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革命史

讨论班前说明：

论文没有写完，但还是先讲一下吧。这篇论文我遇到了一些困难，

造成进度搁置。事实上这一段在我的博士论文规划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我试图在这里建立起技术史和科学史的关联，把技术哲学→技术史→科学史→科学哲学联成一体。但构架野心比较大就造成结论先行，而材料跟不上。以沃尔特·翁一人为主似乎不足以完成这一章的使命。当然沃尔特·翁非常有意思，他比麦克卢汉更像现象学家，对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有更多直接引用，提出的通过技术外化而内化等说法也很有意思。不过就是放在我这个结论先行的使命底下似乎很难整合。口语→文字的变革与其说是范式革命，不如说是前范式→范式，拿来说明科学范式的本质也未必最贴切，接下来怎么处理我也很头疼，进一步展开翁的思想细节似乎对我博士论文的谋划是某种偏离，或者在这里应当插入爱森斯坦，我还在考虑。当然主要问题还是我之前不够用功，材料吃得还不够

讨论班后总结：

就这篇应付赶出来的文章来说今天讨论班的效果还不错了，吴老师、东林师兄和诸位同学给了很好的参考意见。基本上我感觉，媒介史↔范式理论的链接是可以建立的，但直接用媒介环境与范式相对应可能有些错位，媒介环境可能是某种比科学范式更基本的一个层面，可以用媒介环境来阐释范式的起源，但直接的对应还需要斟酌。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放弃范式学说，直接从海德格尔、克莱因的现象学传统去重新建立一套科学史编史学，这也是晋世翔他们的工作方向，我也很支持，但我仍然觉得库恩虽然仍不够深刻，但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内终究还是一个立得住的人物，其学说是有厚度，亦即有足够的解释空间的，没有必要绕过去，可以借助对库恩的修订引入更深刻的编史纲领，而不必另起炉灶。把范式阐释为“媒介环境”的确有些大胆，但若非如此也不叫“媒介史强纲领”了。当然除了理论构建之外，也还需要搜集分析一些具体的历史实例。

媒介的革命史

麦克卢汉将媒介变革视为历史的动因：口语媒介偏向声觉空间，书面媒介偏向视觉空间，而不同媒介环境下，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感觉和认知都有所差异，互相间往往难以交流。抽象、线性、客观、去魅、孤立、分析、静止等等现代思想的特征也正是人们从声觉世界迁入视觉世界的后果。

我们不妨把决定着不同的感知和思维方式的媒介环境理解为库恩的“范式”，这有两层涵义：首先，媒介环境是“一种”范式，它具有库恩所谈论的范式的种种特征，例如优先性、稳定性、不可通约性。进而，媒介环境“就是”范式，不仅仅是对库恩范式理论的一种应用，而是一种补充或诠释——库恩所说的范式不是别的，恰好就是媒介环境。

尽管媒介环境学派的作家和研究者们经常谈论诸如“媒介革命”这样的概念，但很少有意识地追究“革命”一词的涵义，更没有借用范式理论来诠释媒介革命的特征。另一方面，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引入了“范式”概念，而在后来的辩护中不断收缩，最后将“范式”的含义限定于“科学共同体共有的成功实例”[1]，尽管定义更为精确，但也减弱了这一概念的揭示力。因此，在媒介史视域下探讨范式问题，一方面有助于对媒介革命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库恩科学哲学的一种推进。

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是复数的，范围可大可小，既包括发生于16、17世纪的“那一场”科学革命，也包括在具体学科领域中发生的重要转折。当然，从亚里士多德的古代世界到牛顿的现代世界那一场根本性的科学革命也是范式理论最为显著的范例。在媒介环境学中，“革命”也可大可小，小到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创造出一个“新环境”，而这一环境下的所有事物将在全新的背景下得到观照，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新技术都是一次范式革命。同时，媒介环境学视野下也有一场（或数场）根本性的革命，那就是口语到书写的革命（以及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有时也被视作同样重要的革命）。

麦克卢汉对口语时代与书写时代的差异有了许多讨论，但更全面和深入地探讨这一课题的，是麦克卢汉的学生和好友沃尔特·翁，下面的讨论将主要引用翁的论述。

沃尔特·翁是麦克卢汉在英语文学专业的硕士生，他和麦克卢汉同时从文学研究转向媒介史，两人亦师亦友，互相启发，大致算是同一代人。

翁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之对比研究称作“定理”[2]，它不属于任何“学派”[3]，而是可以在各个学派的研究中提供“参考框架”。他指出，“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历时研究”[4]不仅仅针对口语到书写这两个相继的历史时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刷文化、电子文化等等。

翁认为，从口语到书面再到电子的媒介变迁，“必然要引起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结构的变化”，但这并不是翁直接关注的问题，翁的研究针对的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不同的‘心态’（mindset）”[5]

中译本所称的“心态”或许译为“思维定势”更为恰当，包含习惯、模式之意，也更容易与“范式”相关联。但直译为心态也没有错，翁与麦克卢汉一样，不是从社会结构，而是从媒介的感官偏向对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出发来研究媒介环境的变迁的。

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下的两种思维定势，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翁指出“许多文化和亚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大量原生口语文化的思维定势，即使在高技术的环境中也存在。”[6]

也就是说，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迁并非在哪个关键时刻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分程度地演进的，翁把“口语—书面”用作一个对历史或文化的衡量维度，他提到：“迄今为止从巫术到科学的转变，或者从所谓‘前逻辑’到日益‘理性’的意识的转变，或者从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野性’思维到驯化思维的转变——所有这些标签都可以用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各阶段的转变来解释……许多所谓‘西方’观点和其他观点的差别，似乎可以简化为另一种反思：深深内化的书面文化与意识里或多或少的口语遗存的反差。”[7]

表面看来，这似乎否定了把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迁看作一场范式革命的思路，因为这一变迁似乎是渐进的。但事实上，库恩的学说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他反而消解了“那一场科学革命”，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并没有将16、17世纪的那一场科学革命作为一个关键例子来处理，而是摘取了其中至少四个部分作为独立的案例来分析[8]。这样一来似乎用一系列局部的变革取代了一次全盘的革命。科恩提到，库恩后期在“物理科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一文中，通过给出“古典物理科学”和“培根科学”这一基本区分，给出了一幅分划科学史的图示：各门古典科学在16、17世纪都发生了剧烈转变，而直到19世纪古典科学传统才与新兴的培根科学相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科学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但问题仍然存在，这一所谓革命时期中所发生事情都是局部的、渐进的。培根科学与数理科学的发展相互独立，如果把现代科学的最终整合视作科学革命的结果，那么这场革命看起来是从16世纪持续到了19世纪，而且其中发生了多次范式变革。

但这并不意味着库恩思想矛盾，本来库恩就没有承诺将那一场科学革命解释为仅仅一次决定性的范式变革的产物。库恩之所以使用“革命”这一概念，是有意识地将科学发展与政治革命相类比[9]，政治革命总是在某一共同体内发动，但也很少一蹴而就，实情很可能是由多个地区发动的局部革命逐渐汇流，也可能是一场革命被分成好几个相对独立的战场或阶段。有些革命将原本互不相干的共同体融合起来，而有些革命现在边缘地区建立独立政权而后再慢慢吞并旧领土。而即便在新政权达成统一之后，旧势力的残余势力仍可能在许多局部生存……这些革命可能找到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但很难被描述为一次性的全盘颠覆。

关键在于，范式革命总是发生于相应的范式所支配范围之内，范式可大可小，但总是位于某个界限之内，这就是“共同体”。

库恩承认，他所用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10]

也就是说，范式革命总是在某一特定的共同体中发生的，广义上说，造成某一共同体的瓦解或建立的事件也可以称作革命，某个革命应该放在多大的背景下考察，取决于我们关注的究竟是哪一个共同体。范式的大小和层级相应于共同体的大小和层级，一个大的共同体之内可能有许多小的共同体，这些子共同体在某些更基本的层面上共享着某种范式，但又各自占有独立的范式。

但库恩以为自己犯了把范式与共同体循环定义的错误，他认为，“要把‘范式’这个词阐述得好，首先必须认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存在。”[11]他相信学术界即将提出系统的识别方法以界定科学共同体，而他自己给出了一些对如何识别科学共同体的直觉说明，例如“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这些说明要么过于简单，要么仍然与“范式”的概念相重合，也就是说，事实上库恩并没有解决这个“循环定义”的问题。

所谓共同体（Community）的概念，实质是一个传播/交流（Communication）的问题，顾名思义，共同体就是由交流活动维系成的群体，识别共同体，实质是识别交流活动的聚集方式。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总是共享着一个交流平台。

而媒介环境学的基本洞见，所谓“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对于社会文化而言，媒介本身的形式特征比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更为重要。因此，要分辨不同的共同体，理解不同共同体的不同特征，这些共同体赖以维系的交流媒介本身比他们所交流的具体内容更加关键。

古代科学很难说存在明确的、持久的共同体，与其说因为科学范式尚未建立而难以形成共同体，不如说是因为难以形成共同体而无法建立范式。当然，在抄本文化中，仍然形成了一些科学传统，科学交流以非常局限的形式开展着，例如雅典的广场，柏拉图学园，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宫”，伊斯兰世界的“智慧宫”，中世纪的修道院、大学……总之，前现代的科学共同体的交流局限于一时一地，而围绕着经典抄本而建立起来的传承也极不稳固，因此，前现代科学自然就少有统一的范式，即便有一些范式，也极不稳固。直到印刷术的出现，才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成为可能[12]，由书籍和期刊组建成学术圈，构建起作为整体的“文人共和国”，现代科学的范式才有机会支配全局。

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也就是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流障碍”，当然，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终究是可对话的，但是这种互相理解总是不彻底的。双方有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而无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公有的标度来达成融合。库恩经常以语言的沟通和翻译来类比范式之间的交流，两种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其中的词汇永远不可能精确对应。

范式（Paradigm）一词也包括“词形变化表”的意思：一种语言中的词形变化往往遵循一定的规则，但又充斥着大量模糊和特例之处，因此人们无法仅仅通过尊奉确定的规则来掌握词形变化，而必须通过广泛接触实例，在实际运用中掌握这些用法。因此“范例”的概念特别强调这种“前规则性”，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共同体并不是靠尊奉同一套教科书中的明确规则而达成一致的，而是在实际运用规则的实例中达成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当然在合规则的用法中体现出来，但更具决定性的恰恰在反规则、超规则的用法中体现。只会一板一眼地尊奉教科书上的语法规则恰恰是“外人”的证明，而真正共同体之内的人反而极少关心语法规则。

范式的一致性超出了规则性，这一点库恩本人有明确的认识，他强调“范式比能从其中明白地抽象出来进行研究的任何一组规则更优先、更具约束力、更加完备。”[13]

后期他认为这种前规则性的原始程度甚至是前语言，乃至前人性的东西：“我一直称之为词汇分类系统的东西，也许称为概念图式会更好一些，在这里，一个概念图式的‘特定观念’不是一系列信念的观念，而是一个思维模块的特殊运作模式的观念，这个模式立刻提供并限制了它可能构想的一系列信念，我认为一些这样的分类模块是前语言的，为动物所具有。据推测，它最初是为了感觉系统而进化的，最明显的是为视觉系统。”[14]

但是在这里，库恩似乎走得过远了，事实上，语言先于语法，语言的实际使用先于词典和语法书，这就已经足够表达出范式作为前规则的优先性的特性了，而不必再退缩到前语言、前技术的领域去寻找这种前规则的约束力。

事实上，范式相对于规则/教条的优先性，说的正是媒介相对于讯息的优先性。也就是说，媒介构成一个交流和生活的环境，这一环境对于在其中共同生活的人而言有一种约束力和导向性，而这种约束力先于该共同体通过该媒介制定出的具体规则和信念。在向我们呈现具体的对象之前，媒介环境限制着可能呈现的对象及其呈现方式。

每一种媒介都提供着某种前规则的约束力，影响着人们的感觉系统。而对于人类而言，这些媒介中最基本的一项就是交流媒介，亦即语言了。与其说范式是前语言的，不如说范式就是语言的形式本身——在具体的语法规则和词汇概念之前，在语言的具体内容之前，语言的形式本身就约束着人们的“概念图式”，影响着人们的感觉系统。

关于不同语言各自的结构特点，语言学家们早已有了诸多研究，但翁指出，现代语言学的各个派别都“很少注意原生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差别”。[15]大多数语言学研究只注意文本分析，研究那些已然被记录下来亦即已然经过规则化的语言资料，而少数注意口语传统的研究，也较少把口语传统与书面文化进行对照比较。

针对中世纪到近代科学的兴起，翁也指出，前人很少关注这一事实，即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哲学和科学以“学术拉丁语”（Learned Latin）作为基底，这种语言并不被任何人用于日常交流的母语，而是后天学习而得，这种学术语言让使用者从风雨的、情感化的、无意识的、主观的口头语言中解放出来[16]。而与此同时，学者们所使用的母语却仍然处于口语文化，这种分裂状态造成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进而，印刷术之后通俗方言的文本化，恐怕也不仅仅意味着知识传播的范围和效果方面的变化，事实上这些语言在那一时期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与母语和学术语分裂的状况相比，母语的书面化可能促成了书面文化的思维定势进一步“内化”的过程，这一书面化过程直到浪漫主义时代，亦即普及教育的启蒙时代之后，才告一段落。翁认为，“相比古代，中世纪的文字偏向远甚，但相比我们，却仍然难以置信地偏向口语。……直到浪漫主义时代之前，所有西方文化都包含显著的口语特征。”[17]

书面文化的胜利和口语文化的退隐在西方历史中是逐渐发生的，这一线索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浪漫主义时期，而当前的电子文化时代则被翁认为是“次生口语时代”，也就是说许多口语文化的特征又在电子媒介环境下得以复兴。但要理解这一连续的历史过程，我们不得不设法理解口语文化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而这一工作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已然处于书面文化的范式之下了，我们按照书面文化的定势去理解口语，把口语理解为尚未写下的文字，把口语文化称作“前文字”或“非文字”的，这就好比要通过“无轮汽车”的概念去理解“马”那样[18]诡异。事实上，我们赖以分析口语文化特征的基本概念，包括“文化”、“范式”等，都已经带上了书面文化的烙印。我们必须对这一不可通约性有所自觉，努力悬置文字对口语的优越性，借助语言学和人类学的一些工作，去体会口语文化的思维方式。

库恩指出“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在不同的范式下，人们感知到的是不同的世界——即便面对同样的对象也经历了某种格式塔转换，革命前的鸭子在革命后变成了兔子，“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19]。

而在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革中，“对环境的知觉”的变更程度甚至难以用“世界观的改变”来概括，因为“世界观（world view）”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书面文化的产物。翁指出，“口语文化中，他们的‘世界’并不是像某种‘观’那样在眼前展开为一个显著的东西，而更像某种动态的和相对而言不可预料的东西，是一个‘事件—世界’而不是‘对象—世界’。”

“世界观”是视觉的、静态的，而且是由主体“发动”的，我们从不说某人“接收某个世界观”，而总是说他“持有或采纳一个世界观。”[20]“世界观”意味着人主动地截取并在自己的观念中处理这个世界，但“对古人来说世界是某种他只能够参与其中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可以在其意识中被处理的对象。”[21]

口语文化中人们的“世界感”是以听觉为主导的，这种世界并不呈现为一目了然的静止图景，但在其动态和不可预知之间仍然蕴含秩序或统一性，那就是世界作为和谐整体。翁引入“听觉综合”的概念：宇宙不是当作图片，而是和谐或交响乐。“在古希腊时期这种和谐宇宙仍然常见，宇宙被设想为某人要对其应答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要对之探索的东西。”[22]

视觉的世界是破坏性的，一切事物被拆解为外在的关系，而内在性在听觉的世界中得以保全。“声音不必通过物理的介入就可以揭示内在。例如我们轻叩墙面而发现墙内部的空洞，或弹响银币而发现其中含铅。若要通过视觉发现这些事情，我们就要打开所检查之物，将其内部变成外部，从而破坏了其内在性”[23]。

口语文化偏向听觉，而书面文化偏向视觉，视觉空间有抽象、线性、客观、去魅等特征，这方面翁与麦克卢汉的意见相近，略有不同的是翁将触觉置于靠近视觉的一端（因为其外在性特征），而麦克卢汉把触觉与听觉并提。但相关的细节问题不必赘述了。与麦克卢汉不同的是，翁更加着重口语的时间性特征，及其与记忆的关系。

我提到过[24]斯蒂格勒的“滞留有限性”——“任何回忆都是一种遗忘”，而可遗忘的东西又总是可记起的，即可以由某种第三者填补的东西。记录的技术正是记忆的能力。“记起”的可能性取决于“记下”的可能性。

翁用最直白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洞见：“你费尽心机说出来的话如何才能够回忆起来呢？唯一的答案是：你思考的是可以记住的东西。”[25]

在口语文化中，要害在于没有什么外在的设备能够固定记忆，因此“如何保持知识的稳固是口语文化中的主要问题。”[26]

当然，知识的保存仍然要依赖“第三滞留”，亦即记忆的技术化，但这里所谓的技术更多地是身体技术，是有待修炼的记忆术。“在原生口语文化里，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再现仔细说出来的思想，你必须要用有助于记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27]

口语文化中得到传承的内容往往带有强烈的节奏感、富含重复和对仗、别称和套语以及大量的箴言。翁进一步将口语文化中思维和表达的特征概括如下：“附加的而不是附属的；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冗余的或‘丰裕’的；保守的或传统的；贴近人生世界的；带有对抗色彩的；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衡稳状态的；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28]

这一系列特征并不只是文体风格的问题，记忆的模式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在口语文化中作为身体技能的“知识”与印刷时代中成为教科书上白纸黑字的“知识”形成了鲜明的两级，从口语文化到书面文化的变革并不仅仅变更了知识的内容，而是改变了知识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