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疫情随笔，还是那句话，风声紧，请朋友们谨慎传播。
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到科学传播，科哲界起码谈了二十年了，最传统的“缺失模型”早就饱受质疑，但时至今日，科学传播及其意义远远未能深入人心。
简单来说，“缺失模型”说的是，科学家掌握科学知识，而民众缺乏科学知识，于是科普无非就是科学家居高临下地，把科学知识输送给民众。但在国际学术界，传统“科普”的狭隘性早已成为共识，我们认为，民众并非完全被动的无知者，科学家也并不总是高高在上，科学传播不是由上而下或由中心向边缘的单向输送，而是发生于各领域的科学家、政府、企业、各行业的公众之间的，交互性的交流活动。被“交流”的也远不只是成文科学知识，也未必是只有科学家才最能理解科学。
在科学传播（或者说“科学交流”）中，民众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同样可以，也应当以各自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科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或限制。
这些话说起来是很简单，但在现实语境中，不仅科学家，很多科普从业者也都很难真正尊重民众的声音。因为民众的声音往往表现为明显的“谣言”，科学家的反应立刻就是“辟谣”。善意一点的就耐着性子帮民众解释专业知识，恶意一点的就嘲笑和鄙视民众。因为确实是这样：涉及专业领域时，民众的意见往往错漏百出，幼稚甚至荒诞。
即便是这次疫情，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反省对待“谣言”的态度了，但在科学传播的领域，还是传统的模式制霸。
科学家最擅长讲究严谨、客观、就事论事，于是他们最难以容忍民众的“谣言”。但如果要求民众说话都和专业人士一样严谨、客观，那么他们的水准又怎能比得上专业人士呢？于是，似乎只有专业人士的发言才能对专业人士提供积极影响，而民众的声音永远不会有积极意义。
所谓谣言，本来就是与官方发声相对，是民间声音的发生方式，不然民众如何发声呢？靠个别“民意代表”发出的言论就是民间言论了吗？但所谓的民意代表往往更接近于精英或专家而非民众。唯有“谣言”才是真正能代表民众的发声方式，甚至可以不加“之一”。在科学领域也不例外。要尊重民众的声音，专业人士就要尊重谣言，要学会某些恰当的方法，来回应谣言中的建设性力量。
“建设性”经常成为指责的一部分。比如指责“你只会抱怨，倒是提些建设性意见啊”。但是，“建设性”本来就不该是对发言者的要求，而是对听取者的要求。例如食客抱怨：“太咸了！”，厨师听到后下次炒菜少放点盐，这就是这句抱怨的建设性得到体现，如果厨师听到后无动于衷，这就是没有体现出建设性。同样的一句话既可以有建设性也可以没有建设性，而这并不取决于说话者懂不懂炒菜的步骤，更不取决于说话者能否细致具体地教导厨师炒菜，而是取决于厨师把这句话听作什么。
抱怨、恐慌、焦虑、疑神疑鬼，这些都是民众常见的发声姿态。这些情绪就好比人体的疼痛和瘙痒，虽然令人不适，过多时甚至具有极大破坏性，但在更多的时候是人体健康整体的必要环节。在感到不适后，在急于止疼止痒之前，最好先刨根问题，找找根源再说。（有的时候，感觉会出错，比如心脏病却是肩膀痛，这时候你要是哈哈哈嘲笑疼痛搞错了，或者大声为肩膀没问题辩解，这都是愚蠢的）
比如最近，关于武汉病毒所有很多民间议论，包括几个事件：1.对疫情的报告滞后，是否存在知情瞒报；2.所长上位可疑，是否存在裙带关系；3.强推双黄连，是否违反科研伦理或有利益关联；4.研究过蝙蝠，这次病毒是否源于实验泄露？
在专业人士看来，以上几个问题是互相独立的，特别是第4条是与前三条无关的问题，而且最为荒谬。哪怕病毒所有其它问题，第四条谣言都是可笑的。我已经看到不少理性的朋友以不同方式指责民众混淆事情，不懂科学常识，把不相干的事情混为一谈。
比如我今天转的这条，“赛先生”痛心疾首地说道：
“科学家在严苛的安全条件下研究的结果，是为了证明野生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很有可能积累突变而再次获得感染人类的能力。讽刺的是，这项本应受到足够重视的研究不仅没能阻止新的疫情，反而在新疫情中被阴谋论者曲解为‘泄露病毒’的元凶。”
的确，面对无稽的谣言，科学家感到很委屈。但是，这类谣言的传播，除了让个别科学家觉得委屈之外，还有多少害处呢？如果它害处不大，让谣言多飞一会儿，借此契机进行更多科学传播，展开更多思考和反省，或许也是好事。
比如说，所谓严苛的安全条件究竟如何运作，如何保障？这不仅是科学知识问题，更是体制性问题。
在科学知识的层面，现代科学是高度专业化的，各个门类都边界分明，每一项研究都严格控制边界条件，王延轶是王延轶，石正丽是石正丽。我们把边界各异的几个问题混为一谈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在知识之外，在社会关系和政治体制，在经济和文化等层面，边界往往就没那么分明了。
在急于破解第四条谣言之前，我们不妨看看，民众把几个问题混为一谈，究竟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第1条属实，确实有一部分研究人员比公众更早获知疫情，但只想着论文投稿却没有公布，这证明他们更重私人荣誉而缺乏公共意识。即便我们为科学家抱不平——毕竟他们权力有限，先报也没法报，因为有政治纪律，有上级领导管着。那么我们能够得到的结论也至少是：科学家的活动并非自由，而是可能受到控制，受到禁言的。
如果第2条属实，确实存在裙带关系，而德不配位。说明科学家群体的组织和选拔制度是可疑的。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机构中如果有一个人腐败，显然就更可能还有更多人也是腐败的，同行评议也更难以信任了。
如果第3条属实，说明科研活动并不完全受所谓的科学方法约束，双盲实验、一二三期临床，科学界一些公认的原则和流程规则都可以不管不顾，科学家有可能为了利益做出荒谬可笑的事情。
那么，如果前面三条属实，真的就和第4条没有关系吗？如果一个科研机构可以被操纵和禁言，我们如何能相信他们表面的声明？如果一个同行评议失效，科研规则不讲，如何能够相信所谓“严苛的安全条件”能够有效？
科学家以现代科学的“分科”思维来思考问题，认为科学的归科学，其它环节出的问题不归科学家管。于是当民众把科学问题与伦理、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问题混为一谈时，科学家就委屈了，觉得民众可真傻，听说了一篇莫名其妙的印度论文，甚至也看不懂，就瞎发言了。但是问题在于，民众宁可相信一篇捕风捉影的文章，也不肯相信专业科学家的性命赌咒，这真的只是民众的错吗？民众把王延轶和石正丽混为一谈，真的只是民众无知吗？
当我们提倡民众要“相信专家”、“崇尚科学”时，也同样是把整个科学共同体混为一谈的。科学家们并不会细致地对民众说要相信王延轶还是相信石正丽。要崇尚武汉病毒所还是上海中科院。在推崇科学时，科学家自己也往往对把各门各类的、各人各搞的“科学”“混为一谈”，那又如何能要求民众在质疑科学时区分得那么细致呢？
关键在于，在这方面，民众有时真的会比科学家更加聪明。曾记得当民众忧虑化工厂、核电站的危险时，科学家和“科普家”们经常卖力解惑，向民众讲解所谓“严苛的安全条件”。但化工厂真的爆炸了，核电站真的泄露了，科普家们就没声儿了。或者他们又会晃晃悠悠站起来，继续讲解，出问题的是管理者，而不是科学。科学本身是安全的，科学家的设计是可靠的，只是管理出了疏漏云云。但核辐射并不跟我们讲政治，因为管理者的错误而泄露的核辐射并不会比因为科学错误而泄露的核辐射更加温柔。而民众关心的是核辐射而不是科学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有权把科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也必须“混为一谈”。
此时也是类似，民众怀疑和忧虑的矛头所向，并不是与政治、经济等其它领域切割开来的“科学知识”，而是“混为一谈”的一整个科研活动。而要回应民众，仅仅站在科学知识内部的立场，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