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阅见思享，2023年9月18日）
最近来自OpenAI的两位科学家出了一本书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试图论证伟大的科技创新往往不是预先计划的结果。
其实中国传统也有类似的智慧，例如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佛家讲“无执无相”，俗话讲“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都有类似的意思。无非是说当你过于执着目标时，反而做不成大事，真正伟大的事情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过，《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该书绝不只是简单地提供几句心灵鸡汤，更重要的是，首先，他们提供了更多论证和例证来说明“计划”为何帮倒忙；其次，他们提倡放弃计划，并非鼓吹单纯随遇而安的态度，而是提供了明确的替代方案：如果我们不做计划，那么除了碰运气之外我们究竟该做什么？
作者首先讨论了“计划”为什么具有迷惑性——因为在大部分“小事”上，计划的确是管用的。“好比一家制造型企业决定提升5%的产能，即便成功了，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惊奇，又或者一家软件公司想把自家产品从2.0版更新成3.0版，同样会成功，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诸如此类的‘每日小目标达成’，会让我们误以为设定目标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效”。
对小事有效的方法，却无益于大事，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小事上让计划有效的机制，恰恰是在大事上让计划失效的原因。之所以计划是有效的，是因为许多事情都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当我们精心筹划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成功套路，可以调用以前用过的工具和手段。这些既有的资源越是丰富，我指定的计划就可以越是精准，我也越是容易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但问题是，越是“伟大的事情”，越是跳出了既有的框架，越是难以调用现成的套路去达成，甚至它是否具有可行性都是无法预知的。如果我不知道该遵循哪些步骤，不知道有哪些工具可用，甚至不知道目标是否成立，在这种时候，我又如何可能做出准确的计划呢？
如果我们非要对伟大的目标制定计划，那么这些计划要么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要么是强化了对既有模式的路径依赖，以至于反而阻碍我们解放思想，找到新的道路，而新道路的突破口往往出现在事先难以预料的领域。
总之，当我们期盼伟大的变革或者说颠覆性创新时，我们最好不要制定计划。但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不制定计划，就只能“瞎折腾”了吗？也并非如此。两位作者给出了明确的方针：“请注意，这可不是说人生就应该漫无目的、随波逐流。新奇性搜索算法不预设具体目标，但是它有价值观的指引，这个价值观就是新奇和有趣。只要你每次都选择更新奇和更有趣的方向，你就不会是平凡的。””
整本书的灵感来源其实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人工智能算法，即上文所说的“新奇性搜索”。举例来说，试图让机器人学会走路，应该如何设计深度学习的迭代算法呢？传统的思路可能是：微调各种参数，选择其中让机器人走得最远的一种，在此基础上继续迭代，不断选出让机器人走得更远的算法。因为走路的目的就是往前走得越远越好嘛。但两位作者设计的迭代方式完全不同，他们不选择走得最远或最稳的一支，而是每次都选择走得“最新奇”的一支去迭代。比如机器人摔跤了，但是以前所未有的姿势摔了个大跤，那么这条路径就被认为是更好的分支而被进一步发扬。
最终的结果是，新奇性算法下，机器人比传统的训练方式更快地学会了走路，走得更稳更远。
两位作者相信，新奇性算法不止适用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领域，对于理解人类的各种创新活动也同样适用。
作为多年来教授科技史的老师，我非常同意这一点。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有一些文化环境比另一些文化环境更能促进科技创新，而对新奇和有趣的崇尚是前者的共同特点。
例如，古希腊城邦是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源泉，希腊人正是以爱好新奇和游戏精神著名于世。希腊人爱好新奇的性格甚至让基督教的使徒保罗都大为惊叹，他记道：“所有的雅典人和侨居在那里的外国人，不管其他的事，只是论谈或探听一些新奇的事。”（《圣经》徒17:21）
著名的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评价说：“噢，希腊人！希腊人！你们都是孩子！……不错，他们以人生为游戏，以人生一切严肃之事为游戏，以宗教与神明为游戏，以政治与国家为游戏，以哲学与真理为游戏。”
相传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也是数学家和科学家）泰勒斯有一天仰望星空，没注意脚下掉到水沟里去了，旁边的女仆嘲笑他：你连脚下的水沟都没看清，研究星空又有什么用呢？女仆的批评其实是有效的，按现代人的眼光看，我们当然可以说研究天文学最终还是很有用的，是能够提升生产力的，但问题是在古希腊时期，当时的哲学、数学、天文学等等研究，大部分确实派不上什么用处，研究者的主要动力无非是好奇心或者说有趣罢了，顶多再加上一些辩赢他人的争胜心。
希腊人的思辨游戏开启了数理科学的传统，这一传统直到千余年后才被证明是“有用”的。这种滞后效应并非偶然。历史中各种重要的科学和技术，从不起眼的萌芽成长到足够成熟的体系，往往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之内，新技术非但不能提供更高的生产力，反而更像是一种不务正业的浪费。
如果回到工业革命前夕的18世纪，我们会发现整个欧洲洋溢着追逐新奇事物的氛围。前沿的科学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但已经广受民众追捧。例如，大实验家诺莱经常在欧洲各国巡回表演，一个知名的节目是：他在巴黎修道院门前调集了200名修道士，围成一个大圈，用铁丝连接起来，让充满电的莱顿瓶放电，然后观众们就看到几百个平时正儿八经的修道士一起惊声尖叫的恢弘场面。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亲自出场观摩。还有许多小型实验今天仍能在科技馆的儿童中心看到，例如把一个人吊起来带上静电，他的手就可以隔空吸动书页……在各种实验中，诺莱精心准备精美的仪器，通常带有描画精美的漆面，外加华贵的镀金装饰。他的实验广受效仿，成为流行时尚。类似的表演传统一直风靡到19世纪，法拉第就是当订书工时看过戴维的展演而迷上科学，最终使电磁学发展为一门成熟且有用的科学。即便到了法拉第，他最初发明的电磁旋转装置也看起来像一个毫无用处的玩具，因而才会有法拉第的那句知名的回答：“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有什么作用呢？”
现代人经常只看到工业革命之后科技发明如何促进生产力，于是他们总想要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去筹划技术革新。但也许越是如此，伟大的技术创新就越不容易发生。最近热门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如此，OpenAI在推出ChatGPT之前，最早是搞电子游戏的智能算法起家的；英伟达在成为AI产业的刚需之前，向来也是靠游戏产业支撑和推动着的。
总之，为了促进创新，与其制定严密的计划，不如营造创新的氛围。我们看到，民众对新奇和有趣的热衷，自然会激励投资者和发明家不断去创造新的科技产物；另一方面，科学家和发明家对新奇和有趣的追求，也会启发他们跳出窠臼打开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