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柳帆护士强行辟谣惹人愤怒。所谓的谣言触怒了某些人，他们怒斥谣言的力量可怕，然后给出了所谓的辟谣，但是这“掷地有声”的辟谣仿佛就是在确证，她是护士没错，她在抗击疫情也没错，她染病去世也没错，她全家染病也没错……错的是什么呢？辟谣者强调，防护服不缺。言外之意是，她有充足的防护条件，不是因为资源紧张而染病，只能是因为自己疏忽而染病。
然后，辟谣视频中一句“她只是个打针的护士”更加让人寒心。仿佛说她一个区区二线护士，自己染病活该，更不配被人哀悼。
其实如果理顺逻辑，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说：物资确实匮乏，直接动手术的医护都缺防护服，她只是个打针的护士，缺少防护是正常的。
然而，他们要一口咬定“物资充足”，从封城时湖北省长宣称“物资充足”开始，官方永远不肯坦陈物资紧缺的状况，甚至对医护人员私人发布求助信息百般打压，千方百计就是不允许说物资困难。
但这种坚持究竟是图啥呢？疫情汹涌，物资紧缺，这是客观事实，正因为条件困难、情势艰巨，才需要八方支援、万众一心。但为什么在面对艰难的处境时，那些人还非得强调一切顺利呢？
这种悖谬的态度，其实已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我们随便看看那些抗日神剧就能知道，那些剧本总是把我方的力量塑造得极为强大， 我军不缺枪不缺粮还会武术，而敌军又蠢又笨又无能。结果一些神剧甚至让观众们困惑：日本鬼子是怎么在中国坚持八年的？
我在中学时代读哲学课时也有这种感觉，课本和老师都把所谓的唯心主义者们讲述得极为蠢笨、荒唐，好像随便一个中学生都能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但是同时又要说唯物主义是如何曲折取胜的。
这里头有一个基本的悖论，那就是，当你在贬低敌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贬低你自己。如果敌人如此不堪一击，而你又需要那么艰难奋斗才能取胜，那么就说明你也强不到哪儿去。费力才能胜过弱智的人多半也是弱智。
当然，“敌人”未必是具体的人物，抗击病毒、地震、洪灾等等，也是类似，敌方来势汹汹+我方条件艰苦，凸显出我方的英勇；反之，敌方毫不可怕+我方条件充裕，然后再打得丢盔卸甲，这更加显示我方无能。
但这么简单的道理，要认清楚并不容易，进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不去贬低反而拔高敌人，这就更难以做到了。
所谓“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当然是对敌人的恰当态度，但是这种态度莫说在实战中很难贯彻，等到了“叙事”的层面，就更难以贯彻了。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区分出“战略性叙史”与“战术性叙史”？
我们一直提的“先验历史与实际历史”似乎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区分，先验历史或意向历史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某种宏大趋势，但在实际历史的层面上，我们必须尊重那些最终被战胜的对手。我们最近在读《技术与时间1》，其中谈到的技术史的“趋势”与“事件”两个层面，也可以作此类比。
科学史领域有“辉格史”与“反辉格史”的概念，辉格史指的就是辉格党的叙事方式：把历史描述为辉格党打败种种对手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历程，把历史叙事当作论证辉格党合法性的工具，又反过来从现有的合法性出发去筛选历史。
关于辉格史历来有很多争论，有些人以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来论证“辉格史”是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我们总是要以现代人的立场去重审历史，这也是历史学的意义所在。但另一方面，柯瓦雷、库恩等科学史家确实展示出了反辉格的叙史方法，无非是要回归历史语境，同情地理解古人的思想世界。
我们知道，启发库恩的关键事件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讲述，库恩发现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问题上显得特别愚蠢，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得意于现代人的高明并蔑视古人的愚蠢，而是努力站到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下，思考一个如此伟大、如此睿智的人，如何可能得出这些看似愚蠢的观点。
于是，库恩在科学史中发现了“时代”，发现了一个时代的人往往共有某种研究范式。而时代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一次又一次真理战胜谬误，睿智战胜愚蠢，因为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那些被最终战胜的思想，同样也是伟大的，是合理的。 托勒密体系在哥白尼的时代仍然有强大的力量。
柯瓦雷、库恩那里树立起来的，“尊重败者”的叙史策略，被后现代学者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认为压根谈不上所谓胜者和败者，各种世界观应当是不分高下的。后现代进而反对传统叙史者的“宏大叙事”，反对在叙史中加入某种大主题、大线索，消解叙事中主角、主线的存在，让历史碎片化。
简言之，后现代的历史不再有宏大的“战略”层面。但我们能否在接受“尊重败者”的理念的同时，仍然坚持某种宏大叙事呢？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反对辉格式“宏大叙事”，反而是反对它还不够“宏大”。“辉格史”的毛病并不在于它给英雄唱赞歌，而是恰恰在于它唱出的赞歌还不够宏伟。它把英雄战胜的一个个敌人看作是生来就注定灭亡的丑角，把英雄的艰难险阻看作必然能够通过的顺途，那么它所塑造的英雄也谈不上伟大。在这个意义上，“更宏大的叙事”不但要拔高辉格党，还要拔高托利党，不但要拔高哥白尼，更要拔高托勒密。
我们也许可以仍然承认一种在碎片性的个别事件之上，存在着宏伟的“时代大势”，而在“大势”之下，也存在着伟大的英雄。但同时，大势之所以“大”，是因为时代发生着“剧变”，发生着断裂性的革命；英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战胜的对手也如此伟大。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能接受某种“征服自然”之叙事，前提是，“自然”是值得敬畏的对手，人类在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前提下，向她发起挑战，并取得一次次胜利。这种叙事看起来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拷打自然），也不是前现代的（顺从自然），也不是后现代的（压根没有自然）。或许与口语时代的英雄史诗最为接近，但相比口头叙事更讲逻辑和条理。
这种比宏大更大的叙事至少是可能的。但它有什么意义呢？至少说，它可以把“意义”本身拯救回来。因为只有通过某种目的或趋势标明方向，才能够衡量意义。先行的死亡让人的行为具有意义，先行的“完成”让历史事件具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