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环球时报发了篇好评论，“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其中说道：
中学生属于未成年人，他们思想尚不够成熟，但热情高，敏感度高，没什么牵挂和社会压力，因而无所畏惧，爆发力和冲击力很强。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利益诉求，也没有稳定的理念，很容易被成年人推着走，或者成为正确社会心理的表达，或者被带往错误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学生爆发力量最突出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主力就是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年轻学生，各地抄家、批斗、砸文物以及“大串联”的主力也是他们。中学生的冲动和容易被利用，那十年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所有正常的和平国家里，中学生的任务都是学习，不被鼓励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性事件。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现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号召中学生冲锋陷阵，是革命的特征。
这三段话说得很到位，很准确。不过环球时报的本意似乎是要批评那些“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的人——指责他们不该在这次十方事件之后煽风点火，大肆褒扬那些表现活跃的90后，唯恐天下不乱。不过这些指责到了“臭公知”那里，立刻就被调转来批评我们的少先队制度了。
这两种指向也并不矛盾，一方面，无论从秋后算账的实际危险考虑，还是从少年儿童的心智考虑，煽动孩子冲锋陷阵并不合适。再怎么强调自由、平等、民主，一般也都是在成年人的范畴下谈平等的政治参与，孩子是不应该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
另一方面，环球时报的这次批评的确也触及了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根深蒂固的一大弊病，那就是青少年教育的问题。无论是社评人是有心还是无意，确可谓是一针见血。
对孩子来说，教育活动不仅仅是传递知识的中性管道，更是长辈为未来构建出的一种理想环境，孩子身处的教育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社会所要塑造的政治环境的一种理想化的缩影。真正的“政治课”并不在于那个以“思想政治”为名的专门课程之中，而是整个教育环境本身——教室的布局，老师的地位，授课与考试的方式等等，都渗透着一个社会对“卓越”、“权威”和“公正”的理解。
任何社会都会有它的卓越、权威、公正等理念的衡量方式，而这些理念内在地关联于教育环境中的衡量方式——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这种优秀应得到怎样的鼓励？老师具有怎样的权威？这种权威如何施行？学生之间是否需要，或如何发生竞争？诸如此类的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
中国人崇尚老实本分，于是听话、刻苦的孩子是好孩子，而自由=散漫=顽劣，自作主张=耍小聪明。
广播操和班干部的存在更是中国特色，关于广播操的“规训”意义我早就谈过了：“它潜移默化地，甚至是以推行者也不自觉的方式，在一代一代的中国儿童心中植入了军营的习惯——齐步走是理所当然的、标齐牌面是理所当然的、听指挥讲纪律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会怀疑‘整齐’的意义，即便是那些调皮捣乱的叛逆者，也往往认同‘整齐’是权威，只不过自己是要反抗一下权威。很少有人会怀疑说‘整齐’本身可能是极端荒谬的，是一种集体的疯癫，是不可思议的，是惊世骇俗的……”
中国的广播操由日本传入，也向苏联学习，而日本在战败后曾经暂停过广播操，理由正是因为觉得它过于“军国主义”。至于像中国人那样几亿人全面动员，并把广播操嵌入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之中的情况，无疑是惊世骇俗的。问题在于，我们小时候每天都在做这样惊世骇俗的事情，但却又一无所觉，更以为每天列阵做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所谓“规训”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容，不在于练的是体操还是太极拳，而在于其形式本身，这种大规模的动员、集体的组织、整齐划一的步调和规律性的操练，最终让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国庆方阵走得整齐看作一件光彩的而不是丢人现眼的事情。
如果说广播操的存在是惊世骇俗，那么班干部的存在也可谓光怪陆离了。当然，小时候我们不觉得班干部的存在有什么奇怪之处，甚至直到我走进哲学门之前我都不会想到对这个事物有多少反省。但事实上“干部”这种存在是离奇的，班干部更是诡异莫名。
所以说多学外语的确有利于反思，当你试图把“干部”译成英文时，就不得不注意到这其实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最初来自日本人的翻译，源自法语还是意大利语中的Cadre一词，原来是骨干等意思，但最终这个词显然在中国重获新生了。以至于在维基词条中要专门列一条“Cadre, an office-hold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干部包含许多意思：要员、公务员、工作人员、骨干、领导、公仆等等，但也没有一个词能代替它。干部究竟是什么，也许在“班干部”这个概念中能够窥见一二。
班干部是班级的掌权人吗？似乎不是，同学们会服从老师的指挥，班干部本身并没有指挥的权威。班干部只是勤勤恳恳为同学服务的干活者吗？似乎也不是，他们毕竟也带有领导者的意味。实际上，班干部的地位依赖于老师的权威，班干部帮老师干活，也替老师施行权威。
班干部首先是干活的，虽然说干这些活是为了同学好，但他们终究是帮老师干活而非帮同学干活。事实上一个中小学生没什么活儿是非干不可的，例如一些日常的劳动清洁任务完全可以由老师直接监督指导，黑板报之类的宣传活动完全可以不搞，至于文艺娱乐活动和体育竞赛之类的节目并非日常，不需要设置常任的负责人。总而言之，班干部事实上没什么活需要干，即便要干一些活，也要么多余的指派，要么是可以通过自发和即兴的组织而不需要常设的职务来完成。但正是通过承担这些其实没必要的工作，班干部确立了存在的必要性。
由于班干部帮老师干活（即便真的是为了同学“好”而干活），因此他们需要向老师而非同学负责。至于究竟什么才是为同学好，其衡量标准当然也掌握在老师和学校那里。有的时候班干部由老师直接指派，有的时候同学们可以选举班干部，但被选上的要么是选最优秀（主要是成绩上）的学生，要么是人缘最好的，而不会选上最有主见或最能代表同学意见的人。事实上当班干部也不需要什么主见，而只需要有良好的“背景”（学习成绩或人缘）再加上“工作能力”（帮老师干活的顺应能力）就行了。如果说班干部有时也要关注同学的意见，那么为的多半是向老师打小报告，充当一下老师的耳目，以便帮忙维护班级的秩序，而不是代表学生向老师发起要求。
事实上我们对“干部”的理解也正是类似——干部的确是干活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始终是“为了人民好”的服务，而其实是向领导而非人民负责，何谓对人民好的标准仍然在领导或者革命导师那里。有的时候干部直接由领导指派，有的时候则也有人民来选举。但人们选的始终是“好人”，选的是他的良好背景或人缘名气，而不在于他的主见。干部不需要什么主见，干部们团结一心，追随领导和导师，原则上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争执。
“干部”是有权力的，但这种权威来自“上面”，来自导师。干部的责任在于干活——其中许多工作原本是多余的或者可以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不在于意见。
可想而知，西方并没有中国意义上的“班干部”，而是换成了“班代表”，与代议制形似，班代表的责任根本不是为同学服务，而是代表同学作诉求。在中国即便说“代表”，多半指的是形象方面的代表，而非意见方面的代表。
当然，我认为班干部的概念很糟糕，可以也应该取消掉。但你也可以认为班干部比班代表更好。我在这里只是说，这种基础教育过程中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模式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某些基本的政治模式。
最后谈一谈“少先队”。中国的少年是“先锋”。然而又备受呵护，不想让孩子们冲出太远，太过自由奔放。大致说来，大概是一个从后方捧着孩子往前走的姿势。
在更多时候孩子并不是真的冲在前面，而是被大人们托在前面。
孩子提供了各种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挡箭牌——因为这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因为那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这不让播，那不让看，这要限制，那要禁止。世界也仿佛都为了孩童的心智而安排得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伙伴就是朋友……当需要大人们挺身而出的时候，大人们依旧躲在孩子身后——“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要赚钱，要养家，为了孩子，我必须安分守己，我必须老实本分，我不能作出头鸟。
中国社会始终是父权式的，父母官和子民的关对应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这种对应本身并不坏，但父母之道也有多种。父亲是在前面领着孩子还是在后面托着孩子，这是不同的走法。正如我提过的“王道”的四种方位，中国的父母官大致处于民众的下后方。
中国的父母官总是在后面捧着孩子，全心全意以孩子为重心，但从不挺身而出，也不让孩子走脱自己的掌控。即便说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只是拿孩子当挡箭牌遮掩自己，即便说还有许多官员确实爱民如子，对孩子呵护备至，这种托举的模式事实上也不利于孩子的独立。更好的模式应该是父亲走在前面，为孩子开辟道路，做好榜样，引导孩子亦步亦趋地跟随。但最终孩子羽翼丰满时总会偏离父亲的轨道，又或者超过父亲。
孩子的确是需要呵护的，但长辈要做的是前锋或后盾的角色，而不是把孩子捧在掌心，顶在头上。
好些天没写博客了，今天状态似乎不太好，写得很乱，先这么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