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起《科学通史》课换到教八306上课
上节课我们从原始人讲到四大文明古国。我们提到，人类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技术史，没有哪个人类文化是脱离技术的。有技术，也就有“知识”，每一种文化都在传承自己的知识。到古巴比伦、古埃及这些古老文明的时候，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了。
但我还是把古希腊认定为“科学”的起源，这就是说，这里所谓的“科学”不同于一般的技术成就，也不仅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用比较俗的哲学术语来说，“科学”还意味着一套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科学所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未统一固定，所以更准确地说，“科学”意味着为人处世的某种风格或某种倾向。我们认为科学的“性格”最初形成于古希腊。
古希腊是一个次生文明，它并不像四大文明古国那样，是从最初的农业定居地区原生发展起来的，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辐射圈之内，从一开始就是在其它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次生文明不代表历史短，其实就历史悠久而言，古希腊并不比中国逊色。爱琴海地区的青铜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克里克岛就已经形成了以大型宫殿为中心的城市，意味着当时已经形成了某种结构复杂的集权社会，这就是所谓米诺斯文明。到前15世纪，来自希腊半岛的说希腊语的迈锡尼人征服了克里克岛，融合后的米诺斯—迈锡尼文化是希腊文化的第一个高峰，线性文字A和线性文字B先后出现。但到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迈锡尼文明突然衰败了，这一时期内的遗迹很少，复杂的集权社会也消失了，关于黑暗时期的文字资料也只有著名的荷马史诗，这两部史诗据信形成于黑暗时期末到古风时代初，史诗记述的特洛伊战争也许发生于黑暗时期初，但荷马史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历史材料多有争议。
直到大约公元前800年，希腊文化涅槃重生，新生的希腊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以城邦为单位的社会组织，有记录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那时开始，源于腓尼基字母的希腊字母也开始使用。
腓尼基字母是几乎所有西方字母表的原型，而希腊字母相对腓尼基字母的重要改进是增加了元音字母。腓尼基字母（包括后来的阿拉伯字母）是辅音字母，亦即只记录辅音而没有元音，想象一下把英语中元音字母去掉的感觉，比如science变成scnc，history变成hstr，另外古代书写往往没有明显的空格，要读懂这样的字母文字，和阅读象形文字一样，需要通过上下文语境才能判断。而希腊的元音字母文字第一次使得“词”能够脱离情境独立出来。希腊人分析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或许也得益于此。
从前800年到前480年——一般以雅典最后一位僭主被驱逐作为标志——被称作古风时代，这是以艺术风格定名的。前480年到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亡，被称作希腊古典时期，这是希腊文化最为鼎盛的时期，希腊的科学、艺术和民主政治都是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并英年早逝之后，希腊文化向东扩张并最终消散在各种文化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希腊化时期，这一部分我们放到下次课再讲。
青铜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前1200年）（克里特岛，线性文字A：前1800年至前1450年）
黑暗时期（约前1200年-前800年）（荷马史诗）
古风时期（约前800年-前480年）（希腊字母、奥林匹克运动会：前776年）
古典时期（前480年-前323年）
希腊化时期（前323年-前30年）
对比古代中国，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期大致对应于中国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东西文明似乎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迥然不同的风格也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中国百家争鸣的焦点更多地在于安邦治国，而希腊哲学家争鸣的却是自然哲学。自此东西方学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自然科学最终在西方崛起并非偶然。关于中国科学的问题，我们可能在讲完希腊部分之后插入一个专题来讨论。
夏朝（约前2100—约前1600年）（二里头遗址，最早的青铜器）
商（约前1600–前1100）
西周（约前1100–前771）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
线性文字B
希腊文化的范围比今天的希腊共和国广得多，文化中心主要围绕着爱琴海周边，也就是希腊半岛、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今土耳其西部沿海地区），但其殖民地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显然，与其它依托大河流域的古老农业文明不同，希腊文明是依托海洋的商业性文明。
希腊半岛多为丘陵地形，可耕种的地区不到30%，而且土地贫瘠，粮食产量难以自给自足，因此希腊人需要到西亚和北非“进口”粮食，希腊人主要种植橄榄和葡萄，出口橄榄油和葡萄酒。
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所谓的希腊文明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集权帝国，都是以“城邦”为单位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形态。最大的城邦如雅典和斯巴达在最鼎盛的时期可能达到数十万人口，但一般而言小型城邦只有数千个人。城邦之间当然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联盟，但莫名其妙的战争更多。
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反面描述中窥见一二。一个希腊人波悉尼阿斯曾经发表抱怨，认为帕诺珀俄斯这座城不像话：“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没有市政厅，没有体育场，没有剧场，没有集市（agora），没有泉水汇集在一起流入泉房”（《希腊人与希腊文明》102[51]）这句话里就提示出典型的希腊城邦的几大基本元素。
市政厅是商议政事的地方，在民主城邦中，每一个自由民都有权参与议政，当然不像现代民主制那样搞普选搞投票什么的，希腊人有投票，但很多时候是鼓掌通过或者抽签之类的，并没有严格的形式。但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每个人都能投票，而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
古希腊的集市不单是一个买卖东西的地方，它一般指一个开放性的广场，人们可以去兜售或购买商品，但更多时候可以去闲逛，碰到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可以闲聊，也随时有人聚众演讲，传播或者兜售自己的学问。
希腊人的性格基本上就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做，关于这一点《圣经》里都有记录，《使徒行传》讲保罗到雅典去传教，说“所有的雅典人和侨居在那里的外国人，不管其他的事，只是论谈或探听一些新奇的事。”（徒17:21）
希腊的体育场最为独特，希腊人是一个极端热爱体育的民族，几乎每一个希腊自由民都要从小接受系统的体育训练。体育场当然就是每个城邦最不可少的公共空间了。体育场这个词Gymnasium（gymnós）原意是“裸体的”，希腊男子在体育训练和比赛时一般都是赤身裸体，坦诚相见，基情四射……没错，是基情，希腊人是极端崇尚男同性恋的，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讲的就是纯精神的男同性恋，差不多就是耽美的意思。
显然希腊人勤于体锻并不只是为了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希腊人是一个热爱游戏、热衷竞技的民族。赛马、赛船、赛跑、摔角、跳舞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等等——希腊人的生活世界充满了各色各样的竞赛。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和最普及的就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各种体育竞赛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甚至成了希腊人纪年的参照物（例如第三十届奥运会的第三年），对于由许多文化各异的城邦组成的希腊文化而言，只有体育竞赛才能把整个民族的热情凝聚在一起。在奥运期间各城邦会自发停战，这并不是因为奥运会象征着和平之类的原因，而只是因为希腊人不愿错过这一最高的竞技会。事实上希腊人的战争常常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和竞技比赛一样，是为了追逐胜利的荣耀的。因此希腊城邦之间经常莫名其妙就打起来了，就是为了争斗而争斗。奴隶是不能上战场的，战争的荣耀只有自由民才配享有。奥运会所代表的不是和平，而是更高的争斗，所以低级的争斗要给最高的争斗让路。
可以说，这种在奥运会中集中体现的，爱玩、好斗、争胜的男孩般的性格才是希腊人的文化精神。希腊人所谓的“品德”就是“卓越”的意思，因此智慧、勇敢、公正、节制都属于德性的范畴。古希腊人所追求的“卓越”单纯而简单，就是如荷马所唱的“总是争先、超过别人”；“没有什么荣耀能超过一个活着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双脚获得胜利。”
可以想象，游戏精神正是希腊自由精神的源泉。首先，游戏者不求功利，而在游戏中获得内在的快乐；其次，游戏者尊重公平的规则，因为如果是依赖了额外的权力击败了弱小的对手，是不能获得胜利的喜悦以及强者的荣誉的，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下击败了同样强大的对手，才能显示自己的卓越来。
演讲和辩论也是竞赛的一种形式，而倚靠权威并不能展现自己的卓越，只有自己摆出有理有据的论证才能让对手心悦臣服，这也就是为什么希腊人如此重视理性和逻辑的原因之一吧。
科学和民主都诞生于这个崇尚竞技的文化土壤之中。当然崇尚沉思静观的科学逐渐远离了活泼好斗的风格，但竞技的精神从没有完全消失。现代的科学家们也会热衷于与同行竞赛，也会为了优先权的荣耀而你争我夺。与其把科学家的形象想象成与世无争的孤高老人，不如把他们看作好奇又好斗的大男孩（不要怪我轻视女性，事实上古希腊到现代整个科学传统的主线的确是男性主导的，女性主义的科学模式还尚待开拓）。
记录奥运会冠军名字的残片
希腊人以人生为游戏，以人生一切严肃的事为游戏，以宗教与神明为游戏，以政治与国家为游戏，以哲学与真理为游戏。
——伊波利特·丹纳
体育文化对科学的影响不只是精神层面的，同时也是建制层面的。公元前385年左右，柏拉图在雅典城外的阿卡德米（Academy）建立了学园，可以说是西方高等学府的雏形。阿卡德米这个地名是为了纪念一个同名的将军，但柏拉图显然不是在一座墓碑上面组建学园的，柏拉图学园，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许多都是由体育馆发展起来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斯多亚学派（Stoic）最初在希腊广场的柱廊（希腊文stoa）下讲学因而得名。
比起一般的公共空间来说，体育馆本身就是某种对青年进行训练、培训的机构，有着现成的“生源”和教育习惯。于是首先是智者们打进这些机构，在休息室向青年们鼓吹和兜售自己的学问，而青年们也乐于在体锻的间歇参与这些智力游戏。后来哲学家们也就自然而然在这里开宗立派了。
所谓智者（sophist），也称作诡辩家，以兜售辩论技能为业，包括逻辑、修辞，也包括丰富的知识。这种职业教师显然是希腊这种以闲谈论辩为乐的文化所需要的。但苏格拉底试图与智者划清界限，以爱智者（philosopher）自居，认为自己追求智慧、向往智慧，但不以掌握智慧自居，更不能兜售智慧。追求智慧就好比追求爱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知识，唯一可以称道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很无知，然后他成天闲逛找人争辩，揭破那些自以为智慧的人其实更无知。他骚扰了许多人物，也“诱拐”了许多青年，柏拉图就是其中之一，他师从苏格拉底，并以苏格拉底为主角撰写对话录，成为西方哲学史中的第一大经典。这些人物我们稍后再整理。
我们现代人的学校里，体育课成了科学教学之外的一个附带的消遣时间，而在古希腊，情况正好倒过来，“科学”最初只是体育学校中附带的消遣。事实上现在的学校、学派（school）一词在古希腊就是闲暇、空余时间的意思。直到柏拉图之后，随着学园的模式日渐推广，也随着崇尚体育的希腊古典时代渐渐落幕，科学才逐渐取代了体育的地位。体校到学校的转变也许暗示了一种新文化的发端。从此以后，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从体质的训练变成了才智的开发。教育的目的从身体的健美变成了让灵魂健全。
无论是体校还是学园，希腊的公民教育并非为了培养实用的谋生技能，而只是为了追求卓越或者玩一玩智力的游戏。
除了基本的文法、修辞、逻辑以外，灵魂修炼的基础科目就是“数学”，到了最高阶段才能接触哲学。在古希腊，数学包含四个科目：算术（数论）、几何、天文、音乐（和声）。注意到这几种都是无用的学问，算术不是教授算账技能的，是讨论奇数偶数质数平方数之类的数论问题的，这门学科至今仍然是最高贵和最无用的学科之一。几何学关心的也不是π=3.14还是3.25，只关心π是个定值就行了，研究的是证明而不是度量，从埃及的测地术到希腊的几何学是一种质变，希腊人对π的估算也许都比不上古巴比伦人精确，但希腊数学独树一帜，前无古人。
传说柏拉图学园门口立着标牌“不通几何者不得入内”，无论这传说是真是假，足以反映希腊学者们对数学的重视程度了。但希腊人对数学的重视完全不同于现代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由。在现代人看来，数学是一项最基本的工具，无论搞什么具体的研究都需要运用数学工具。但在古希腊，数学没有那么高的实用性，而且希腊学者看重的恰恰是数学的非实用性。传说欧几里得（约前330年-前275年）的一个学生问他学数学有什么好处，欧几里得立刻掏了三个铜板给他：你得到好处了，滚蛋吧。无论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也只有希腊人那里才能出现这样的传说。希腊人把无用的知识与实用的技能区分开来，并且以无用为荣以有用为耻——这一传统在现代的数学家中仍然有所保留。
吴国盛老师把数学课比作希腊人的“德育课”，数学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让学生掌握某项技能，而是在于引导他们领略到自由的可贵和真理的魅力。数学教育并不灌输任何似是而非的教条，而是向学生展示自明的、永恒的东西，从而激励学生相信自己的理性力量，去向往不朽的真理。只有把双眼从功利的现实世界移开，转向纯粹的理念世界，才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希腊的科学教育传统延续了下来，在中世纪，数学四科与文法、修辞、逻辑并称“自由七艺”，成为基础文化教育的必修课，尽管在中世纪这几门学问的深度都大打折扣了，但所谓自由七艺，仍然是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实用的意思。
之前我们讲了希腊科学的社会背景和教育传统方面，关键词就是“自由”。自由与“功利”相对，“自由”体现在体育中就是依靠自己去争胜的游戏精神，体现在学术上就是依靠自己去追求无用的真理。
下面我们讲一讲观念层面上的内容，那就是“自然的发现”。
我们现在提到“自然”往往想到“大自然”、“自然界”这样的概念，仿佛自然就是整个外部世界，这个世界怎么需要发现呢？但其实“自然”这个概念是非常独特的，基本上是希腊人的功劳。
中国古代就没有形成“自然”的概念，所谓“道法自然”，应该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就是“自己—如此”的意思，这倒是接近自然一词在希腊语中最初的含义，那就是至今仍然在英文nature一词中保留的义项：“本性”的意思。
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一书——物理学其实应该翻译为自然学，phisis就是希腊语的自然一词——中对“自然”一词做了个概念辨析，他指出自然指的是“自身具有运动源泉的事物的本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原因在它自身之中。于是我们就把自然物与人工物区别开来了，比如说一棵树是自然的，因为它之所以长成一棵树，其原因在它还是小树苗或种子的时候就蕴含在自身之内了，是这棵树自己长出来的。但是一张桌子就不是自然的了，因为它之所以变成一张桌子，不是因为它自己，而是因为木匠和顾客，是木匠的劳作和顾客的需求决定了这张桌子变成了如此这般，它的变化的原因在它自身之外。
所以“自然的发现”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内在性领域”的开辟，学者们认为至少有一些事物，其原因可以在自身之内找寻，这就叫自然。
但光说事物自身之内的本性还不够，关键在于这种本性还需要是可以被理解和把握的。最初意义上的“本性”恐怕更多地指的是“任性”，是自行其是、自说自话的。例如我用石头做不了棉被，用棉花做不成雕塑，这就是我遇到了这些材料的“本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认为事物有其本性未必就相信本性是恒常确定的。而在希腊哲学家那里，事物的本性是可以由人理解和把握的。所以“自然的发现”的第二层意思，就是事物的“自然”是可见的、可知的。
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自然界”、“自然规律”，是“自然的发现”的产物，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能理解这样的概念。例如中国古代讲天人交感、天人合一，从来没有把人与天分为两个领域，中国人的“天”始终是“任性”的，喜怒无常的，而希腊人的“天”是恒常不变的。这也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天文学，这个我们下次课讲。
所以最早的希腊哲学家被称作“自然哲学家”，这不仅意指他们的研究对象，也指他们的研究方式。
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主张万物源于水，同属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本原是一种叫“无限定”的东西，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本原。毕达哥拉斯说万物皆数，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火……
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的著作大都佚失了，我们只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引用和一些残片了解他们的思想，所以不清楚他们在提出这些命题背后究竟是如何论证的。但我们至少能够感受到，他们试图从事物内部找寻万物的原理，而不把原因诉诸于神灵或其它外部意志的作用。在面对日食现象的时候哲学家的表现也与一般人不同，他们不认为日食是上天的某种情绪或某种预兆，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日食是因为天火火环中的孔隙被阻挡，而赫拉克利特认为太阳像一个盛满火的碗，当它的开口一面背向我们时就形成了日食。这些解释现在看当然是错误的，但它们明显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倾向。
《世界科学技术通史》
关于泰勒斯还有一些趣闻，据说他喜欢仰望星空，有一天他边看天边走路，没留神掉沟里去了。旁边的女仆就嘲笑他：你连脚下的路都没看清楚，看天做什么？这则故事是一个反嘲笑，嘲笑的对象是那个不能理解哲学家志趣的女仆，哲学家就是专注于无用的真理，不屑于实际问题，女仆无法理解是因为她不懂得自由。
又有一个故事说泰勒斯有一年通过天象观测预知到来年橄榄丰收，所以预先囤积榨油机，最后高价出售，赚了一大笔钱。然后他告诉别人，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证明哲学家想赚钱那是分分钟的事情，但他们平时不去赚钱，不是不能，而是没兴趣。
这两则传说未必有多大可信度，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哲学家”形象。
追问自然与追求自由这两种旨趣是内在一致的，因为“自然”无非就是指自由的事物，而“自由”又是人的“自然”，亚里士多德讲：“显然，我们不以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但自由地追求自然的知识这件事情在逻辑上有某种悖谬，巴门尼德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变化”是不可能的。我们之前说种子长成树，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但种子怎么可能变成树呢？种子是种子，树是树，如果种子就是树，那么就没有变化，如果种子不是树，那么种子没有了，树出现了，这不叫变化叫替换嘛，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冒出来了。巴门尼德说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希腊语中“存在”一词就是系动词的名词化，就是being，巴门尼德的命题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又是又不是的，岂不就是悖论了吗？
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又做了补充，他论证的是位移运动不可能，这就是著名的芝诺悖论。芝诺悖论有四个命题，大致意思差不多，比如说你要跑到终点，你必须先跑到中间的地方，你要跑到中间，你必须先跑到一半的一半的地方，然后你必须先跑到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此这般，你跑出去之前需要无穷无尽的前提，所以你一寸都跑不了。
有人说我实际走两步不就反驳了芝诺了吗？显然芝诺并不是愚蠢到不知道自己能走路的地步。这些悖论的意义在哪里呢？是要突出理性和感官的对立。我们知道感官世界经常欺骗我们，我们看到水杯中的筷子折了，但实际没折，我们看到一根线比另一根长，但实际一样长，我们看到是白金条纹实际是蓝黑的……我们有很多感官出错的经历，但纯粹的理性是不会出错的，1+1=2，勾三股四弦五，这些理论命题比感官世界更加可靠。所以说感官告诉我运动，理性告诉我世界是不动的，这时候就该听理性的。
巴门尼德和芝诺的思想其实非常超前，到爱因斯坦，他也说时间是一个顽固的错觉。现代物理学的世界就是静止的、不变的。
柏拉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巴门尼德的思路，他严格区分了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这个“理念”虽然和现在的idea是一个词，并不是说某种心想事成、异想天开的人类头脑中的东西，因此也有人翻译成理式或理型，它是变化不定的现实事物的摹本，现实事物千差万别，是运动的、有朽的、不完美的，而理念世界是不动的、永恒的、完美的。科学要研究的是永恒的理念世界，而不是乱哄哄的现实世界。
亚里士多德试图拨乱反正，他的自然哲学很大的篇幅都在回应芝诺的问题。这里的哲学细节我不再展开了。
柏拉图也提出了一个悖论，他说学习不可能。柏拉图问道：追寻知识的人如何知道他求到的真的是知识呢？如果他已经知道什么是真知识，那么他就不用学了。如果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知识，那么他也没法学。
我们已经说过，希腊人心目中的知识是自由的，知识自我显示，而不依赖于他人或权威，求知欲发自本性，而不在于是否实现其它功利目标。因此，无论一个教师有多大的权威，都无法把知识灌输给学生。那么学生怎么知道老师所说的就是知识呢？他凭借什么知识来判断谁说的是知识呢？
柏拉图的回答是，没错，知识的确不能学到，知识不是老师口中的说出的任何东西。
在柏拉图看来，想当医生的人应该找医生学习，想做鞋匠的人可以找鞋匠学习，但想要智慧和美德的人不应该找那些自诩“美德教师”的智者学习。智者们传授的只是诡辩的技术，而知识不可能像技艺那样传授。
柏拉图认为，所谓获得知识，其实是回忆起灵魂的前世早已知道的东西，而教授知识的人并不像手艺人那样传授模仿的技能，而是启发、引导、唤醒别人自己的回忆。
柏拉图为了证明知识是可以被“唤醒”的，拉来了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奴隶小孩，经过一系列的循循善诱，柏拉图“诱导”这个童奴得出了以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为边的正方形是原来的两倍这一认识。
显然，“以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为边的正方形是原来的两倍”这句话本身也并不是知识，如果是的话，柏拉图只要教会童奴复述这句话就行了。而柏拉图用于诱导、启发的一系列作图、演绎的过程，也并不就是童奴最终被唤醒的知识，而是属于另一维度上的“实践知识”，即如何选取明智的手段让真理得到展示。关键不在于启发的手段，而在于最终展示出来的某种几何学的真理，这种被静观默会的真理既不是柏拉图的循循善诱的演绎，也不是童奴口头上的复述，而是童奴发自内心地自己认识到的东西。真知识是命题和程序背后的不能言传的东西，一些毫无领悟的人也可以通过学舌或模仿来说出同样的话或画出同样的图形，但他没有学到知识。
柏拉图诱导童奴的故事有时被误用来阐发真理的普遍性，在现代人心目中，数学是一种普遍知识，按照同一套机械的规则，所有人都可以作出一致的演绎。但在希腊人那里，这套演绎过程本身仅仅是真理的“演示手法”，而非真理本身，而真理本身是某种不可复制和传递的，必须由独立的个体发自内心的直观体验（回忆）而获得的。
今天课后的时间比较多，留了一段讨论的时间，同学们不太踊跃，只有三位同学主动发言。其中一位历史系的同学帮我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希腊人的奴隶制社会结构。由大量的奴隶和外邦人处理各种关于生计的实际事务，一小撮希腊自由民才有可能如此悠闲。
补充读物
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
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
汉密尔顿：《希腊精神》
皮埃尔·阿多：《伊西斯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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