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康德伦理学包含非常强硬的义务观念，比如说“不能撒谎”，这一条律令是一种绝对的义务，就算是一个一个凶手询问你你的爱人在哪里，你知道说不撒谎骗他走的话你的爱人就将被杀掉，你还是不能撒谎。道德义务就是那样强硬。因为无论如何，杀人是杀人犯的过错，而撒谎是你的过错，无论有没有杀人一事，撒谎总是错的。如果你的爱人恰好出现于你谎称的那个地点呢？她的被杀是不是也有你的责任呢？总之，撒谎和杀人都是不行，凶手不该杀人，你也不能撒谎……
康德的伦理学真的如此冷血吗？虽然我在伦理学方面并不是个康德主义者，不过还是愿意提出一些进一步诠释。“义务”是不容置疑的，但另一方面，更根本的，乃是人的道德意志，某种最基本的“善意”或“良心”，这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康德也承认，哲学家太多不是什么好事，普通人凭着直觉的善意行事更好。而哲学干什么呢？哲学的使命首先是通过批判性的反思来对理性进行限制，不让它陷入僭妄。也就是说，通过哲学反思而得出的某些规范，其意义根本上在于制限理性而不在于指导行为。比方来说，你为了保护爱人而撒谎，乃至于为了保护他人而杀人，这样的行为，放在相应的语境中，都显示出你的人性、血性，乃至于也可以说是你德性的表现。一个善人，或者说一个拥有强烈的善良意志和怜悯心的好人，在具体的语境下，也有可能做出“错事”。在这里，我把行为的对错与做人的善恶区别开来。做一件错事并不意味着成为恶人，反之，做一个善人也不意味着事事必须循规蹈矩。行事的对错之标尺是一方面，做人的善恶之标尺是另一方面，两者虽有关联，但并不是直接对应的。
传统的伦理学往往有一种绝对主义，因而是完美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仿佛人可以找到一种至善至美的生活方式，他的所有的行为都循规蹈矩无可指摘。然而，自由的人恰恰拥有违背规则的能力，事事遵循既定的绝对的规则的并不是一个“好人”，而不过是一个好机器人，而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好人”将是能够以恰当的方式违背规则的存在。总之，人应该追求“做个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做错事”，充其量只是“尽可能不做错事”罢了。
如此，事情的对错还是要坚持的，并不能因为你在某个具体的语境下“恰当地”撒了谎，就意味着“撒谎是对的”。“义务”的观念在这里就限制了理性的“出轨”，即限制了把一些依赖语境的情形推广为普遍。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应该为自己树立一些准则，而准则作为准则，应当具有普遍性。但是准则的树立并不是我最根本的追求，我所追求的乃是“做人”，而对行事提出规范的义务和准则的意义在于，以一种消极制御的方式促进我人格的完善。而就人格的完善而言，更根本的在于情感的培育。
这也好比爱情的经营。关于恋爱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准则乃至说义务，比如说不应该出轨，不应该撒谎，应该互相照顾，应该怎样怎样。但是这些“应该/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范并不是你最终追求的东西，光靠这些准则也不能够造就完善的恋爱关系。如果只是遵循准则，而没有直觉和情感的驱动，恋爱关系就完全是虚幻的符号。只有当“恋人/爱人”一词不仅仅包含着一系列行为准则，而且意味着一些真挚的情感时，它才是有意义的。但准则是不是完全没用呢？如果没有任何规范意识，任凭原始的情感四溢，那也是形不成良好的爱情关系，你可能像野兽那样见一个上一个，而不能把爱情稳固下来。
于是我们想到，在康德那里，伦理反思的意义也恰是在于把良好的道德情感稳固维系下来，而通过反思建立的准则一方面是绝对的标准，另一方面也是相对于语境而应用的；当援引标准来衡量某一件行为时，标准就是绝对的，而如果要用它来衡量整个人的善恶，那又是相对的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