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咬韩

本来早就懒得关心方舟子的事情了，不过这次借着韩寒的光，不得不又捎带看了看方舟子同学的丑态，罪过罪过……

既然围观了就顺手写点东西吧~ 当然了，我不需要表态站队，相信我博客的读者绝无可能以为我会支持方舟子。在我看来韩寒和方舟子压根就没有对等的“vs”的关系，方舟子就是只疯狗，给韩寒舔鞋都不配。

一不小心说了些粗俗的话，不好意思啊。当然，文人学者偶尔进行一些讥讽乃至辱骂，在我看来是完全恰当的，作家笔下的文字是有血有肉有情绪的东西。骂他疯狗，表明我完全看不起他，表示我愤慨的情感。如果你看不起韩寒，你也可以骂他，嘲讽他，相信韩寒不会和任何一个骂他的人认真计较。

但骂人和诽谤完全不同，我可以骂方舟子心理变态简直是个太监，谁都会把这些表述理解为我的情绪表达。但如果说我装作客观冷静，煞有其事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来质疑方舟子，“揭露”他确实是少了某些器官的，然后而且还发动群众一起来揭发，那么我这就叫诽谤，不叫骂人。

当然，合理的学术质疑，也很有可能质疑不出结果，或者结果发现是质疑者错了。那么如何区分合理的质疑和无理的诽谤呢？问题恰恰是，质疑的合理性压根就不以“结果”为衡量。比方说，在遗传机制尚未明确之时，根据融合遗传理论对达尔文进化论进行质疑是完全合理的，即便结果证明达尔文是对的，即便这些质疑甚至给达尔文拖了后腿，也不能说当初的质疑者都是无理取闹。又比如说，如果你因为牛顿是资产阶级，是大地主，因为牛顿玩弄权术心地不善，就指责牛顿力学有毛病，那就是胡搅蛮缠，即便结果发现牛顿力学真的有缺陷，也不表示那些“质疑者”有丝毫可取之处。

也就是说，即便最后发现韩寒真有代笔者，也丝毫不影响方舟子完全是胡搅蛮缠这一事实——当然这绝无可能，看韩寒的文字就知道了，他文字中的“我”是鲜活的，在那些杂文中，和随轩一样，韩寒的“我”并不掩藏在冷酷的文字背后，而是挺身而出，跃然于前。“我”如文字之魂魄，文字则如“我”之血肉，绝无可能容许移植代笔。

合理的质疑无论如何不是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基础上展开的。当我以理性的名义进行质疑的时候，我显然不只是单纯地发泄自己的情绪。即便我的出发点仍然可能是对对方的愤怒或轻蔑，但一旦我开始编织自己的论证，展开自己的阐述，我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把他打倒、把他打倒、把他打倒……”，我即便看不起他，我也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文字。我即便蔑视他的头脑，我也不敢轻蔑我自己的理性。因此，当我以理性之名罗列对手的罪状时，我要对我自己的每一句话承担责任。

合理的质疑之所以合理，不是以“你”是否被打倒而决定的，而是由“我”是否能站立而决定的。如果说我提出的质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但我丝毫不顾，一个质疑被驳倒了就立刻展开下一个质疑，这就是胡搅蛮缠。

当然，方舟子的问题不仅在于他胡搅蛮缠，而且在与他搅得完全没有水平，虽然强盗逻辑是方的长项，但这次的运用简直到了一种滑稽可笑的地步。根本不需要知道韩寒是怎样的人，根本也不需要去做什么额外的考证，光是看方舟子那几篇号称“质疑”的文章，就看得出他的“论证”是多么荒唐，多么儿戏。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为什么方舟子还能有那么多粉丝。

这种情况就好比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文革时期的民众为什么会那么疯狂那样。有罪推定、大字报式的攻击，以揣测为证据，以自己浅薄庸俗的心态来推断君子们的言行，闹剧一般的演出……方教主的做派可谓是文革遗风。

即便是在那个最疯狂的时期，民众想必也不至于那么无脑。起重要作用的仍然是某种“目的主义”的思想——也许这个证据摆错了，但把他打倒是没错的！也许这个人打错了，但打假的方向是没错的！这种“目的主义”的结果是：只要方向正确，手段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我也不用关心我的手段是否自洽，是否庄严，反正我打假，而假应该被打，因此我是对的。

而带有精神贵族气质的文人和学者们的骑士精神是那些目的主义者难以理解的：我下毒放暗器群殴都是把你弄死，为什么偏要堂堂正正地比武，最后不都是要把你弄死嘛？目的主义者可以理解作为目的的公平（你有香芋派吃，我不能没得吃），但难以理解作为手段的正义，难以理解什么叫“堂堂正正”，什么叫“光明磊落”的。

现在韩寒要去打官司。从结果上看，这确实是一步昏招。因为即便韩寒赢了，方舟子更可以作为体制的受害者而博取同情，大拉赞助——正如肖传国胜诉之后那样，方舟子反而更加滋润，以至于肖教授最终气昏了头。但是我相信韩寒本来就并没有以报复、扳倒方舟子为目的，在形式上说，方舟子是诉讼的“对象”，诉讼是反击这个对象的手段。但是，对于韩寒来说，也许手段本身更为重要。他必须选择一种他看来得体的、正当的、严肃的手段来处理这一纷争，他考虑的根本不是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方舟子，而自始自终是为了成全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