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啥突然想到这茬——是否可能复兴儒教？当然，与其说复兴，倒不如说创建也可。
祥龙大师有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设想，他说道：
儒家文化在今天不保护就活不长吗？当然。道教和佛教尽管今天也受到现代化文化的排挤，但毕竟有逃避洪水的“方舟”与“桃源”，即其教团和庙观。换句话说，她们有自己的“保护区”。在庙观那一亩三分地里，是住持和道长说了算。那些信奉者，或以承继佛、道之“道统”为己任者起码可以在那里服其服、行其礼、读其经而传其道，因此这些文化物种还不会有顷刻复亡之虞。儒家则不然，她在清末以前太成功了，与科举致仕和“天下兴亡”挂得太紧了，从未想到要有自己的避难所。谁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来，科举废，读经禁，“现代”兴，复巢之下，岂有完卵？“西学”早已就既是“体”，又是“用”，或“即体即用”了。如今哪里去找完整的、活生生的儒家生存形态呢？当然，现在不是没有研究儒家的学问家、同情者，甚至是志在复兴儒家的少数信行者，也有“儿童读经运动”的出现。这都是很令人尊重感佩的人与事，但毕竟，作为一种团体生存和精英形态的儒家文化是看不到了，而儒家从根子上就应该是活的团体和精英文化。而且，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潮流，还残存的儒家文化种子也可能飘零净尽。那时，就只有到博物馆、纪念堂和学术会议上去发思儒之幽情了。
所以，我主张给儒家文化一个哪怕是最低的生存机会，起码相当于道、佛文化享有的那种延续可能。让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文化物种活下去。森林砍了，会有沙尘暴；儒家文化全死透了，也很可能会有中国人生存形态中的沙尘暴的。而在今天和可见的将来，文化保护区是让比较纯粹的儒家文化活体能够延续的最有效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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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致同意他的说法：儒家文化不得不需要保护了，因为儒家不仅仅是一些书本上的思想，更是礼仪教化的传承。
但祥龙大师的具体设想我不太同意：
一方面，可以比照自然保护区的方式来建立；另一方面，可以比照香港、澳门特区的方式建立，即一种可称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保护区思想”的体现。
一方面，这种设想极难实现，另一方面，这种类似于印第安人保护区的东西即便建造出来了，即便其中的儒家文化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这整个的做法就仍然是隔离和进一步的隔离，指望保护区里头的文化发扬壮大反过来影响主流，实在是太难，保护区里的文化所能给主流文化带来的意义，与学院中的儒学理论研究差不了多少。要是“俗世”中那些对儒家心向往之的人都跑到保护区里了，他们对俗世的直接影响反而是减弱了。
我的想法是，既然说道教和佛教之所以还能延续是因为他们有“教团和庙观”，那么儒家为什么不可以有？如果因为儒家在清末以前过于主流而未及找好避难所，那么现在说要建设，为何不设法重建这样的避难所，而是非要搞一个保护区呢？就好比说连一个社区公园都建不成，就去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这是不切实际的。
儒家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历来都有许多争论，但它即便以前不是，现在按照宗教的方式复兴出来，又有何不可呢？
若说“庙观”，儒家的还是有现成的：文庙、武庙、书院和各地的祖宗祠堂之类，还是剩着不少的。但现在这些庙会要么成为集市，要么就和佛教道教的寺庙一样地祭拜，人们都是一样的烧香磕头，不同的是佛寺很可能由“职业的”和尚管理，而文庙可能就只是旅游部门或政府部门在管。
如果以教团形式复兴儒教，那么就不是先把“儒士”们圈养到某个保护特区里，而是先让他们来执掌这些儒家传统的庙堂，这样安身之地就有了，经济来源也有了。在庙堂中可以举行宗教活动，对于儒家来说，就是礼乐活动，读经、祭祖、奏乐、执掌各种典礼仪式等等。这些活动不仅是内部的自娱自乐，更可以辐射到周边的社区。儒教团体可以开办托儿所，提供私人家教或顾问，可以主持婚丧仪式，在祭祀、典礼等活动中担任指导，开办基金会募集善款等等。和和尚、道士类似，作为宗教信徒有两个意义，一是信仰和教条的自我规范，增加自我认同和社会的尊重；二是对社会来说担任“专业的”“执礼者”的角色，不仅传承礼仪，更可发扬礼仪。
即便说这样一来的话，由于经济利益的关系，鱼目混杂的教徒会有很多，但这和佛教和道教的情况一样，大量假和尚、花和尚的存在并不至于让整个教团崩坏。
虽然在中国的严格控制下，新成立一个教派或社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儒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只要侧重于礼仪方面的建设而回避政治影响，和其它宗教一样服从国家的管制，也许还是可能被允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