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错在哪儿——《反对完美》书评

“优生学”错在哪儿——《反对完美》书评

《中国科学报》 (2013-08-23 第14版 读书)

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风靡一时的优生学,甚至在许多地方以法律的形式推行,最终由于纳粹的暴行而声名扫地。纳粹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它试图通过强制节育乃至种族灭绝的暴力手段改善人种。但出错的是什么?仅仅是暴力的手段,还是说优生学本身也有问题?这一问题似乎从未得到充分的反省。到了半个世纪后,随着遗传学、基因学等生命科技的发展,优生学的相关问题又以新的形式显露了出来。

这正是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一书所面对的问题:纳粹的强迫固然不对,但如果一切都是出于自愿呢?如果父母出于自己的意志,利用遗传学和基因技术更好地“定制”自己的孩子呢?我们还有理由提出异议吗?

不同于许多技术批判者,桑德尔并不全盘拒斥基因技术,而是对科技的运用展开了伦理反思——优生学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也更是一个伦理和价值的问题。在研究具体如何辨识和筛选优质基因之前,我们先要反思的是:究竟什么才是“优”?

桑德尔以一个特别的案例开始谈起:一对失聪的女同性恋伴侣想要一个同样失聪的孩子,因此找到了五代人都耳聋的捐精者,最终成功地生育了一个聋儿。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来了诸多谴责,但她们不以为然,她们认为她们和那些要求精子提供者有高身材和高智商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她们看来耳聋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个难得的特质。

那么这对伴侣的做法有问题吗?如果她们做错了,问题是出在不该让孩子耳聋,还是“订造”孩子这一举动本身?而那些为孩子订制一般被认为是优秀品质的父母,其做法是否也有某些令人不安之处呢?

桑德尔的不安与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反思遥相呼应。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的实质是“集置(或译座架)”,它就像一个无所不包的架子,预先规定了每一件事物的位置,所有的事物都呈现为订制物,井井有条但不再有惊喜和神秘之处。

桑德尔认为,生命本应被看作一种“恩赐”,一种自然的“给予”,而不是一种订造的产品。基因订制的问题不在于损害孩子的健康或所谓的选择权(孩子本来就没什么选择权),而是在于在这种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傲慢态度,而这也将损害亲子关系,使父母失去“对不速之客的宽大”这一理念所激发出的谦逊态度和同情心。

桑德尔承认这种把生命看作恩赐的态度有某种宗教性,但这一理念也并不要求信奉某种宗教。相反,对人类科技能够掌控一切的傲慢心态同样有某种宗教背景,只是由人类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现代科技仿佛最终能把一切都变得完美无缺,但这只是一个错觉,实质上只是让一切变得固定化、现成化罢了。而美、好、优秀等价值概念本身并不是科技能够提供的,当我们要运用某一科技改善人类境况时,我们应当首先反思相应的“意图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桑德尔花了很大篇幅讨论体育运动员的问题——用技术手段改善运动员的某些条件,究竟是好是坏呢?桑德尔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为跑步运动员设计更好的跑鞋,很可能是对跑步运动的促进,但允许跑步运动员搭乘地铁完成马拉松则完全是破坏了运动。那么营养剂、兴奋剂、特殊的训练设施或特定的手术呢?有一些措施似乎处于中间地带,很难给出明确的判断,但这类问题的暧昧性恰恰意味着这类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的反思和讨论。每一项技术措施究竟是好还是坏,问题不仅仅在于技术本身,更在于我们对这一“运动”本身的“意图和目的”的理解,我们究竟为何欣赏跑步比赛?我们如何理解作为跑步运动员的“优秀”?在表面上,跑步这一运动追求的是更快的速度,跑得快就是好运动员,但如果这一速度是通过兴奋剂乃至搭地铁而达到的,这又背离了跑步的宗旨了,借助了背离宗旨的技术而达成的“更快”未必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面对基因技术的问题也是类似,表面上说,我们更青睐更高、更健美、更聪明的孩子,但仅此而言未必就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关键在于,生命的宗旨、人生游戏的规则是否被破坏了?人类社会原本那些令人欣赏和激动人心之处是否打了折扣?

桑德尔支持为医疗目的的基因技术,而反对为“追求完美”而滥用。当然,他承认这两端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无需小心分辨。一味地抵制技术并不一定意味着回归所谓的“自然”状态,制作和使用技术本来就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状况,但一味地臣服于技术同样并不可取。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机械手段帮我们判定每一项技术的伦理后果,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反思和警醒,基于人性对科技有所取舍。这是桑德尔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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