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想开”哲学评弹“这个栏目，我早已憋了许多题目想写，不过临到写时又不知道从哪里写起了。
还是先写一个老话题吧：“自由”。关于自由，我早已有很多文章在讨论，该说的其实都说的差不多了，但相关的讨论往往牵涉到自由与平等的异同，以及言论自由等具体问题上面，而且写得也不够通俗。在这里，我想仅就“自由”这个概念，做一个通俗的评说。
前一阵我接手参与编写一部文明史教材的两个章节，谈起关于希腊科学的写法，我被告知应慎谈“自由”，说自由是一个现代概念，很复杂，要讲清楚古代自由的意思很麻烦，等等。总之我能够理解“自由”这个词所包含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一些人不希望在官方教科书中太多出现这个词也并不奇怪，因此我最终是能够妥协的。但我并不接受“因为这个概念很复杂，所以不适合讲”的这套逻辑。事实上很多概念在古代和现代都有非常不同的意思，要分辨清楚的确是“很麻烦”的事情，“自由”在诸多“复杂”的概念中还算是相对简单的，如果“自由”都不能谈，那就啥都别谈了。
之前和师兄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中国很多时候的确是“左派”学者看起来更学术、更严谨，而右派学者看起来幼稚或肤浅。但关键恰恰在这里，右派学者主张尊重“常识”，尊重最浅显的道理，因此认为民众有权利也有能力参与政治讨论，有权利发出主见。而左派学者因为问题“很复杂”，就试图割断民众的参与，鼓吹所谓斯特劳斯的“秘传”传统，把肤浅的民众和开放的日常语言排除在政治之外。
许多概念的确很复杂，哲学家的一大任务就是澄清概念，为这些纠缠不清的概念正本清源。但正本清源是从追根溯源开始的，我们总是对概念之“流”有所把握，有所关切，才去追究它的“源”。我们可以说现代人对某个概念的日常理解偏离了它的本义，但我们不能说现代人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错误的。比如“囧”这个字本义是形如光明，但现在人们用它来形容窘迫，你显然不能捧着词典指责大家都用错了。蒸汽机最初是用来抽水的，后来人们把它装到轮船上，你更不能说他们用错了。每一个词语或每一个工具除了某些固定的指向之外，总还存在被“误用”的“余地”，正因为如此，语言才会发展，技术才会进步。而“误用”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也总是因为它们确实“有用”。
因此，要衡量我在谈论某一个话题的时候是否应该用某个概念，或者说要评价我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值得动用某个工具，要害不在于对这个概念或这个工具作一番清晰准确的界定，而是在于它们究竟有没有用？能不能够起到想要传达出来的效果？
这个栏目的基本模式就是把哲学概念还原到使用语境之下，并不是旨在提供某种标准的词义，而是揭示我们实际上是怎样理解这些概念的，以及我们还可能以什么方式理解它们。
以上其实还是关于这个栏目的总的介绍啦，这一栏目下的文章或者严肃或者轻松，但基本特点就是要破除哲学概念的神秘感。
言归正传，我们讲“自由”。自由这个概念和科学、民主一样，确实挺麻烦，它们都是西方语言经过日本人翻译而直到20世纪才在汉语中流行起来的新词，中国古代很难找到相对应的概念。这就造成了我们理解西方的这些概念时始终有所隔阂，这也引起了许多关于科学、民主或自由究竟是普世的还是西方的争论。这些争论当然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表示谈论”自由“就非得掌握深奥学术的专家学者，有些概念之所以复杂，并不是因为很少人能够理解，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能理解。
比如说“存在/是”也是一个西方传来的概念，仿佛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核心主题，但在中国古汉语里压根就没有系词“be”，所以说中国文化整个就无法与西方哲学对上话了吗？也并非如此。有机会我们专门再来谈一谈”be“的问题。
古汉语中缺乏与“自由”对应的概念，与“being”类似，首先是汉语的语法结构的问题，英文freedom是free的名词化形式，dom后缀往往是把某种”动作“所引出的某种”状态“变成名词。所以boredom由bore这个动作变化而来，bore这个动作原意似乎是钻孔，引申出烦人、扰人的意思。英文的这种名词化促进了某种让概念脱离语境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作为一个动作，总是有施加者和承受着，比如我说“老师的说教烦死我了”，这意思很简单，但按照西方语言，说法可能是“我要死了，因为厌烦（I’m dying of boredom）；这是因为老师的说教……”这样一说，好像烦到我的不是老师，而是“厌烦”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个东西似乎也并不在我个人的情绪之内，而是某种客观对象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说受到厌烦，因为厌烦，驱除厌烦等等。
但这些其实都是因为语法结构而产生的错觉，其实boredom不是一个“东西”，“因为厌烦”实质上是“因为老师”，“驱除厌烦”实质上不是驱除某个东西，而是远离这个老师，或者调整自己的心态。
名词化的“自由”同样也带来这种错觉，仿佛“自由”是一个现成放在哪里的“东西”，然后我们去“拥有”它，去“追求”它，或者去“剥夺”它。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东西。追求自由和驱除厌烦一样，实质上是希望对环境进行调整。
在具体的语境中，“追求自由”其实都是追求某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被父母关在家里的孩子说他想要自由一点，意思很可能是希望父母少管管自己，或者更具体地，就是希望能上网打个游戏什么的。
在某个语境下自由意味着能打游戏，在另一个语境下自由意味着走出监狱，那么在林林总总的语境之间，总有某些共通之处，以至于我们都用“自由”谈论它们。
这里其实牵涉到所谓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古老争论，我有机会再细谈。这里可以简单说明的是，我认为名词既不是像实在论所说的，指向某种客观实在的东西，也不像唯名论所说，在逻辑和时间上都要后于“个别事物”的。
在这里我们朴素地看这个问题，人们要为某个名词达成共识，需要经过交流。即便是指称现成的某个东西的名词，交流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桌上放着五个红苹果，我指着它们说“apple”，你是否就掌握了apple这个词的意思呢？当然没有，事实上你不清楚我指的究竟是苹果，还是红苹果，还是红，还是五，还是桌子，又或者是水果或食品。当我指着放在篮子里的三个青苹果也说“apple”时，你才缩小了范围。但有时候更多的交流未必会让范围收缩，比如当你发现别人指着一台手机也说“apple”时，也许就混乱了，之前已然收缩的范围又变得模糊不清了……当然，我可以指着词典里白纸黑字的“苹果”这两个字说“apple”，这样一来你或许学得快一些，然而前提是你已经掌握了“苹果”这个词的意思，那么你又是如何掌握苹果这个词的呢？
所以说“自由”这个词是复杂的、神秘的、暧昧的，但我们也不必太当回事，因为其它词汇也差不多。“自由”这个词和“吃饭”、“睡觉”等词汇相比，既不会更简单，也不会更复杂，既不会更神圣，也不会更卑微。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自由就像请客吃饭”，这里就是第一层意思，那就是说自由这个词就像吃饭这个词一样简单（或一样复杂）。
“吃饭”是什么意思呢？吃饭这个词并不是根据某种叫做“饭”的东西来界定的，相反，“饭”这个东西反而经常是由“吃饭”这个动作来界定的。吃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有时候是饭，有时可能是零食，有时是试吃品，有时甚至是药物。
“吃饭”这个概念背后既有自然，也有社会。它与人的自然机能有关——人能吃，会吃，要吃，爱吃。人有吃的能力和需求，所以才能理解吃饭的概念。另一方面，人的这种能力和需求在社会环境中逐渐固化，成为一种习俗，围绕它发展出各种技术和制度，比如种植和烹饪，饭碗和筷子，菜场和饭店，又比如留下吃饭时间的课程表和工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环境为“吃饭”提供了空间。“午休”、“餐厅”、“请客”、“饭桌”等等，它们都为“吃饭”留出了余地。
所以要理解“吃饭”这个概念，和理解任何一个概念一样，首先需要理解整个环境，往往是一整个生活世界或一整套语言。我们并不是在指着五个红苹果说“apple”的时候学会了这个词，而是在理解了这个词所蕴含的“空间”的时候才学会了它。
这就是“自由就像请客吃饭”的第二层意思，那就是说，“自由”和“吃饭”一样，也有自然和社会的两重基础。首先，每个人都有某种能够自由的机能，人能自由、会自由、要自由、爱自由。人有自由的能力和需求。这种“能力”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摆脱强迫，由自己决定的能力，由自己决定什么呢？那就是“做出选择”。自由所涉及的能力无非就是决定的能力、选择的能力。
人能够进行选择，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未解之谜。当然人为什么能够进行选择，自由意志存在于何处，这可能是争论不休的哲学难题，但人能够自由进行选择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就好比说人为什么会做梦，梦境是什么意义，甚至如何分辨梦境与真实，这可以是科学和哲学的难题，但人会做梦这个能力是一个事实，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就像吃饭的能力一样，一般情况下，自由的能力是无法被剥夺的，一些特殊情况除外，比如把人杀死或变成植物人，那么他吃饭和自由的能力都被剥夺了。在更多的情况下，当我们说剥夺自由的时候剥夺的不是“自由”这个能力或这个东西，而是某些特定的、具体的选项。比如我可以夺走你面前的饭碗，从而限制了你“吃饭”。
自由首先是一种自然的能力，每个人都“生而自由”，这不是一句需要为之奋斗的口号，而是一个事实，就好比说每个人打小都能吃饭那样。但这并不表示自由这种能力不能被培养、促进或抑制。好比吃饭这件事情，虽然基于自然的人体机能，但和任何人体机能一样，仍然需要后天的培养和规训。每个孩子都需要学习吃饭，甚至成年人还经常要学习吃饭的技巧和礼仪。
能力有高下之分，婴儿吃饭的能力还很弱，而老人也许就退化了。比如问廉颇“尚能饭否”，就是怀疑他吃饭的机能退化了。而另一方面，能吃饭不代表“会吃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巧问题，比如一个吃不惯中餐而且不会用筷子的老外在中国的餐桌上很可能就“不会吃饭”，一个平时饭来张口的富二代一个人到穷乡僻壤的地方也可能“不会吃饭”。会吃饭是个人与环境的适应或契合程度的问题。
自由的能力也是类似，一方面，个人的能力有高下之分，尚未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小孩，自由的能力就比较弱，另一些习惯了顺从和依附的人，自由的能力也会衰退。另一方面，自由能力的培养也需要个人与环境相配合，人需要学会适应环境才能够更好地运用自由，环境也可以为人提供更适宜或更不适宜自由的空间。
既然自由是选择的能力，那么当我可以选择馒头、米饭或面包的时候，总是比我只能选择馒头和米饭的时候更自由了一点。所以维护一个自由的环境无非就是保证人们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罢了。当然，有些时候问题比较复杂，比如可以在馒头和米饭之间选择，与可以在玉米和面包之间选择，究竟哪一种更自由，这是说不清楚的。但在许多实际争议的情境下，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
除了直接伤害生命之外，自由的能力是任何环境都无法剥夺的，即便我只有馒头可吃，我也可以选择是大口大口吃，还是小口小口吃，是想着咸鱼吃，还是骂着狗屎吃，这都是能够由我自己进行选择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熟悉这个概念呢？因为环境为之留出的空间太过狭隘。例如每个人都有吃饭的能力和需求，但在一些环境下吃饭只是堪堪能够让人维持生机，而另一些地方吃饭则还被赋予了社交礼仪、享受生活等等层面的地位。又比如性爱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和需求，但一些环境千方百计压抑和回避它，一些环境毫不在乎地放纵它，另一些环境则赋予它许多层面的意义。
在一些社会中，“自由”在思想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等各种层面都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在社会活动的许多环节都留出了让人们自主选择的余地。
那么，具体要怎样做，才能有利于营造一个更自由的社会环境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回答不了。但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在这里自由与吃饭仍然是同样简单或同样复杂的——究竟怎样做才能让大众吃饭吃得更好呢？这也是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在指导方向上、技术条件上以及在具体的操作上都会有许多争议和困难。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