具体新闻我不清楚，而且也不是因为这个新闻跑来挖帖的。最近和同学聊天时遇到了一些老问题，同学表明了一种常见的道德观，涉及到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比如她意识到自身的金钱欲很强，而现在大量官员贪污，所以她不会表示谴责，并且如果有机会她也是想要钱财的，但可能会得适度，因为害怕风险。最后整体的态度即是只要没有伤害他人，触犯法律，那么一切皆可。再比如她认为很多直男癌的处女情结是有问题，但是算一种类似人之常情的东西，因此即便她的对象是一个这样的人，而只要在自己生活中这种情结没有造成危害，也就不算是一个问题。
两个例子相差有些远，但在我的角度来看同学是缺乏反思的，也可以说有一点愚昧，还没有触及真正的道德觉醒。并且她认为这种不反思具有合理性。这因此让我想起老问题，哲学家的角色，当你遇到不愿反思的人，该如何看待？或者还有，你如何面对在一个问题上他认为“理所应当”而你认为“毫无道理”甚至是有“道德错误”的人？另外的问题即是提到的这两个例子作为常见的态度，如何看待？
算是评弹点播？
这里道德观的问题其实与我准备写的下一篇评弹有点关系。我支持苏格拉底，知善就会行善，不行善只是因为认知不清楚。具体到你的同学，她的道德观也是经过反思的，至少她能够解释出一些道理。那么就有两种情况，一是她的反思不够彻底，或者有矛盾，比如认为坏事是好的，那么哲学家可以帮助他厘清概念，启发他深入思考。但另一种情况是，她的确有自成系统的完整思考，只是在一些具体的取舍方面有分歧，比如你认为处女更好，他认为有经验的更好，我认为无所谓，这种分歧更像是个人品味问题，难以通过哲学争论确定出标准。又比如我找老婆喜欢找黄种人，觉得黑种人不好，这里头也没有什么种族歧视。关键在于，认识不能僭越恰当的界限，我不应当因为自己看黄种人顺眼就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认为黄种人最好，我也不应该因为种族歧视是坏的，就去斥责在个人生活中有所偏爱的人。有人爱处女有人爱妓女，我觉得都行。有的被拐妇女为了孩子忍辱负重，有的则抛弃孩子追求自由，我也觉得都行，个人有个人的权衡，但你如果非要说哪一种权衡是道德上绝对正确的，那么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理性的僭妄。
我不认为别人有什么“道德错误”需要我去指正，道德哲学为的是自省而不是去规范别人。哲学家关心的是自己过好生活，做好人。别人看见你过得好，自然会有人来模仿。主动去规训别人并不是哲学家的使命。
问题就卡在我们常常会隐约感觉到他人的道理存在矛盾，但一时的能力或语境无法使之明确。看来这时候明智的做法也就是接受能力和语境的有限性了。
分歧自然会包含很多内容，包括歧视。
哲学家肯定不是规训者的角色，应该更像是诚实版的王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