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课提到刘平下周将要报告的论文，他要写“荒野与flesh”，试图对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作一个环境哲学的解读，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中的这个重要概念一般被翻译成“肉”，但刘平说这个翻译不好，丢了许多意思。但是，别学刘哲，既然我们是要用中文作现象学思考，而非作为一个单纯的文献工作者——而且还是外国的文献工作者——来作考据的话，我们当然还是要最终把这些概念翻译过来。哪怕会丢失一些意思，这也是必须的。
我当时说，译成“鲜肉”就好。不过现在想来，“血肉”也许更好一些。当然，如果不是为了阐发，而是仅就引介梅洛庞蒂而言，“肉”应该就足够了。不过要我来造词的话，大概是“生肉”更好吧。
我没怎么读梅洛庞蒂，也没打算阐发梅洛庞蒂，下面是我自己玩的文字游戏了。
英文中flesh与meat相区别，后者特指能吃的肉——是厨房里或餐桌上的肉；而flesh主要指生物身上的肉，meat与蔬菜相对，flesh与骨头相对。这两种东西在中文中就是同一个肉字，的确是不好翻译。但中文在某种意义上更为精细，血肉、肌肉、生肉、鲜肉、熟肉、熏肉等等，“肉”具有更多的形态。
那么，如果说“自然”是“肉”的话，它是哪种肉呢？在我看来，从希腊以降，古典世界中的“自然”是一块“生肉”，而自弗朗西斯·培根以降，“自然”就变成了一块“培根”（熏肉）了。
说到“生肉”，我们一般指的是raw meat而不是flesh，的确，生肉与熟肉相对，一般而言也就是指未加工的，但经加工后可以吃的肉了。而在身体之中活动着的，尚未从活体中剥离的“血肉”，一般还不称为“生肉”。但所谓“自然”难道不更应该是那活着的血肉呢？倒也未必。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概念兴起之时，它就是作为“人工”的对立面而被理解的，“自然”事实上就是指“未被加工”的，富含潜能的，自己生长的存在者。
中文的“生”字至少包含着三重内涵——第一，它指未被加工的、原始的东西；第二，它指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第三，它指生疏的、陌生的，不熟悉或不熟练的东西。这三重内涵也恰好都蕴含在“自然”之内。首先，自然与人工的开垦相对，是原始的、蛮荒的；其次，自然是生生不息，有生命力的；最后，自然是野性的，没有被人熟悉地掌握和熟练地驾驭的。
而到了近代，这一作为生肉的自然所原有的三重内涵逐一被打破了，而且那生肉不仅变成了熟肉，而是变成了培根。
首先，自然与人工的界限被打破了，自然进入了实验室，生肉进入了厨房，在经过一道道精心调控的人工处理之后，加入了各种调料后，我们仍然对着培根说：这是块新鲜的肉。
其次，虽然说古典的自然也许已经从活体上剥离，但它多半也还留着血丝，散发着生命的气息。但经过腌制和熏制等重重打造后，培根，特别是放在罐头里的培根，就只剩下份量和口感的问题，而再也瞧不出一丝生机来。
最后，生肉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同时又是难以掌控的，容易腐坏的。而熏肉则被挤干了水分，控制好了味道，并且易于存储，随时备用，你不用担心它味道奇怪，更不用担心它很快腐坏，但吃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惊喜。
但是，这种革命了的新自然观，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指的仍然是“自然”，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呢？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源流上来追溯，去考察从生肉到培根的那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深度加工后的培根，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它与“生肉”的关联，培根仍然是“肉”。即便现代的孩子可能误以为培根的来源是超市或工厂，但归根结底，它们在根本上仍然出自活蹦乱跳的猪身上，那些脏兮兮的生猪们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是隐而不显的，但如果我们愿意追根究底，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它们——虽然它们的处境变得更受控制了，但它们仍是活的。现在我们虽然远离了作为生肉的自然，但即便是透过实验室中已被打磨得面目全非的“培根—自然”，追根究底，它们毕竟也源自同一个作为生命的自然。
而我们的使命，并不是要把熟透了的培根还原成生肉，这根本不可能。我们也不需要扔掉培根，更不需要茹毛饮血。只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只要有培根吃就够了，更不能天真地认为培根来自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