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作为环境——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粗浅版

这是我准备明天去清华作报告的讲稿，到时候基本上准备照稿子念了，当然念完稿子估计还会根据情况即兴展开讲一下某些部分……

 

这次报告试图对我博士论文的基本诉求作一个简要通俗的概述。我的论文涉及的问题很多，各章节之间的关系原本也比较松散，所以并不是很好提炼，我在这里只能着重谈一下几个核心概念。由于我回避了最深奥的部分（存在论和先验哲学）和最具体的部分（每位学者的具体成果），所以这篇概述可能显得有些空洞，不过去掉了容易迷惑的部分之后，也许更容易从整体上展示我博士论文的基本旨趣了。

 

我的论文题为“媒介史强纲领——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这个“强纲领”是我仿造SSK的提法给出的一个“口号”，一方面提示出我的观点与SSK的某些共通之处，但另一方面也有些唬人，所以在这里我暂不纠结“强纲领”的名号。那么剩下的几个关键词无非是：媒介、历史、环境、哲学。

 

所谓哲学正是人的自我反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而“媒介、历史、环境”这三个词恰好是对基本哲学问题的回答，或者说我们只能从它们之中追寻自己所要的答案。

而媒介、历史、环境三个概念，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同一件事情：人的实际性，或者说有限性。

媒介，提示出人总是需要“通过什么”而达成什么，人需要借助肉体和器具才能感知世界并有所作为，而这些不得不被借助的东西，都是现实的，是不理想、不完美、有所欠缺的。

历史，提示出人的“命运”，人的时间性。人总是有始有终，不可能去实现所有的可能性。某些事情发生了，而另一些没有发生，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被抛入某个历史境遇之中。我们所拥有的，并不完全听任于自己的选择，而是由历史偶然而又宿命地给予的。

环境，提示出人的限度。人总是身处环境之内，换言之，我们始终被我们所处的世界裹挟着，我们始终是自己世界的中心。

这里所说的中心，与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自大南辕北辙，恰恰相反，“身处中心”这一宿命揭示出人的渺小。我们不能像上帝那样超脱于万物之外，我们只能置身于事物之间、世界之内，只能站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在我们的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所提供的有限的条件下，通过那些并非万能，并非透明，而总是有所偏向、有所阻滞的媒介，才能认识和改造世界。人并不能僭越地获得俯瞰一切的上帝视角，人的视角总是从它自己有限的背景出发的，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狭隘，但永远不可能最终摆脱自己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自始至终，人类只能作为有限的“我”，与世界打交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都处于中心。

 

这里不妨提到“媒介环境学”的名称问题。我的论文在形式上是以北美媒介环境学学派作为研究对象的，“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20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兴起。它奠基于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人物的多伦多学派，1970年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形成了纽约学派的学术据点。1998年，以纽约学派为中心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学会”。“媒介环境学”起源于多维的学术传统，文明史、经济史、文化批判、修辞学、哲学、教育学等等，就是没有传播学的背景，但它自立门户之后，反而朝向传播学靠拢，力争成为传播学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学会1999年成为美国传播学会的分会，2002年成为美国东部传播学会的分会，2003年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团体会员……

我试图对媒介环境学作一个新的定位，不再定位于“传播学的第三学派”，而是定位于一种技术史—技术哲学的基本纲领。但为这一学派重新定位，真正的目的实质上是对“媒介”重新定位。在一般的传播学学科中，“媒介”只是研究的对象或课题，而在媒介环境学的视域中，“媒介”不是“中心”而是“环境”，是研究的背景和语境。

既然“媒介”这一概念作为学术研究和历史叙事的“环境”，那么媒介环境学家的旨趣并不在于钻研“媒介问题”，而是以“媒介”来研究“问题”。因此我所提的“媒介史”是一个纲领而非一个科目，在媒介史的纲领下还可以展开文化史、战争史、科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等维度。

所以说，我之所以采用“媒介环境学”而非字面上的“媒介生态学”来指称这一学派，不仅仅是出于对何道宽等前辈学者的尊重，也是出于学理上正本清源的考虑。本来波斯曼借用这一名号建立学科点时，更多只是借用一个更时髦的名号来争取校方支持罢了，包括波斯曼在内的媒介环境学家更多使用的核心概念始终还是“环境”一词。“环境”一词所暗示的背景、边缘、语境、条件等涵意恰恰是媒介环境学尤为强调的东西，而“生态”一词遗失了这些意义。

更重要的是，在生态学的视野下，人似乎不再位于中心，而是与万物相并列。但这恰恰要求一个超然俯瞰的视角——所谓“科学的”、“客观的”视角，即把人类和万物都作为研究的“对象”来审视。但这种对象化仍然是有条件、有背景、有媒介的，我们只有从自然科学出发才完成了这一对象化。也就是说，在生态学视野中，虽然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是“中心”，但科学家又成了新的“中心”。如果这一宿命般无法逃避的“中心”的存在未曾得到反省，那么人们可能陷入更深的僭妄，事实上当代科学的问题严格说来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离心主义”或“上帝中心主义”——人，或者准确地说是科学家，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为超然的出发点。而媒介环境学恰恰要把人从云端拉回“中心”，把世界或万物从现成摆在人类对面的“对象”变回围绕着我们身体的“环境”。

 

麦克卢汉提到过，“环境（environment）的希腊词源是perivello，其意义是：四面八方同时来袭。环境不仅是容器，它们还是使内容全然改变的过程。”用麦克卢汉喜欢的概念来说，“环境”是一个“听觉—触觉世界”的概念，而不是“视觉世界”的。视觉偏向于疏离，目光是主动的、界限分明的、无限向外射出的，而耳朵则是被动地承受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影响。

麦克卢汉喜欢用“电光”这一最单纯的媒介来解释何谓媒介即讯息或媒介造就环境：电灯的意义不在于你能看见电灯，而在于电灯让你能看见。通过电光一个世界被呈现出来，而电光本身只是作为背景隐而不显。而这个被电光照亮的世界与原本的昏暗的世界相比，并不只是一个清晰度20%到80%之类的程度上的区别，而是发生了某种范式变迁，例如从偏重听觉—触觉的世界，转变为一个视觉主导的世界。经验、知识和价值都将随之变迁。

麦克卢汉调侃地用“媒介即按摩（massage）”来诠释他自己的那句格言：“媒介即讯息（message）”，他说道，由媒介造就的环境，是某种行为或过程，而不是一个冰冷的外壳，它对我们的感知生活“施加作用”。

 

简言之，媒介环境学不是以媒介为中心，而是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其对人的作用。

这种态度似乎有些悖谬：我们要研究媒介的作用，但又不把媒介置于聚焦的中心，这种学术如何可能呢？

事实上，这种学术的运思方式说难不难，无非就是我们日常“学习”某一媒介的态度罢了。

当我们熟悉了某种媒介，在惯常使用它，亦即通过它作某事时，它会隐匿自己，沉入背景，我们注目的焦点是媒介所指引或呈现的对象。例如在我戴着眼镜观看图片，我通过麦克演说论文，透过电话和蒋老师通话等等场景之中，位于焦点的，作为对象而呈现的，是图片、论文或蒋老师，而作为媒介的东西，如眼镜、麦克、电话等，则作为环境隐而不显。在另一些场景下，原本作为媒介的东西可能又变成了对象，例如我摘下眼镜来观审它。而这些对象之所以得以呈现，总是因为我们与它们之间又插入了新的媒介，即便是要观察手中的眼镜，我们也需要通过许多背景条件，例如适度的灯光、恰当的距离、手势和眼睛的协调和定位等等，换言之，我们总需要以某种方式与对象隔开距离。

于是，如果要考察某件事物，我们似乎就不能再把它作为媒介，作为环境，而必须把它作为对象，置于中心了？

然而，在“戴起”和“摘下”之间，在“日用不知”和“抽身旁观”之间，并不是截然二分的，还存在某种中间状态，某种切换和游移的状态。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日常态度和科学态度之间的第三种态度，称作现象学的态度。

或者更通俗地说，那就是在“学习”或“试用”时的状态。例如在我拿起麦克，但尚未投入演说之前，我可能会去“试音”，我已经开始使用麦克，但却尚未把通过麦克所传达的东西作为焦点。我可能只是发出“喂喂喂”之类无意义的音节，或者通过麦克询问“后面的同学听得见吗”。在这个时候，我们既在使用麦克，又可以说尚未使用它，我们既关注麦克，又可以说并未关注它。我们在留心着麦克所传达的东西，但并不真正关心它的内容。我们注意听着，但并不是注意到“喂喂喂”这几个音节本身有什么寓意，而是在注意或检查麦克对话语的影响或作用。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恰好是在研究媒介的作用，但又不把媒介置于聚焦的中心。

这也就是媒介环境学为什么关注媒介史，特别是媒介发生变迁的历史时期。在新媒介刚刚上手，但尚未被熟悉惯用之际，在不同媒介之间交替游移之际，“媒介的作用”最容易显现出来。而只有通过历史性地追溯，通过对切换和试探过程的重现，才能让我们有可能去反省那些已经成为我们“缺省配置”而早已见怪不怪的媒介环境，确认自己的处境。

 

值得指出的是，媒介环境学试图借助历史性的追溯，反思现代人的缺省配置，这方面和浪漫主义是一致的。但媒介环境学未必试图反抗这个技术时代，更不反对技术本身。广义上说，技术就是媒介，人总是媒介性的，或者说人总是寓于技术环境的。对环境的反省为的是确认自己的位置和限度，并有可能开辟新的空间，但我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摆脱环境的束缚。媒介环境学强调人的实际性，谈论一种脱离于任何历史境遇和技术环境的理想化的“人之原型”是无意义的。

空气是飞行的阻力，但也正是空气使得飞行得以可能。媒介环境一方面是人的限度，另一方面也是“人的延伸”（麦克卢汉语）。这种“延伸”与其说像一条射线，不如说好比一张网络的延展，找不到某个原初的“端点”，找不到无延伸的“人”。人之所是由其延伸所规定，某个人是谁，由其同世界如何打交道所决定，由其现实的能力而非抽象的概念所规定。

媒介技术作为人的延伸，是人的可能性的外化和放大。因此反思媒介环境并不是为了否定和拒斥自己，而是为了确认和实现自己。我们的历史境遇是我们无可选择的宿命，但同时这一命运仍是有待完成的，而只有确认了自己无可选择的局限性，才有可能真正开始选择。

正如伊斯兰箴言所说：“前定如大海，自由如小舟”。媒介所决定的是人的历史境遇，是人们在其中自由闯荡或随波逐流的大环境，这一环境限制着人们自由行动的可能性，但同时也确保了这些可能性，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摆脱了覆舟的可能性，也就找不到载舟的环境了。一个人越是能够把握大海那不可违逆的威力，他就越有可能在海洋中自由驰骋。而在大海面前盲目自大，恰恰会扼杀人的自由。

媒介环境学寻求的不是反抗或征服大海，而是接纳和顺应大海。试图掌控命运、驾驭一切的幻想本身恐怕也是某种媒介环境（印刷文化）的产物。媒介环境学并没有超越一切的野心，甚至它也明知自己的学说和态度也是相应媒介环境的产物，因此媒介环境学始终是一个反身性的探究，我们不断地在研究对象之中揭示自己。

 

媒介环境学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首先，媒介环境学也是对现代性的某种反动，而现代性缘起于印刷术的时代。

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思想，基本的特点恰是“媒介的发现”，所谓“媒介的发现”，指的是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永远不能“直接”同对象打交道，而总是要“通过什么”才能触及对象。近代哲学开始于培根、笛卡尔的时代，第一个标志是“方法论”的自觉。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知识，而总是要通过某些特定的途径。人们一旦发现知识的媒介，首先就想着如何去改进它，以便更准确和高效地获取知识。随后，对媒介的怀疑也就不可避免了——媒介总是现实的，也就是说，总是历史性的和局限性的，那又如何保证确定性呢？于是，一些人试图设计一种绝对可靠的媒介，例如笛卡尔的方法论和逻辑主义者的形式语言；而另一些人则干脆否认人可以获得外部世界的知识。

这些反应方式其实都未能真正面对媒介性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必然性。在人们眼中，媒介似乎总是某种多余的东西，人们仍然虚幻地设想着一个现成的主体与一个现成的客体之间的“直接”接触，而媒介就像是一圈密不透风的墙壁，把“人”禁闭于其内。于是人们总想要打破墙壁，想要让媒介变得透明。

然而按照媒介存在论的思路，这样一堵墙壁本来就不存在。一种介隔也总是一种通达方式，而任何一种通达也总是表现为某种介隔。并不是媒介阻断了沟通（中断也是一种沟通方式），而恰恰是媒介产生了沟通。媒介存在论真正将媒介作为媒介而展开反思，而不是把媒介当作烦人的妨碍来排除。

媒介的发现与印刷术的兴起不无关系，印刷术所塑造的文化环境，建立起一个中立的、持存的、条理分明和一览无余的“文本世界”。印刷文化改变了“知识”的含义，知识被条目化、公开化，知识从某种个人的领悟能力，变成了某种脱离具体个人现成存在的“白纸黑字”的客观对象，真理变成了真值。

从此，开放的学术共同体才得以形成，数据和结论得以不断积累，现代科学才可以爆炸式地发展起来。然而，这种对象化的文化中，媒介的重要性虽然彰显了出来，图纸和铅字取代了自然物成为了学术研究和争论的焦点，步骤、方法、程序、工具等中介物被摆到了明处。但这一阶段的“媒介的发现”，始终是媒介作为对象被置入视野，无论是印书、磨镜片的匠人，还是致力于方法论或认识论的哲学家，人们努力去拆解、修订和打磨媒介，但没有进入把媒介作为环境而反思的现象学态度。

而随着大众媒介的兴起，从广播、电视，到手机、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媒介环境又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媒介的层次变得越来越丰富，以至于人们经常会在不同的媒介之间来回切换。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了解，我们往往同时通过电视、报纸、书刊、网络等媒介进行，而同样在网络中又同时有门户网站、论坛、微博、即时聊天等等不同的途径。

这种“多媒介”的媒介环境，把我们的生活世界变得碎片化，例如在等车间隙的哪怕两分钟，我也可能通过智能手机在网上论坛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或发动了一次辩论。在上网的时候，我们往往一边打开这个网站，一边浏览那些信息，同时还挂着即时聊天随时和各个不同的群体交流。哪怕是我一边写着论文，我的QQ、电邮和微博上的更新也会被随时留意到。

这种媒介的多元化造成生活的碎片化，究竟是好是坏，这里暂不讨论。但我们对于媒介的意识确实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我提到，把媒介作为环境，或者说把媒介作为媒介的现象学反思态度，是一种动态的、来回切换的状态。例如打电话时第一句“喂喂喂”，就标志着向电话世界的切换。在这些切换中，媒介作为媒介的角色才显示出来。

而现今的多元媒介环境，恰恰就要求人们频繁地进行“切换”，在不同的媒介所打开的不同的世界中来回切换，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

从古代人身在媒介之内而不自觉，到近代人发现媒介而客观化，最后到当代人在媒介间往来穿梭，这似乎正应了某种“正—反—合”的历史趋势。而相应地，思想和哲学也随之变化，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再（回）到存在论。

多元媒介的环境，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媒介中，“一种媒介作为另一种媒介的内容”这一实情表现得日益明显，而且媒介的自我呈现，或者说“反身性”的现象也尤为突出。图灵计算机的核心思想就是反身性：一段数字，同时既是运算的结果，也是运算的工具。

计算机把媒介作为“界面”的形象表现出来，互联网更是把媒介作为无形的环境这一特点充分表现出来。在这些媒介环境的影响下，相应的媒介哲学将发扬起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因此，媒介环境学诞生于电子媒介的环境，而到了网络时代，则更能够引发共鸣。

 

和媒介环境学自己一样，每一种思潮和观念，每一种文化或习俗，都生长于相应的媒介环境，这些媒介环境正是历史的来龙去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先验的。例如，某种把知识外在化、对象化、固定化的媒介，是现代科学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然而这种媒介实际上是字母文字和印刷术，还是某种在历史上并未实现的其它技术，这就难说了。

因此，媒介史既可以做成思想史，也可以做成社会史。从思想史的进路，我们追究某种思想如何成立的内在逻辑，追溯其先验条件，亦即“通过什么”这种思想才得以可能？当然，这些所谓先验条件并不是悬浮于空洞的理念世界中的静止不变的东西，而也是实际的历史环境。所谓“先验”，无非是指先于经验而使得经验得以可能的东西，而先于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人的经验的东西，未必非得是先于一切历史和一切人类之前的亘古不变的静止之物，“先”本来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我的博士论文通过对柏拉图、康德和斯蒂格勒的梳理，把先验哲学引向了媒介史，在此不赘述了。

而从社会史的角度，我们不是从思想本身的逻辑结构出发，而是从社会环境的变迁着手，查探这些变迁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这两种进路不是内与外的区别，而只是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的切入角度不同。

媒介环境学的两位开山祖师，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角度。英尼斯从经济史出发，首先关注的是交通、贸易等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格局的变化。他试图揭示媒介通过影响社会结构和知识的传播方式，最终影响思想和知识的发展。而麦克卢汉首先关注的是人的感官经验，他试图揭示媒介通过影响不同的感官偏向，决定着知识的模式，当然最终仍然会影响到社会结构和交往方式。事实上，社会结构和思想模式之间本来就是互相建构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两条进路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我的博士论文选取了芒福德、英尼斯、麦克卢汉、翁、爱森斯坦、波斯曼和莱文森这七位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梳理，这些人物一方面是学界本来就已公认的代表，另一方面也从互补的角度诠释了我所提的媒介史纲领。其中芒福德是被追认的先驱者，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开山祖师，翁和爱森斯坦是实践者，而波斯曼和莱文森则被作为走偏的反面典型。

 

芒福德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尤其以城市史和技术史著名。他1934年的《技术与文明》提供了技术史研究的一种范例。

芒福德的先驱意义不光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技术的文化影响，仅仅如此的话，这种媒介史或技术史还是相当弱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茶叶的文化史、香料的文化史、厕所的文化史等等。仅仅是把某些技术器物置于一个文化情境下来考察，还不能构成我所说的“媒介史强纲领”。芒福德的突破在于，在他笔下，技术不再是文化史或文明史的一个对象或课题，而是和文明相并列，是“技术与文明”之史，而不只是把技术纳入“文明史”。换言之，芒福德的技术史不是“属于”文明史，而是“就是”文明史。

在芒福德那里，技术不再只是被当作客观的器物而看待，比起技术物的物质构成而言，芒福德更注重它们的意向结构和功能。而技术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意向的外化，人类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在技术物中得以保存，并反过来影响着文化的传承。

城市是文明的记忆器官，外在的物质结构其实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沉淀，而人类的文化又总是在一个传承下来的容器中成长。这种外化而内化的轮回诠释了技术与人性互为条件，互相建构的历史模式。

我们说过，我所提的“媒介史”关键之处不在于把媒介作为关切的焦点，相反，我们试图通过媒介而关注“人”。芒福德的技术史正是如此，他把人性置于中心，恰恰是他可以被视作先驱者的关键。

芒福德要描绘的是“人类本性和技术环境如何共同演化”，他既没有把技术看作人类不断进步的成就，也没有把技术看作是人性堕落的祸首。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心目中显然有理想的人性：有机的、丰富的、自由的、充满活力的。而这种对理想人性的向往和对理想的技术环境（理想城市/乌托邦）的追求是一致的。无论是人性的好的趋向还是坏的趋向，都可以对称地应用技术史的视角，技术史既能说明人性的堕落，也能说明人性的希望。

当然，相比后来的媒介环境学家，芒福德的关键词是技术而不是媒介。但这倒不是一个特别要紧的问题。事实上在麦克卢汉那里，媒介与技术也是大致通用的。区别只是出发点或侧重点的差异。相比来说，“技术”的概念更偏向于提示那些外在可见的器物，如钟表、城市、蒸汽机等，而“媒介”则更偏向于可见性本身之通过何物而“见”的问题。事实上钟表也可以被看作“示时的媒介”，而印刷书当然也可以被看作“传播的技术”，借助媒介的概念还是借助技术的概念出发最终是殊途同归的。不过意味上微妙的差别可能引起一些不同的偏向，例如从围绕着技术的概念，很可能更偏重于“物”的问题，而从媒介的概念出发，则更容易注重“看/听/用/通过……”的问题，于是注意的焦点更容易放到人的感知活动或打交道的过程之上。媒介所提示的“……通过……而达……”的指引结构，更加刺激我们去关注人的有限性和相对性。

另外，由于文字、书籍是更典型的“媒介”，从媒介的角度出发，历史学家更容易注意到反身性的考察——哲学争论和历史书写本身也总是通过某些媒介的，揭示媒介之偏向的著述本身也势必有所偏向。在反身考察方面，芒福德的工作并不明显。而英尼斯明确强调了这一点。

 

英尼斯的贡献不仅仅是为麦克卢汉作了铺垫，相比于后来的媒介环境学家，英尼斯仍有独特的理论意义，那就是他对历史学的“自觉”。

首先，英尼斯从经济史出发，注重物质因素和交通关系对历史的意义。

进而，英尼斯在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强调历史学的“反身性”，反思历史学本身的偏向。我们提到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是反身的，它自己揭示自己的局限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然于历史之外，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他们同意是历史环境的产物。最好的态度不是竭力摒弃“偏见”，而是正视和反省自己的偏见。

英尼斯的代表作《传播的偏向》中，“偏向（bias）”一词就是在历史和历史学的双重意义下使用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自身“偏见”的反省，找到了揭示时代的偏向的方法。

媒介史作为一种揭示“偏向”的学科，应当也能揭示它自己的“偏向”。对反身性的强调是英尼斯的重要贡献。当然，后来的麦克卢汉、翁、波斯曼等人，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贯彻着反身性的要求，都对自己的语境和局限有所自觉。不过英尼斯在这方面是表现最为鲜明的。

英尼斯的道路由麦克卢汉发扬光大。但麦克卢汉并非英尼斯的门徒，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风格都迥然不同。英尼斯从经济史出发，更偏重外在的关系和宏大的结构，强调社会结构的偏向；而麦克卢汉更偏重哲学的维度，更强调内在的意识活动，强调视觉、触觉等感官活动的偏向。例如对于不同的媒介，英尼斯主要还是从它们的外在形态（是轻便还是厚重，是耐久还是易损）来判断它们的偏向，而麦克卢汉则会自觉进行现象学式的反思，考察它们作为媒介被人所“通过”时，给人造成的偏向，他不是从器物的形态结构方面，而是从人的感官方面，来界定媒介的偏向的。我们提过，这是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互补的视角。

 

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的旗帜，他最全面的展示了媒介环境学的历史视野和叙事方式。由于其天马行空的行文风格，使得许多人忽略了麦克卢汉的方法。而我特别侧重麦克卢汉对其研究方法的诠释：如何将媒介作为环境，如何从媒介切入解释历史的动因等等，我前文提到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与麦克卢汉相呼应。

 

翁和爱森斯坦的工作都非常丰富，我着重探讨了他们与科学革命理论的关联。他们的工作支持和补充了范式理论和反辉格的科学史工作。翁的部分讨论了口语到书写，科学的前范式到范式的历程；而爱森斯坦的部分讨论了书写到印刷，科学范式的革命历程。

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人们可能有着不可通约的世界观，而理解媒介环境的变迁，理解历史的变革，就要求我们悬置现成的标准，尝试理解不同范式、不同的思维框架或世界观之间的鸿沟，尝试理解与我们相异的生活世界和历史境遇。

范式的界限正是“共同体”，而一个共同体的界限和特征取决于人们在其中互相交流“媒介环境”。范式理论所暗示的，恰好就是“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一个共同体所特有的交流环境，比他们实际交流的内容更加关键。在理解历史的发展时，科学的范式比具体的科学命题更为关键。

科学的范式脱胎于生活世界的不同形式，在口语世界中，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共同体”，只有在书写文化中，科学的共同体才可能取得相对的独立。而直到印刷书的时代，一个可以持久传承，拥有共同语言，又能够与自然拉开距离的科学共同体才走向成熟。这正是现代科学革命的条件。

借助爱森斯坦对现代科学之兴起的阐述，是媒介史纲领的一个实例。它没有严格地按照英尼斯或麦克卢汉的路数，但较好地演示了这一纲领的揭示力，通过把媒介当作媒介的“现象学态度”，在媒介兴替切换时考察其影响，揭示出现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如何与媒介环境的变迁相对应。

 

最后我批评性地梳理了波斯曼和莱文森，他们对媒介环境学的应用有所错失，例如波斯曼忽视了儿童的积极面相以及电视的生活维度，他忽视了“认识论”之外的媒介问题。通过重申媒介环境学的基本旨趣，我们发现波斯曼和莱文森的缺陷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们错失了一些基本洞见，特别是对于“人性”采取了某种现成化的理解。

 

各个学者以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角度演示了媒介环境学的叙史方式，很难用一些刻板的模式来概括清楚。在博士论文中，我借用了布鲁尔的强纲领四原则，与几位学者相呼应，包括：

因果性：追究历史的条件（麦克卢汉）

公正性：反辉格：回到历史语境。（翁）

对称性：媒介环境同时解释好的或不好的，不与人性对立。（芒福德）

反身性：思想本身的有限性和历史性（英尼斯）

但这四个原则实质上也不能说是我所提的“媒介史”纲领的主要内容。这种媒介史的基本旨趣还是在媒介、环境、历史、哲学这几个概念之上：媒介作为环境，历史作为哲学，这才是“媒介史”的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