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规矩先贴出论文的半成品。
本来打算写海德格尔的，不过海德格尔的文章实在太飘，看得云里雾里，把握不住……目前讲到的这些技术哲学家中，除了马克思，还是芬伯格最合我意，虽然埃吕尔和芒福德也令人崇敬。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前言 第1页，v， （第一句话）人类必须屈从于机械的苛刻逻辑吗？或者能否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技术，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它的创造者呢？这是关系到工业文明前途的最终问题。[①]
前言 第1页，v， 决定论者声称没有这样的替代选择，认为技术进步总是在任何地方都导致同样的结果。…………但是假如替代的选择确实存在，那么在它们之中进行选择将具有政治含义。[②]
前言 第2页，vi， 第一版《技术批判理论》在一种激进的技术哲学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观念来处理这些问题。[③]
前言 第4页，viii， 前苏联能合理地宣称马克思暂停工业计划、就业保障和低成本的基本必需品，但是整个经济的国有化（甚至在像农业这种技术条件不适合的产业中也依然如此）、社会生活的全面官僚化、政治和警察的独裁、奴役劳动和大屠杀、艺术蜕化为宣传，这些状况中没有一种来源于马克思。[④]
前言 第5页，ix，马克思相信国家能成为激进的技术转化的主要代理人，但是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却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有局限性的。[⑤]
第1页，p3 我认为，劳动、教育和环境遭到贬黜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控制技术发展的反民主的价值观。[⑥]
第1页，p4 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一种技术的民主转化。历史上，这样的转化曾被称为“社会主义”，[⑦]
第2页，p4 技术已变成如此普遍，以至于这种共识留下很少可持异议的空间。对少数像堕胎这样的在情绪上充满感情的有关人权问题的争论掩饰了公共辩论的空洞性以及历史视角和乌托邦替代形式的缺乏。 第3页，p4 转引卡尔·曼海姆：‘经过长期曲折而英勇的发展，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变得越来越成为人自己的创造物时，随着乌托邦的放弃，恰恰在意识的最高阶段，人将失去自己塑造历史的意志。以及随之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⑧]
第4页，p5 我相信，技术批判理论在开辟了根本性变化的前景的同时，将保留这两种理论的长处。（工具论和实体论）[⑨]
第7页，p8 尽管技术的工具理论和实体理论有很多不同，但这两种理论都对技术采取“接受它或放弃它”的态度。一方面，加入技术仅仅是工具，与价值没有关系，那么技术的设计就不是政治要讨论的问题，需要讨论的仅仅是技术应用的范围和效率；另一方面，假如技术是一种统治文化的手段，那么我们注定或者将技术朝着敌托邦的方向推进，或者退回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改变技术：在所有理论中，技术是一种天命。以技术形式出现的理性超出了人类的干预或者修正。[⑩]
第10页，p10 限制技术的方案显得不可信。假如我们选择一些领域不让技术介入，难道这不是一种更加微妙的技术控制吗？…………宗教作为一种超技术…………我们究竟如何脱离技术领域呢？////——对一个人来说，何种能力不是技术？人所拥有的各种能力，乃至说运用语言进行交流和思考的能力，都可以被称作“技术”。但使人成为人的不仅仅是技术能力，而且关键在于“选择”的能力，即“自由”，再难被称为一种技术。[11]
第15页，p14 在选择我们的技术时，我们变成了我们之所是，而这反过来又形成了我们未来的选择。如今的选择行为已经被技术所渗透，因此不能按照工具理论所说的自由“使用”的意义来理解。即使是这样，批判理论否认现代性可以被我们的原子主义式的、权威主义的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所一劳永逸地定型。文明的选择不是由自主的技术所决定的，而是可以被人类的行为所影响。[12]
第16页，p14 尽管有这些与工具论的共同点，但批判理论却拒斥了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13]
第19页，p17 实体主义的观点导致了它的消极判断，同时也最终揭示了海德格尔为什么希望纳粹能够从上层来神秘地转化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从而实现他的目标。相反，我们需要一种来自下层的民主转化。[14]
第21页，p19 一个美好社会的目标应当是使人类充分实现他们的潜能。因此，质问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现在占主导的技术规划中的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我在这里认为，当前的技术规划限制了人类的发展。[15]
第23页，p21 在决定论和工具论的解释中，效率是元等级的惟一原则。但是，当代的技术研究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除了效率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在设计选择中发挥作用。[16]
第72页，p60 前苏联的实际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不能靠法律和行政命令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
只能从下层来创立的社会变化运动。[17]
第76页，p63 技术工具理论有一个常识性的假设，即行为的主体——例如工人或国家——可以独立于他们的手段来定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代理人是其自身行为的手段。[18]
第97页，p81 我将借用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中的一种划分来命名这些类型的偏见，……“实质的”“形式的”[19]
第163页，p130 抵制教育的自动化趋势不是简单地沉溺于怀旧的契普斯先生的伤感中。相反，这是一个在不同制度基础上的不同文明规划的问题。////——关键在于，人们关于在线教育模式的“选择”并非基于效率，也绝非是某种非理性的冲动，而是基于对“教育是什么”的某种来自文化与价值的考虑。[20]
第178页，p141 一个较好的社会不一定是效率低的和贫穷的。这种立场对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做出的让步太多。手段—目的的合理性无疑是现代性的一个无法超越的方面，但是在用不同方式来衡量成功，用不同方式来定义最优化的正当范围和意在实现不同目标的文化中，手段—目的的合理性将会有十分不同的结果。这样一来，实现生态的和民主的目标必然导致经济落后的观点就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了。[21]
第179~180页，p142 技术没有为‘人文主义’价值的追求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技术没有理由不能遵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来重新建构。[22]
第182页，p144 社会主义是值得想望的和可能的，而不是历史的必然的下一个阶段。[23]////——现实的乌托邦。
第184页，p146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替代形式，不如说是一种文明的替代形式。（第210页，p165 这种文明像资本主义一样是连贯的和理性的，但却具有自己的方式。）[24]
第217页，p170 文明的变化将最终在没有更多李森科事件的危险的情况下促进科学的变化。不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科学家本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的范畴和知觉，将激发出在他们从事的研究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新型问题和新理论。[25]
第223页，p176 在传统社会中，技术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的更大的框架中。技术实践不仅要满足外在于技术的价值——这对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中都是这样——而且还不止这些，技术还被实践情境化了，而这些实践就规定了技术在周围的非技术行为体系中的位置。……尽管行为者可以将他们使用的技术合理化，但是这些技术所嵌入的更大的体系却抵制合理化，并且不受效率准则的支配。 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再嵌入在它所服务的各种社会子系统中，不再受像宗教或父系道德权威这些非技术的行动形式的控制。资本主义将技术从这些内在控制中解放出来，在对效率和权力的追逐中组织工作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体系的其他领域。因此，尽管技术本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许多类似的特点，但是只有在后者中它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天命。[26]
第224页，p177 去除情境化 简化法 自主化 定位[27]
第236页，p187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恢复社会和自然的破裂的统一性，同时又避免了浪漫逃避的道德代价呢？或者是否我们注定要永远在原始和现代，团结和个体、被自然统治和统治自然这些两极之间游弋？这是技术批判理论最终要处理的问题。……不是退回到自然，而是前进到自然。[28]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第1页 两种对“现代性”的理解，美国化[29]
第4页 社会构成主义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技术发展并不是宿命论式地由一种普遍的合理性来决定的，而是依赖于多种多样的社会因素。[30]
第15页 技术包含着美学、伦理和文化领域中规范共识的成果，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效率或用户第一主义者渴望获取的狂热。看不到这一点就等于接受实证主义要求表面价值的主张，并且夸大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31]
第24页 在实证主义看来，理性是普遍的，不受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32]
第205页 川端康成的小说比日本例外论更有力地指出了任何把合理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的不足。围棋在欧洲人之前早就达到了一种理性系统的程度，它本身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行动文化，类似的西方观念有微妙的不同。[33]
第206页 但西田却明确指出，不同的文化可以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合理的社会秩序。[34]
第268页 马尔库塞和西田之所以吸引我，不是因为他们把理性信念的内容，而是将理性形式本身相对化了。[35]////——技术理性的问题并非在于讲求效率的思维形式本身，而是在于将这种思维形式认定为理性的唯一形式。
朱春艳：《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83页 “现实的乌托邦”[36]
第129页 ‘民主的理性化’理论并非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改造，其目的在于扩大技术设计过程中的人和人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需要和设想，从而使技术反映更多的人的利益，满足更多的人的需要。按费恩伯格的话说，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
第124页 当前民主理论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把技术排除在民主的议题之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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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该怎么办？”本身，并非是“操作主义”，相信“人类可能进行选择”，也并非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使说技术确实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天命”，而且技术不是人的创造而是相反地人由技术所塑造，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就无法谈论自己的“选择”了吗？好比说如果我们相信一个决定论的世界图景，相信人类无非是一种多无乃至是一堆原子，难道就无权再谈论自由意志了吗？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仍是一种还原论式的，事实上，即使说精神最终能够被“还原”为物质现象（或者说物质决定精神），也不意味着精神仅仅是物质现象，更不意味着可以把伦理问题还原到物理学。相似地，即便说技术决定文化，技术不是人类的创造物，或者说技术的天命无法逃避，都不能取消关于人们如何“选择”的讨论。
否认或逃避“选择”的技术实体论并不是价值中立论的吗？然而，正如若没有自由意志便难以谈论伦理问题那样，如果不存在“选择”，何来“价值”的问题呢？——……——只有当我们可以谈论对某行为作出抉择时，才可能谈论选择这样做究竟是好是坏。正如在一个不存在可选择的“交换”——这意味着也就是说人们可能在换取什么、换去多少、如何换取等问题上有所选择——的一切物品都是现成的社会中，是不会产生（经济学上的）价值问题的；如果我们从来就无从选择，何来价值问题呢？
技术理性给伦理学带来的一个深刻影响正是对“价值”的抽象化和本质化以及对“选择”的遗忘。正如在经济学中，“价值”的产生本来基于具体的、现实的生产、使用和交还活动，但资本主义却将价值符号化，从而从具体的活动中剥离出来。作为价值的符号标示的“货币”不再只是交换的中介，而成了交换的目的，成了价值本身。类似地，在伦理学中，人们也越来越远离那些有着具体情境的“选择”问题，而是把选择的问题还原为单纯和抽象的价值的算计衡量问题！我们若想超越技术理性，首先就应该从对“价值”的过分拘泥中走出来，让“选择”的问题重返我们的视野。
（形式的偏见） 衡量标准的普遍化、单一化的结果是，如果说人类的理性还可能作出“选择”，也只能依据唯一的、客观的合理性标准（例如效率）来计算并选择，这种选择于是不再依赖于人，而只是与那套机械的、外在于人的标准程序有关。或者说人们只能最终在服从“理性”还是投靠非理性之间进行选择。
技术与进化
技术所“适应”的环境不是自然环境，而是人文环境。
人的技术发展的引导与人对动植物的驯化。
自由放任或用单一标准进行选种（效率）=丛林法则；多元标准（文化、价值）
技术系统——生态系统，互利共生的进化论，盖娅，改变环境，破除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
对狗、牛、植物的驯化。（狗：协助狩猎、警用侦查、看门、食用、宠物……牛：耕地、食肉、产奶、皮革）
丰饶原则不可能，不一定所有可能的技术形式都回诞生，正如并非所有的生物形态都会出现。尼安德特人。
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 人类奴役环境还是环境奴役人类，马克思，自然与人道合一
技术转移 量产为什么在美国诞生？技术转移与社会制度 日本制造业与日本文化，终身雇佣。 打印机的报废。
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 技术精英 资本家控制 技术政治学 技术哲学的第三条道路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条道路。
悲观主义者不再追求民主。马尔库塞赞美等级制，海德格尔投靠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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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8月12日的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在这篇作文中，马克思一开始就把选择的严峻课题提到人们的面前：“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38]
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思想，如同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关系一样，“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定了”[39]。
《手稿》还从异化的扬弃的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理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了论证。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0]
[①]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⑤]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⑦]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⑧]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⑨]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⑩] [美]安德鲁•芬伯格：
《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6]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8]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1]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2]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3]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4]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 曹观法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 严耕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0]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 严耕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1]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 严耕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2]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 严耕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 严耕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4]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 严耕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5]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 严耕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6] 朱春艳：《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37] 朱春艳：《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55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57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