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蛋白质？——追求相对的真理

前些天报告“媒介实在论——从媒介存在论看科学实在论”一文的时候，卜天师兄提到，我的立场终究来说仍然是妥协的，按照我的思路，当代那些业已成功的科学理论确实是“真实”的，我只能向他们妥协，而不可能提出类似田松老师“我们就是不需要蛋白质”这样的强力的主张来。

确实，我的立场自始自终都是“软弱”的，我完全同意。从本科时期我一直试图去反思科学，但从未想过要拒绝它。同样是接受科学，但我是以不同的方式去承认它，例如我不是把科学的成功理解为与宗教的抗争，而是把科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宗教来辩护（如科学——从宗教的视角看、现代科学与宗教等），我试图通过对科学的重新辩护，或者说得更强一些——重新奠基，来打破科学的偏狭性和独断性。

我一以贯之的态度是“谦卑”，人要在自然面前谦卑，在历史、在祖宗面前谦卑。但同时，现代科学作为人类世世代代不懈探索所达到的智慧高峰，和任何流传至今的传统智慧一样，在它面前我们也应当谦卑。你固然不应当以科学的名义去轻描淡写地抹杀其它传统智慧，但你也不可能轻描淡写地把现代科学弃之若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可能像田松那样来反科学。

我曾经关于“田松：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与田老师正面交锋过，对田老师的逻辑已经大肆批评了一番。今天正好看到系版上贴出田老师讲座的信息，顺手把那篇“我们就是不需要蛋白质”也读了，在这里再多写一些评论，不过就不是旨在针对田老师，而是借此说一说我对当代科学的态度。

田老师开篇给出了一个假想的情景：

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广场，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他们的身上披着五颜六色的线，线的下面是裸露的身体。我问：“你们怎么不穿衣服呢？”马上有人回答：“谁说我们没有穿衣服？你看，这是76%的棉线，这是13%氨纶线；这是38%黄线，这是25%的紫线。服装学家已经证明，这是最完美的纤维搭配；时尚专家也证明，这是最漂亮的色彩搭配……”他们七嘴八舌，一边说，一边抄起身上披着的线让我看，让我看到了皮肤下面的鸡皮疙瘩。又有一个人说：“看，这还有扣子，这是金属扣，这是塑料扣，也是最完美的搭配！”

这个情景用来讽刺极端的还原论，是不错的。但是田老师显然把它过分地夸大了。事实上，我们承认“衣服”不仅仅是一堆“丝线”的简单集合，这并不意味着“丝线”并不包含于“衣服”之内。即便衣服不仅仅是丝线，我们仍然可以说，衣服中“有”丝线，这是关键。我们说一个家庭不仅仅是几个个人的集合，但“我”这个个人仍然是“属于”某个家庭的，“这个家里确实有我这个人”。说牛奶并不只是一系列营养元素的总和，并不意味着说牛奶中不包含有营养元素，我们仍然可以说“牛奶里确实有蛋白质这种营养元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并不意味着整体不包含任何部分。

当一个人啥衣服都不穿时，我们说他“一丝不挂”，当我们说“不能一丝不挂”时，并不是说你要找一堆丝来挂在身上，这个道理的确显而易见。因此当我们说“不能不摄取营养元素”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你要找一堆营养片剂拌在一起。但是“丝”和“衣服”之间确实有某种关联，这也是不容否认的。

田老师有句名言“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来批评科学主义者，但在田老师那里，似乎又变成了“坏的归科学，好的归传统”。他并不试图寻求一套融贯的逻辑来进行论证，而只是为了说服别人而进行忽悠。田老师总是说：“所谓解释，就是讲一个故事，讲一个能够为听众听懂并且接受的故事。”这是典型的智者、诡辩家或者大忽悠的做派。

在这里，我反对的并不是说“解释就是讲故事”，这并不错，解释就是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下讲一个故事，或者表演一套动作，而不是把某个现成的真理拿来展示。但我反对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把某个铁板钉钉的真理拿过来砸在听众的面前，这样的独断论也不是追求真理。所谓追求真理指的是，首要的目的是自我理解，首先的发自自己的求问，首先是我自己要寻求一个解释，寻求一种理解，而不是从一开始只是为了去说服别人。

这就是所谓“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在根本上的区别。田老师自始自终就只有“意见”，即“牛奶是坏东西、不要喝牛奶”。接下来的一切“解释”无非是想尽办法来传达这一意见让听众接受而已。因此他不必关心这些解释所依据的东西的内在融贯性，传统智慧中对他有用的说法，他就引过来，而中医典籍中对牛奶功效的肯定，他完全可以无视。而现代科学中对他有利的说法也完全可以拿过来，对他不利的则可以大加批判。

但是爱智者绝对不满足于这样忽悠，他必定还要追求对论据的再三反思，不仅需要找到根据来支持自己的意见，还要去反省这些根据，刨根问底，梳理出融贯的解释。爱智者与别人交流也根本不是为了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因为“意见”在根本上是无关紧要的。

田老师在选择论据时往往会选择性地无视某些东西。事实上，营养学家也并非完全无视牛奶的整体性，例如我们经常听到说“牛奶中的蛋白质最容易消化吸收”，这就不仅仅是在讲牛奶的营养元素问题了。而另一方面，被田松津津乐道的传统智慧也并没有排除类似“营养”的概念，当然，也并没有什么传统智慧通过理论性的话语来否认牛奶的益处的。

田老师在最后写道：

按照历史依据，按照我们的传统话语，不使用蛋白质、维生素之类的话语，我们同样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

但问题是，他始终并未言明这些所谓的“传统话语”究竟是如何运用概念的。

我在百度百科上找来一些“传统话语”：

孙思邈：“牛乳，老人煮食有益。”“治大病后不足，万病虚劳：黄牛乳一升。以水四升，煎取一升。如人饥，稍稍饮之，不得过多。”

《本草纲目》：治反胃热哕，补益劳损，润大肠，治气痢，除疸黄，老人煮粥甚宜。

《本草经疏》：“牛乳乃牛之血液所化，其味甘，其气微寒无毒。甘寒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主补虚馁，止渴。”

《随息居饮食谱》：“善治血枯便燥，反胃噎膈，老年火盛者宜之。”

《别录》：补虚赢，止渴下气。

《滇南本草》：水牛乳，补虚弱，止渴，养心血，治反胃而利大肠。

传统的话语系统中确实没有还原论的模式，并不是以微粒、元素的形式来解释食物的益处。不过传统话语也仍然运用了某些理论化、抽象化的概念来进行解释，例如补气、养血、生津、滋阴、壮阳等等。

无论是说“补充蛋白质”还是说“补气” ，都面临类似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蛋白质？为什么牛奶能够补充蛋白质？我们为什么需要补气？为什么牛奶能够补气？

说牛奶中“有”蛋白质，就像是说牛奶“能”补血那样，首先蕴含一种可能性，即是说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考察或分解牛奶，我们就“能”得到蛋白质。用某些特定的手段把一件衣服拆了，总可以得到一堆线头；而去“分析”牛奶，总可以得到蛋白质。这里的拆衣服和析牛奶的“手段”都不是任意的，把衣服烧掉并不会从衣服中得到线头，而不用某些特定的科技方式，也不能从牛奶里得到蛋白质。但是毕竟牛奶确实有从中提取出蛋白质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媒介实在论将把实在性理解为可能性）。

如果说我们不满足于单纯的意见——牛奶是好东西或坏东西——而是要进一步追问究竟为什么牛奶有益或有害。我们就需要引用某些理论作为根据。虽然在援引理论的时候，我们是有针对性的，而且理论也总是有语境性的。但这并不妨碍一个事实，那就是理论的“普遍性”。

说到普遍性，当然不是指它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谈的都不是任何现成在手的东西，而是“追求”。当我援引某些根据来支持某些意见时，我就随时要去追究这些根据，这些理论应当具有普遍性，即它们可以“讲得通”，能够与其它方面的其它问题沟通起来，而不只是专为了支持这一个意见而特设的。

如果说牛奶有益是根据于牛奶含有蛋白质，或者说因为牛奶补气养血所以有益，都是一种理论化或普遍化。我们不是说牛奶因为有益所以有益，而是说因为XX所以有益，那么这个XX之根据就不应只限于牛奶，而且总要推向更普遍的情形。也就是说，既然牛奶因为蛋白质所以有益，那么其它同样含蛋白质的东西，在理论上也应当是有益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摆出了一个绝对规律：凡含蛋白质者都有益。显然，我们一定也允许在其它情形下，含蛋白质的东西却是有害的。但是，我们还可能找出其它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那些东西是有害的。当然，虽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出一些普适铁律，不过至少不至于拆东墙补西墙，而是有所坚持地不断完善和打通相关的理论，这就是追求真理了——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才算追求真理，而从不关心如何才算掌握了真理。

寻求一种更一般的根据来解释事物，往往要通过对事物进行某种处理，例如通过某些手段去分析事物，而不能是仅仅把牛奶当作牛奶就可以了，而总是要追究“牛奶作为……”的情形。只有通过这样的“作为”推广，才有可能走向普遍性。这种作为可以是范畴上的界定，例如“牛奶作为奶制品”，而奶制品往往是好喝的，所以牛奶也好喝。不过，如果只是援引某些现成的归类，是难以提供多么高的解释力的。就科学研究而言，显然不能只满足于用词典来确定事物的“作为”，而是还要用某些操作的手段去探究，例如实验或分析的方法。

即便是最平常的规定，也总是要求通过某些特定的媒介方式来对待事物。例如说牛奶是白色的、牛奶是甘甜的等等。颜色和味道虽然是非常直观的感性性质，但仍然需要建立在某种特定的相对关系之下才能呈现，牛奶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玻璃杯、适宜的光线、足够的厚度、良好的保存状态、以及能够识别牛奶及其白色的语言文化背景等等）才呈现出“是白色的”。而关于牛奶的那些更具抽象性的规定更是要求特定的途径来揭示，例如“是含蛋白质的”需要在特定的实验环境通过适当的分析手段以及相应的理论背景下才能够呈现出来，而“是寒性的”、“是补气的”等则要在另一些医疗语境中呈现出来。

通过熟练，通过归纳和调试，我们逐渐在关于事物的某些规定性和另一些规定性之间建立起关联。牛奶是甜的，这一知识就是一种关联。事实上这种关联是建立在某种技术环境之下的，它关系到奶牛的饲养，牛奶的获取和处理，保存的方式等等，某一方面的环境不恰当时牛奶就未必呈现出甜味。甚至牛奶的概念本身也预设了某些文化和技术环境的存在。但无论如何，“牛奶是甜的”这一判断确实有某种客观性，它确实是对的。而说牛奶是苦的则是不对的。尽管可以设想某个社会环境下，通过不同的饲料和加工方式使得牛奶在大多数情况下呈现出苦涩味而不是甘甜味，但是在现在的语境下，牛奶的的确确是甜的。

在建立了这样一些关联判断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组合出一些推理或论证。例如说“因为牛奶是甜的，所以它是可口的”。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逻辑结构，但它确实借助于一个逻辑关联，加强了论证的力度——相比“牛奶就是可口的”这一单纯的判断而言，“因为牛奶是甜的，所以它是可口的”这样一组判断事实上是增加了判断的“相对性”，或者说“关系性”、“语境性”，比起“牛奶是可口的”而言，“牛奶因甜而可口”指引出了更多的语境——把牛奶与甜联结起来的技术与文化语境，以及把甘甜视为可口的文化语境（可以想象，或许可能在某种特别的熏陶和训练下，成年人反而会厌恶甜味）。相比于单纯的一句独断，这组“推理”揭示出更多的语境，与更多的事物“相对”而立，牵涉了更多的“关系”。但同时，更加“相对”的推理也比更“绝对”的断言来说，更具有说明力。

“牛奶是富含蛋白质的”和“蛋白质是身体必需的”等等较复杂的判断事实上也关联着某些特定的环境。例如现代的科学理论和实验技术。这些语境与其说是更一般的，不如说是更特殊的。径直说“牛奶有益身体”，其语境倒是更一般的了。但这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同普遍性或特设性又是两码事了。普遍性的寻求倒是恰恰在于不断明确局限性之所在。

论证所引出的语境越是特殊、越是充满相对性，它就越可能失败（在某个环节上说不通），但一旦说通，就越是有效。但任何有效的论证都不排除其它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可以说“牛奶因甜而可口”，也可以说“牛奶的成分接近于人奶，而人的乳汁是可口的，所以牛奶是可口的”，还可能通过社会调查看人们喝牛奶后的反应来证明牛奶是可口的。不同的论证链条也许关联着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理论。它们也可能达成同样的判断，而它们的“说明力”难以放在一起比较。因此当基于完全不同的语境下给出的论证出现矛盾时，很难简单地用一种论证来反驳另一种论证。要反驳“因为牛奶是苦涩的，所以牛奶不可口”，并不能简单用“因为喝牛奶的人大多都反应良好，所以牛奶是可口的”来反驳。除非是形如“因为喝牛奶的人大都反应良好，而这些人并不喜欢喝苦涩的东西，所以牛奶不可能是苦涩的”这样来反驳前一条论证。当然，有人会说，真相只有一个，既然已经有其它论证说明了牛奶的可口，那么得出不可口结论的论证自然就错了呗。但问题是，为什么某一组论证必然占据优先地位？为什么是这一组论证反驳了那一组论证而不是反之？如果所谓的“真相只有一个”指的是“牛奶确实是可口”的这一条单纯的断言，那么这又是整个放弃了论证的努力，从真理之路回到意见之路了。在真理之路上，单纯的一条意见（即便它看起来非常直观）是不足以反驳论证的，就好像实际的走来走去并不能反驳芝诺的论证那样。

你可以说，我们讨论牛奶是不是可口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引入牛奶是否是甜的这一判断。但即便你的确可以不在乎牛奶是否甘甜，也并不就此否定了“牛奶甜所以可口”这一条论证。

的确，对营养学的某种偏执是糟糕的，人们眼里不再是各种鲜活的食物，而是各种营养元素表。但是任何一种理论，过分地偏执都不是什么好事，不应该偏执于某些理论并不意味着应该抛弃那些理论。我们说衣服不仅仅是一堆丝线，但并不排除我们把衣服看作丝线的聚合。问题只是，我们不应当总是把衣服看作一堆丝线，但在一定的语境下，我们却的确是合理地、理智地要把衣服看作一堆丝线。比如我们要制作衣服时，比如说我们要回收旧衣服把它拆解下来重新编织时，比如我们试图通过（棉线裤、毛线衣、绒线杉等）丝线的材质来界定衣服的性质时，我们就是把衣服看作丝线的聚合，我们就是通过丝线来看衣服。挂着一堆丝线出门当然是荒唐的，但是说毛衣不含毛、线裤没有线，难道不也是强词夺理吗？

在某些语境下，我们当然可以用以某种方式拆解后的东西的性质来说明整体事物的性质，例如我们说这件衣服不能用热水洗，因为它含有羊毛；说这件衣服很轻柔，因为它含蚕丝；也可以说：这种饮品能补益身体，因为它富含蛋白质。

诸如田松老师的思维自始自终是绝对主义的，从未真正对待论证中的语境性，和传统的科学主义者一样，这些反科学论者也同样把论证中的语境性或相对性视作完全负面的、消极的东西，因此他们只会利用语境性或相对性来攻击科学，却不知道相对性恰恰就是真理之路上的建设性之所系。

2011年3月10日至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