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耻的希腊精神

伦敦奥运结束了，我也该把时差倒回毕业论文时区了，这篇文章算个承前启后吧~ 先提示一下，本文应该是一个比较散漫的随谈，不完全围绕标题。

奥运期间微博上明显有两类人，一是看奥运的，二是不看奥运的，后者中包括相当一部分骂奥运或借奥运骂体制的。

基本上说，左派比较爱看奥运，而右派的“公知”们往往不太爱看，这并不奇怪，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左派右派在 某种意义上是颠倒的，所谓的左派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元素，在西方的政治维度中也许和右翼乃至极右翼更为接近——虽然表面上关注穷人，但由于中国毛时代以来 形成了一种以贫下穷人为优等，而却以富贵人家为劣等的“反优越”的出身论，因而形成了这种“极左法西斯”吊诡情形。因此西方所谓极右翼的许多特点——保 守、权威、攻击性、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等特点更多地体现在中国所谓左派身上。相反，西方的左派的许多特征更容易在中国所谓的右派中找到。当然，由于 中国的右派其实是一个补集，是“坏人”的集合，因此其中有左有右，立场更为复杂。

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在中国的那些不看奥运的右派中，洋溢着这样一种事实上非常左的论调：一个典型的表达是——

“@苏小和：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当一个11岁被逼卖淫的小姑娘的母亲现在还关在劳教所里，任何一个中国人谈论金牌的数量，也是可耻的。”

无论苏小和本人是什么立场，至少我关注的许多右派或公知基本上都是这个论调，要么耻于谈论奥运，要么借奥运来批评举国体制和其它社会问题等等。特别是这句话被同时在发布着希腊旅行博客的言必称希腊的吴老师转发后，我觉得必须要表态了。我当时的评论是：

那么谈论旅游呢？是不是劳教制度废除前该禁止娱乐？借别人的苦难来挥动道德大棒，这更可耻！如果古希腊城邦都认为在战争和不公尚未结束时派运动员去奥运会争夺冠军是可耻的，那就不会有奥林匹克，不会有希腊奇迹。一边日神一边酒神，悲剧与狂喜共存，才是完整的希腊精神。

前些天与人聊天时我也正好提到，吴老师强调的希腊精神，也有过于理想化的嫌疑，把希腊人的追求看得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只看到他们追求真理，讲理讲到死，超越名利，不食烟火的感觉。但现实的希腊是丰富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之类的理性的哲学家只是其中一小个侧面中的最突出的人物，却未必能够最好地代表他们的文化精神。更何况那些哲学家也具有两面性，毕达哥拉斯既是最具理性的数学家，也是最狂热的宗教家。柏拉图对理型的直观也带有某种狂热的感情。更关键的是，那些哲学家并不是关起门来钻研真理，而是走到街上，广场上，运动会上，去宣讲、辩论，柏拉图搞了个闭门的学园，但相信学园内也会充满斗争的氛围，至于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更是成天游手好闲，四处与人争执。

苏格拉底追求的是什么？纯粹的真理吗？为什么他一定要去骚扰那些无知的青年？他只是以帮助别人澄清知识为使命？还是说其实是为了沽名钓誉或者真的是想诱拐青年？……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随时辩论只是当时的普遍氛围罢了，先有辩论的氛围，再有哲学，先有沽名钓誉的智者，再有哲学家。苏格拉底否定智者把辩论至于真理之上的态度，但并没有否定他们的生活方式。

辩论只是追求荣誉的争斗的一种形式，战争和运动会是另两种方式。哲学家们抛开一切沉浸于激烈的辩论，运动员也一门心思投身于火热的奥林匹克竞赛之中。这就是希腊精神，对无用之事进行认真的拼争以达至不朽。

我们知道一些关于希腊哲学家的故事，比如泰勒斯沉浸于望天而掉进沟里，遭到了女仆的嘲笑：地上的事都没弄清楚，管星星做啥呢？那么是不是泰勒斯管不了地上的事呢？另一个故事说泰勒斯预知橄榄丰收而囤积榨油机大发了一笔财，证明了哲学家也能赚钱，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这两个故事一般都被解读为哲学家超越功利，不屑于财富，只想着追求真理的“纯粹”情操。但另一方面来说，“地上的事”并不只是丰收和发财，还包括危险和灾祸，不仅仅包括自己掉进沟里这样的危险，还包括各种各样其它值得忧虑挂念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大可以质问那些哲学家：你不多去考虑老婆孩子的生计，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装腔作势地数星星，可耻不可耻？泰勒斯既能预测丰收，当然也该能预测灾害，那么他是不是该把才能用到防灾抗灾的公益上去？苏格拉底的老婆最终成了悍妇的代名词，想必平时也颇多抱怨吧，苏格拉底不顾持家，成天在外头调戏青年，可耻不可耻？阿基米德能够做出好多守城器械，但为啥到了危亡旦夕之时不去一门心思考虑守城的事，还在沙盘里画圆玩儿呢？可耻不可耻？同样地，我们还可以指责古希腊那些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当我们说奥林匹克举行时城邦间会自发停战时，似乎在强调奥林匹克精神有多么高尚纯粹，但我们也可以质问运动员：在战火正酣，家园危机之时，你怎么还在想掷铁饼之类的事？即便对方停战了，但我方乘此机会多休整休整，多搞搞建设，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这种紧要关头不在百废待兴的自家城邦出力，反而非要千里迢迢去奥林匹克跑几步跳两下或扭打几回合，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拿个橄榄冠回来，可耻不可耻？甚至还有更多跑去凑热闹的观众，家里的事情还没管好呢，门口的沟还没填好呢，就不远万里来看一群运动员光着屁股跑跑跳跳，可耻不可耻？

人们就像那个嘲笑泰勒斯的女仆那样，耻笑着希腊人，嘲笑着没看清地沟的泰勒斯，嘲笑着为了看到几片橄榄叶子落在谁头上而跋山涉水的观众和运动员，嘲笑着游荡在大街上争执着看不见摸不着的本原的辩论者们，嘲笑着离开战火未熄的家园到千里之外跑跑跳跳给观众看的运动员们。如果只有这些懂得嘲笑的女仆，就不会有希腊精神了。

但希腊精神难道只是一种”缺心眼精神“，只是无视现实瞎闹腾的疯癫吗？显然并不是这样。希腊人比任何人都关注现实的事务，在城邦议会的民主投票中，人们关注并决议的可决不是诸如万物的本原是不是水这样的玄虚话题，而是现实的、眼前的、脚下的难题、危机或日常事务。

关键在于，他们关心现实事务， 但却不为它们所累。地上的沟再大再深，也遮不掉掉头顶的星空。

我们说超越功利是一种自由精神，但什么叫功利？我们常常对其赋予了某种道德上的贬抑，好像功利是自私自利的意思，仿佛超脱功利的人在道德上比较纯粹清高。并不是这样的，功利未必就是私利，大公无私，凡事都为了他人或集体的利益着想，这也是功利。功利就是对“眼下”之事务的实际功效或收益的挂念，无论这种收益为公还是为私。功利的人难以把眼光从面前的紧要事务移开。

并不是说超功利的人就必须冷漠无情，相反，他们必须是最善于控制和释放感情的人。对于紧迫或苦难的事情，他们并不是无动于衷，但也永远不会让它们从此束缚住自己的感情和追求。沉思与争执，狂欢与悲悯，人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而自由就是不受束缚，任何迫在眼前的烦恼也不能完全把我俘虏。

当然，我并不反感那些无私献身的圣人，正如我也尊敬那些沉浸真理不问世事的科学家，但我要强调这是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就有不同的德，并不是其中哪一种人就非要承担道德低下的臭名。路飞选择的海贼的道路与他革命家的爹或海军英雄的爷爷都不一样，但并不是一条更可耻或更不可耻的道路，每一条路都有每一条路的荣耀。

我忍不住再引用一下路飞那句区别海贼与（现代意义上的）英雄的话：“比方说这里有一块肉；海贼的话会用这些肉来开个宴会，而英雄却是那些把肉分给别人的家伙。但是我要吃肉啊！”

路飞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吗？他明知道在航路上，以及在大陆深处，肯定有许多饱受其他海贼或海军侵扰的食不果腹的人存在，他却不管不顾，不拿肉去分给他们，不出力去解救他们，反而一边自己大吃大喝，一边去追寻虚无缥缈的大秘宝？ 可耻吗？但只要看过漫画的，绝不会觉得路飞无情无义。当然，如果一个快饿死的人倒在路飞的面前，无论是敌是友是穷是富，相信路飞会毫不犹豫地把肉分给他。但他绝不会为了那些遥远的人与事而放弃自己的宴会，更不会因为时局的苦难而放弃寻宝的追求。

当然，人应当有一定的负罪感，特别是在享受着因他人的苦难而得益的生活时，应该保持一定的敬畏，乃至于一定的愧疚。但是，“可耻”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可耻是值得耻笑和唾骂的意思，而且，愧疚是自己的感觉，而“可耻”表达了一种道德裁判，是另一个人在挥舞着道德大棒。特别是，那些超越功利而追求荣耀的人，或者那些正在为荣耀和卓越而感动的人，被另一些道德家斥为可耻，这是最不能接受的。

我们知道，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出自阿多诺的名言，但阿多诺的原话用的并不是“可耻”一词，而是“野蛮的”（barbaric），而且阿多诺后来也对这句话有怀疑和反省。就算阿多诺没有收回这句话，他的意思也与“可耻”的中译不完全一致。事实上，“野蛮”并不总是一个坏词，人始终可以有，或者说需要有狂野、野性、自然的一面，与现代、冷静和理性相对，构成必要的张力。而现代人把自己关在高度紧凑的城市之中，忙于应付眼前的实际事务，而越来越远离野蛮，远离自由的荒野，远离蛮族人那样狂欢的仪式。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这恰恰意味着，写诗变得更加重要了。奥斯维辛以及奥斯维辛之后发生了什么呢？进行着屠杀的并不是狂野的祭祀，而是冷漠的工程。冷漠，冷静，冷战……奥斯维辛并不是过度的野蛮，而是极致的文明，同样是阿多诺还说道：“奥斯维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如果说文化失败了，那么野蛮呢？如果说现代文化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它过于决绝地排斥了野蛮呢？

参与奥林匹克并不可耻，但如果你要说野蛮的话，也许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