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介史作为先验哲学”的补充：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自然是技术的边界

今天讨论班讲了之前那篇文章，效果似乎还不错。当然，吴老师和同学们指出我的文章读起来整体感觉很通畅，但细看起来还有许多逻辑缺环，特别是最后一节显得过于急促。这当然是部分地可以改进的，特别是最后一节应当再写得细一些，当时可能感觉快写完了松了口气就松懈了，对这部分最关键部分的处理缺乏耐心。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逻辑缺环也是不可能消除的，毕竟斯蒂格勒三大卷书都在谈这个问题，然后他还要写第四第五卷，而我把这么重大的问题放到一个小小的导论里头来谈，自然是不可能提供一个周全的论证的，而只能提供一个概略的勾勒，其中缺失的环节一部分可以通过我将在正文中提供的具体案例来得到充实，另一部分则不得不交由读者自己去脑补了。

这篇文章计划作为我博士论文的导言的第一部分，导言可能总共有二到四个部分：先验哲学、历史哲学、存在论、文献综述。历史哲学的讨论（例如媒介史作为观念史）是一定会加入的，不过究竟是在导论部分紧接着就加，还是放在正文中的某个部分或者结论时再谈，还可以再斟酌；“媒介存在论”部分可以引入我早前的论纲的一个缩略改写的版本，当然也可以穿插到正文中（例如讨论麦克卢汉时）再提；文献综述部分应该要说明我正文中将作为引述对象的媒介环境学派有哪些代表著作，为什么关注这些著作，关于它们学界现有的研究又有哪些等等，当然这个综述可长可短，或者也可以在正文中涉及相关人物时再逐个介绍。

由于我背后有一个全局的筹划，所以说在这篇文章中留了许多“埋伏”，也就是还要在后面回过头来阐发的伏笔，因此卜天师兄就批评说这篇文章本身的独立性保证得不够了，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但是似乎不太好解决，一个策略似乎是把原本应该在后面说明的东西作为注释嵌入进来。又或者说，就我这篇文章的主题而言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文本的话恐怕在先天上就是不足的。

有两个埋伏下来尚未谈论的东西在这里想提一提。一个是晋世翔和井琪提到的“自然”概念的问题，自然是什么，自然与技术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个是前几天论坛上与孟强老师聊起这个题目时他提到的问题，因为他更期待的是我的“媒介存在论”，而先验哲学明显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于是怎么从先验哲学再回到存在论的主题上来是他所顾虑的。

这两个问题可以放到一块儿。首先先验哲学不完全是一种“认识论”，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先验哲学恰恰是把之前的认识论问题引回了存在论，回到了存在及其显现的问题，以存在者领域的重新限定的方式为知识划界。“物自身”的理论是康德哲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物自身是什么？事物自己，其实就是“自然”，如果说自然物就是运动和变化的本原在其自身之中的东西，而物自身又是不可知的，那么结论就是，自然物就是那些运动和变化的本原是不可知的东西。

在康德那里，物自身这个概念完全是消极的（消极的本体论），我们不能获得任何关于物自身的知识，但物自身这个概念恰恰就是界定着知识之“不能获取”的界限，这个概念的意义就是防止理性的僭妄。

“自然”概念的意义也恰在于此。如果说知识以记忆为条件，而记忆以技术为条件，那么知识的界限也恰恰就是技术的边界。因此我把“自然”认作“技术的边界”，自然就是技术的背景、阴影、混沌的补余部分，我们是从技术的界限方面来理解自然的。吴老师提到了他近年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恰恰是从他的技术哲学来奠基的。这也正是我要说的，我们通过技术，通过技术之有限性，来理解何谓自然。但在我的这种康德式先验的媒介存在论看来，这种“理解”一定是一种僭妄，因为可理解的、可把握的、可控制的东西恰恰不是自然。你看到了谁扔出这块石头，那么它的运动是不自然的，如果你找不到谁扔出它，它自己就任性地下落了，这就叫自然运动。但现代科学对自由落体的精确把握恰恰使得自由落体不再“自然”了，事实上可被精确把握的那种自由落体其实只是一种实验室中的受控的运动，因此“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反自然的科学，我们在实验室中构造着最不自然的极端环境来研究事物的运动，这种“反自然科学”扭曲着“自然”的本义。

不过作为可知与不可知的边界，作为技术和控制的边界的这样一种“自然”概念并不高深莫测或特别扭曲，我认为这恰恰是“自然”概念最自然、最原始的一种理解——也就是那个不可捉摸的、浪漫的、多变的、不可穷尽的、自说自话的、“野性的大自然”。浪漫主义者所谓的回归大自然恰恰也正是这一层意义。因此不可把“回归自然”、“顺其自然”理解为顺从于某种确定的规则——缪尔的自然主义悖论正是这样产生的，“顺其自然”恰恰是去放任物的任性，收敛控制的野心，容忍暧昧的、模糊的、阴影的余地，也就是“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