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为超星录制了一次导读节目，视频课程应该是在超星发布了，我在这里贴上我录节目时准备的逐字稿。
一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老师胡翌霖。今天我给大家导读的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二
这本书的影响力太大了。斯坦福哲学百科这么说的：“托马斯·库恩（1922-1996）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也许没有之一）。他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术著作之一。”
这么大的影响，当然早就“出圈”了。库恩的影响远远超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在自然科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人文艺术领域都造成了影响，甚至“范式转换”这个库恩的关键术语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大众词汇了。
当然，影响广泛往往也意味着广受误解。库恩的行文不算晦涩，但是由于观点富有颠覆性，很多人本能地就非常抵触，往往就抓着只言片语大加批判，而不能全面地理解。而另一些推崇库恩的人，也经常趋于极端，甚至也会把库恩解读为反科学反理性的虚无主义者。
三
库恩的观点其实并不太激进，他的基本思想其实在更早的哲学家、史学家那里也能找到。比如我们看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的时代”等等，现代科学的革命性的世界观转换都讲得很深刻了。库恩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更加“狭隘”了，之前的思想家往往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现代性的变革，而库恩把讨论的焦点就放在科学史，而且关注得更加细微，别人谈的“科学革命”是大写的、单数的，从古到今就那一次，而库恩把“革命”的范畴细化了，革命不光发生在大的历史分期之间，而且在每一个具体的专业领域，都经常有大大小小的“革命”。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取得了广泛影响之后，很多学者又把库恩的观点推广、泛化了，延伸到科学之外的其它领域。库恩在7年后补写的“后记”中提到了这一现象并表示“困惑”，他说道：“本书的论点无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因为这些论点是从其他领域借来的。文学史家、音乐史家、艺术史家、政治发展史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早已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他们的主题。……如果说在这类概念上我有什么原创的话，那主要是我把它们用于科学这个曾经被广泛认为以不同方式发展的领域。”
即便就“应用于科学领域”这一点来说，库恩也不是第一人，前面提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同时代的有福柯，他们的观点都涵盖科学领域，横跨科学、技术、历史、经济等各个领域。而库恩的优点还是在于“聚焦”。相比去其他那些天马行空的思想家而言，库恩的论述更加清晰、细微、具体。
所谓“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个“结构”正是库恩的原创性贡献，他给出的不只是一些笼统抽象的概括，而是刻画出具体的“结构”，把科学革命的起承转合说得非常精细了。
所以如果读库恩的书，只是摘取一点只言片语的结论，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库恩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其实在于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库恩在字里行间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史具体案例，从具体案例中呈现出一般性的“结构”，这些细节是非常有趣的。
任何快餐式的导读，包括我现在正在做的，都没办法深入细节，所以这本书的妙处还是需要感兴趣的朋友们亲自去阅读。而我的导读重点是要纠正一些常见的偏见，对这本书的风格进行笼统的展示。
四
要开始读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首先是找到中译本了。在今年之前，这本书流行的中译本主要就是一个，是由金吾伦和胡新和师徒两个翻译的，两位先生都已经过世了。其实还有两个译本，一个是80年的老译本，还有一个是台湾的译本。
最近又出了一个最新译本，是由张卜天翻译的，他也在清华科学史系，是科学史界非常知名的翻译家，还很年轻已经“译作等身”，我个人当然更推荐这个最新译本。
五
但读书人都知道，翻译是很难的事情，衡量翻译好坏也不容易，新译本并不总是比老译本更好。很多时候两个译本可能各有优劣、难分高下。比如张卜天在翻译的时候，就同时参考了大陆译本和台湾译本，他评价台湾译本虽然语言更流畅，但随意发挥较多，“雅有余而信不足”。
但是我们能说翻译好坏无法衡量吗？那肯定也不是。外行人都看得出一个专业的译本肯定远远好于“机翻”。可见翻译还是有好坏之分的。
那么问题就是，衡量的“尺度”究竟是什么？翻译者需要遵循哪些“规则”？在权威的词典中描述的词义对应和语法规则，是否足以用来衡量翻译的好坏？
我们发现，翻译并非“无章可循”，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客观的套路、既定的规则的。比如How old are you翻译成“怎么老是你”肯定不对。但是，光是遵循刻板的套路是做不好翻译的，读者也很难根据刻板的套路来编制出一套通用的评价标准，来完全客观中立地衡量翻译好坏。
简言之，翻译是有规则、可比较的，但又总是存在潜规则、超规则的做法，也总是存在各有所爱、不分伯仲的情况。
这其实就是库恩所谓的“不可公度”现象。
六
用翻译问题来解说“不可公度”概念并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库恩本人的思路。其实“范式”这个词就是库恩从语言学概念里借来的术语，在后记里库恩又更加直白地表述了这个类比。他说道：“库恩：“持不可公度观点的人应被视为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之间的交流问题应被当作翻译问题来分析。”
很多误解者认为库恩说的不可公度就是不可交流、不可比较，认为衡量科学理论体系的好坏是一件完全主观任意的事情。但库恩不是这个意思。“不可公度”的二者之间是可以互相翻译的，只是说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公共尺度”来衡量一切。
翻译活动和许多人类的活动一样，同时蕴含客观性和主观性、准确性和暧昧性、规则性和语境性，而库恩想说：科学活动也同样如此。库恩并没有论证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不可交流性，相反，它试图解读这种交流是如何发生的。
七
很多人的思维方式是两极化的，要么就必须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绝对尺度，要么就是没有任何尺度，爱怎么来就怎么来。但现实的活动往往遵循的是多元的尺度。
比如衡量翻译，我们都知道有“信、达、雅”，这不是一个尺度而是三个彼此嵌套但又相对独立的尺度。“信”要求和原文原意的“符合”；“达”要求适合于特定语言文化的读者群体的接受力；“雅”要求文字本身简洁优美。每一条尺度底下还有不同的应用语境，比如说“信”，是单词层面的准确性，还是句子层面或整篇文章层面的准确性呢？比如同一个术语在整本书里经常出现，那么把这个词固定为一个译名，对于理解整本书的关键词而言是准确的，但是具体到其中某句话，这种生硬的译法可能又是不够准确的。又比如说“达”，是针对专业读者群体呢，还是针对一般大众群体？比如说“雅”，是侧重词藻华美呢，还是简练流畅呢？
总之，翻译不是没有尺度，而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尺度。衡量科学理论的优劣也有类似的多元尺度。比如“信”，即与观察经验相符合；比如“达”，科学共同体的文化和心理状况对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影响；比如“雅”，很多科学家最关心理论本身的简洁和优美，追求简单和对称等等。同样是“符合观察经验”，不同领域的经验也有区别，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比较符合天文现象的观察经验（其实托勒密体系也能符合），但不符合当时人们对大气现象的观察经验（比如云彩为什么没被甩飞），而在天文现象中又有不同的方面，比如哥白尼体系更好地解答了金星和水星的次序问题，但又在恒星视差方面难以解释。所以在哥白尼体系提出之初，并没有一套客观精确的尺度来保证它比旧的地心体系更好，而投靠新体系的学者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主观性，新柏拉图主义、赫尔墨斯主义等社会思潮也构成了哥白尼体系发扬光大的关键力量。
八
我们这里说的“不可公度”（incommensurable）是张卜天的译法，旧译本叫做“不可通约”。这是一个数学概念，意思是“没有公约数”。比如说2和4是可通约的，公约数是2；但2和根号2是不可通约的，找不到一个整数或小数同时是二者的约数。我认为这两个译名都可以，但“不可通约”太专门了一些，有时更容易引起误解。而“不可公度”强调出“公共”和“度量”这两个关键词，理解起来更通顺一些。
以下这段话是库恩关于不可公度性的解说：
“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方法上的某种缺陷——它们都是‘科学的’——而在于我们所谓各个学派看待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做科学的不可公度的方式。观察和经验能够而且必须大大限制可容许的科学信念的范围，否则就没有科学了。但仅凭观察和经验并不能决定这样一套特定的信念。对于某个科学共同体在某一时期所拥护的信念，总有一种由个人与历史的偶然事件混合而成的看似随意的要素在发挥重大影响。”
首先库恩的意思是，历史上的科学包含不同的学派或不同的理论体系，大多数历史中的学派都被淘汰或更新了，但不能因为它们现在已经被淘汰，就说他们从来都不属于“科学”。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一种不断更新的事业。在今天不再是科学的东西，在当年也曾经是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它们因为被淘汰了所以不再是科学了，而不能说它们因为不是科学所以被淘汰。
那么旧学派如何被淘汰，新理论如何被承认的呢？“观察和经验”当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库恩认为观察和经验的积累对于科学的发展和更新而言，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在实际的历史之中，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也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最后这句“看似（apparently）随意的要素”，在老译本那里是“明显的随意因素”，应该说老译本是不太准确的。Apparently确实有“明显”的意思，但指的是表面上显露出来的情况，但未显露的部分未必如此。在库恩那里，这些要素对科学史的影响并非真的“随意”，它们其实也是有迹可循，只不过不像传统观念里认为的是一个简单的数据积累或逻辑演绎问题，而更可能是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九
库恩强调的“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是针对科学共同体或人类社会如何决定特定的理论或学派胜出。但是针对具体的个人而言，他选择哪个学派，显然是充满了“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这件事情不需要库恩来提出。库恩绝不提倡虚无主义：反正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我们就啥都别管了，随便怎样都行吧。这当然是不对的。虽然“不可公度”，但你总可以“私度”啊，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建立自己的评判尺度，只是别把你自己的私人尺度误以为是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上帝尺度。
人不是上帝，也不是先知、预言家。即便存在绝对的尺度，人也不可能天生就能掌握它。每个人都是通过个人的经历，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成长，逐渐掌握针对各种事物的评判尺度的。
所以当某个群体的学习和成长的经历在某些方面趋同时，这个群体内部就可能形成一些相对“公共”的尺度。学习和成长的经历越是具有公共性，越是趋同，那么他们所承认的公共尺度就越是显得客观确定。所以在库恩看来，所谓“范式”往往就体现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某一时期所拥护的信念”，而共同体的共同性是通过雷同的学习和训练模式而形成的。
关键就在于，需要每个人在后天学习的，既包含各式各样的“知识”体系，也包含评价衡量这些知识的“尺度”。衡量某种知识为何可信的尺度，往往是和这种知识放在块儿，“捆绑销售”，同时被教学的。
共同体有大有小，“科学家”、“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物理学家”等等，都可以说是“共同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确实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找到一些公共的尺度，但这其实是因为它们共属于某个更大的共同体。公共性和共同性始终是一致的，在多大范围上拥有共同性，就在多大程度上能建立公共性。
科学共同体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各种共同体一样，都是可变的。共同体会分裂、融合、消亡和更新。库恩的工作正是要为科学共同体的发展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
十
我们已经看到，共同的尺度来自共同的教育，而就现代科学而言，教学的公共性和确定性主要体现于公认的“教科书”。所以库恩在第一章，上来就把矛头指向了“教科书”。库恩注意到，关于“什么是科学”的理解，流行的观念在根本上依附于科学的教科书，所以当库恩要挑战传统的科学观时，首先就要破除对教科书的迷信。库恩在第一章第一段话就开宗明义：
“如果不把历史仅仅看成轶事或年表的贮藏所，历史就能彻底改变现在支配我们的科学形象。这幅之前形成的形象甚至是由科学家自己描绘的，主要来自于对已有的科学成就的研究。这些成就记录在经典中，更晚近的记录在教科书中，每一代新科学家都从这些著作中学习如何从事这一行当。然而不可避免地，这些书旨在说服和教学，从中得出的科学概念不可能符合产生这些书的科学事业，就像一国的文化形象不能从旅游指南或语言教科书中得到一样。本书试图表明，教科书在一些根本方面误导了我们。它旨在概述一种非常不同的科学概念，这种概念可以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录中产生。”
值得提示的是，库恩并不反对科学教科书的写法，而是认为这种写法是“不可避免”的。在第十一章“革命无形”中更是充分讨论了这一点。就是说当科学革命尘埃落定之后，相应的领域就进入了“常规科学”的阶段，而常规阶段就该是保守的、谨慎的，也应该提供相对确定的、明晰的入门方法。教科书的使命就是帮助入门者按部就班地进入一个常规的研究领域。
毛病不在于教科书，而在于我们看待教科书的态度。正如库恩所说“一国的文化形象不能从旅游指南或语言教科书中得到”，这不是说旅游指南编的不好，而是说旅游指南就该是旅游指南，而不该承担文化通识的使命，更不能指望从旅游指南中获得对该国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
教科书的使命是进入学科内部，但是想要跳出现成的框架，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那就不能依靠教科书了。那么该依靠什么呢？库恩的答案是：历史记录。库恩认为要理解科学的来龙去脉，我们不能在科学内部找答案，而是要到历史学中探寻。
这一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是要颠覆“科学史”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在传统上，“科学史”经常不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它不属于“历史学”的子类。比如在中国官方的学科目录里，科学史长期是理学的一级学科，而不是历史学名下的二级学科。“科学史”与物理学、化学等“理科”并列。但“科学史”名下没有二级学科，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因为科学史本身没有明确的学科范式，也不遵循历史学的范式。
具体做科学史研究的人，可能隶属于物理学院之类理科院系，往往是从一线科研领域退下来的或者是干脆退休了的科学家出来搞搞科学史。
库恩所在的时间，恰好是“科学史”这一学科刚刚开始独立，正在形成自己的学科范式的过程中。
十一
更早之前的科学史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范式，而是说它的范式是依附于自然科学的。我们已经说道，库恩所谓的“范式”通常可以和“共同体”画等号，有什么样的共同体，就有什么样的共同性。在更早之前，“科学史家”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共同体，他们都是依附于科学共同体的，各学科退休的科学家来写写科学史。那么自然而然地，他们的共同信念和基本套路，也都是以科学共同体为准的。
所以早期的科学史和科学教科书是一致的，我们不妨把这种科学史的编史范式称作“教科书科学史”。而这正是库恩所要颠覆的东西，他试图提倡一种新的编史学范式，为科学史建立新的研究尺度。
大家注意，我现在是在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读库恩自己。这也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库恩自己的自觉应用。我们说库恩虽然聚焦于科学而不发散到其它领域，但有一个方面的延伸是他自己做出来的，这就是对自己的反身应用。他开篇第一章就在讨论科学史领域的“编史学革命”，而在后面，他还提到了科学哲学领域的“认识论革命”。他清楚地认识到，他试图在历史学和哲学领域发动的革命，其遭遇和命运也将和科学史上的革命类似。
所以这本书的第一章其实是一个“自相似的分形”结构，这一章以库恩自己为焦点，完整再现了整本书的思路。能够读通这一章，基本上对之后的论述也有所准备了，之后无非是用丰富的例子充实整个结构。
科学史也是一个研究领域，我们看到，在库恩前后，科学史家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正在成熟。那么，新一代的独立的科学史家，他们应该聚焦于什么问题呢？他们如果摆脱了科学教科书的尺度，那么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科学史家的研究工作呢？以及，包括库恩在内的新一代的科学史共同体，将会遭遇怎样的反对呢？这些问题都是库恩的理论能够回答的。
十二
那么我们就来跟着库恩，完整地勾勒一下这个“编史学革命的结构”。
1.旧范式
我们说到，新的科学史编史学，针对的是旧的，依附于科学教科书的编史学。即便在科学史家逐渐独立的时候，旧的范式仍然在很多方面延续其影响力。
这种旧范式有时也被称作“辉格史”，这是比库恩更早一代的科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提出的概念，他有本名著就叫《历史的辉格解释》。辉格党是英国的一个党派，是自由党的前身，另一个是托利党，保守党的前身。据说辉格党人写的历史，就是让历史服务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整个历史叙事都被用来论证他们政策的正当性。简单来说，辉格史就是旨在用历史为解释今天的教条服务的编史学范式。
辉格式的科学史，也是旨在为今天的教科书上的条目服务的。科学史家的职责就是为今天科学教科书上的每一个概念、公式和定论讲述其历史由来，比如究竟是谁在几几年发现了这一条成果。
教科书就是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尺度。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有多么重要，就取决于它能否在今日的科学教科书上添上一笔。
至于那些没有在今日教科书中留下痕迹的人物，其历史地位就一定不是正面的了。比如亚里士多德，他曾经影响深远，但是他的物理学并没有为今日物理学教科书提供任何一个参数或公式。如果说科学史总归还是得写几笔亚里士多德，那么也只能是作为邪恶的反派被描述的，所以整个近代科学的兴起经常被描述为追求真理的仁人志士如何千难万苦地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反叛出来。
2.解谜题
在这种尺度的指引下，旧的科学史范式就确定了其“常规”的研究方式。
在某一常规科学范式下进行的常规研究工作，库恩称之为“解谜题”。或者类比于拼图游戏。就是在一个绝大部分结构都已经清晰确定的大框架之下，去努力填补一些不太明晰的空缺。而一旦填上了这些空缺，只要符合既定的规则，那么这一工作很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
就辉格式科学史来说，它的常规任务是什么呢？库恩说，无非就是“必须确定当时每一项科学事实、定律和理论是何人在何时发现或发明的”。
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比如教科书里讲到万有引力定律，那么科学史家就需要提供这一定律的“何人与何时”，结论就是牛顿在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接下来的工作无非是给这一结论增加一些历史细节和趣味花边罢了。
3.反常
因为常规工作就是一个空一个空填补，一块拼图一块拼图地添加，所以常规科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积累性。
但是，库恩发现，随着一个常规科学的不断积累，剩下的解谜题工作往往会变得越来越难，容易的都被做完了，困难的谜题就突显出来了。有些空缺你怎么也找不到填补的方案，有些空缺你可能找到了好几种互相冲突的填补方案。这就是“反常”。反常就是在常规工作中遇到的那些不那么常规的难题。
很多时候，反常与常规并不矛盾，相反，它们构成了在平淡的工作中的那些富有挑战性的环节。反常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一旦有人最终解开了难题，那么它也就变回一个常规问题了。
正是“反常”的存在，让研究工作显得不那么刻板和机械化。常规的研究仍然需要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他们能够发现其他人忽略的细节，能够运用一般人想不到的巧妙方法，把难以攻克的反常谜题纳入常规体系之内。
在科学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容易攻克的难题。比如，库恩提到“研究越多就越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氧气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谁最先想出了能量守恒概念？”
这些问题似乎也能得到某些答案，比如我们熟悉的结论是，氧气是拉瓦锡发现的，而能量守恒是德国医生迈尔提出的。
但是仔细考察科学史的资料，我们会发现这些答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比如普利斯特列更早地完成了氧气的分离提取，只不过他没有理解这一气体的性质，把它称作“脱燃素空气”，也就是说没有把它当做独立的一种气体。但其实拉瓦锡也没有完全准确地理解这一气体，拉瓦锡误以为氧气是形成酸的要素，所以命名为“酸素”。与二人差不多时间还有一个舍勒也提取了氧气，命名为“火空气”。
能量守恒的概念就更是破朔迷离，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是很老的，但以往是以不同的形式隐含在力学、化学、电学、热学等各门学科之内。我们一般讨论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指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是把各个学科中处理的各种形式的“能量”彻底打通，所以就这个概念的发现而言，体系化、严格化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迈尔的地位在于第一个完成热功当量实验，但他的实验相对粗糙，就严谨性和体系性来说，迈尔比不上焦耳，而仅就抽象概念的提出而论，迈尔之前又大有人在。
4.危机
有些难题可以通过更深入的考察而化解，比如我如果发现了一张拉瓦锡的手稿，证明他制备氧气都比别人更早，那么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的优先权可能就没有争议了。但问题是，历史往往就是复杂的。实情可能就是普利斯特列更早制备，而拉瓦锡的理论更完善。
于是，有人会怀疑，是不是这些问题压根就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呢？库恩说道：“其中有些人逐渐怀疑，提出这类问题根本就是错误的。也许科学并不是通过累积一个个发现和发明而发展的。”
这种怀疑所指向的不是具体某个谜题的某个答案，而是一般性的问题：设计谜题的方式本身可能是不恰当的。
教科书上总是条理分明的，科学看起来像是由一条又一条清晰明确的概念、符号、数据和定律组成的。每一条贡献都有清晰的定义和边界，所以，基于教科书出发的科学史编史学，所提出的谜题，也肯定是清楚和精确的。
但如果说历史学的考察从根本上无法满足“确定发现年表”这样一件貌似简单的任务，那么也许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换一种提问方式了。
这就是库恩所谓的“危机”的出现。所谓“危机”，和“反常”并没有绝对的分界，关键在于研究者面对这些难题的态度。在“反常”的状况下，研究者仍然期待使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或发现一些被忽略的细节，最终在常规范式之下解决难题。但是在“危机”的状况下，研究者对于用常规方式解决难题越来越绝望，而是转而考虑颠覆整个常规，在根本上改变问题的提法。
5.革命
于是，范式的“革命”开始孕育。当许多人不再努力提出新的“答案”，而是尝试提出新的“问题”时，革命就发生了。例如，拉瓦锡的关键贡献不是为燃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回答，而是在于用氧化还原学说整个取代了传统的燃素论范式，把“燃素究竟有没有重量”之类的老问题彻底取消了。拉瓦锡所发现的“氧气”不是旧的燃素化学谜题的一个新解答，而是新的氧化还原范式下的一个关键角色。
就科学史研究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在库恩之前，已经有许多先驱者发起了这一编史学革命。其中亚历山大·柯瓦雷对库恩影响最大，当然，库恩认为之前的科学史家虽然已经身体力行，但是就编史学范式而言并不是特别自觉，也没有系统的编史学理论，而库恩的工作可以看作这一业已发生的编史学革命的理论自觉。
库恩说道：“科学史家们已经开始提出新的问题，追踪不同的、往往较少具有积累性的科学发展线索，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并非完全自觉。他们不再寻求旧科学对我们目前观点的永恒贡献，而是试图展现那门科学在当时的历史整体性。”
悬置今天的教条，回归历史语境，这是历史学家们早已展开的探索。不过有很多人喜欢钻牛角尖，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当代的视角，所以回归历史语境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攻击是比较肤浅的，是一种典型的“二极管”思维——似乎“历史语境”和“当代目的”是非此即彼、全有全无的关系。
平心而论，旧的辉格式历史，也不会完全忽略时代语境，评论牛顿的时候也不至于为他不懂量子力学而遗憾。历史语境和当代目的并不是矛盾的，关键在于，历史学所服务于的“当代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刻板的当代教科书，还是别的什么？
柯瓦雷的工作同时包括自觉地回到历史语境，以及自觉地为当代人服务。但他所服务的，不是当代教科书，而是当代人的自我理解——现代人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种种观念根源何处？柯瓦雷回到历史语境正是为了为当代人带来对时代根源的理解。在以柯瓦雷为代表的科学史家那里，历史性和当代性是完全统一的。
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类的历史学意见来反对库恩，很可能是对库恩和对历史学的双重误解。就历史学而言，库恩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主张。回归历史语境的编史态度，以及历史文本与当代读者之间的解释学关系，这都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主张。库恩无非是颠倒了“科学”与“历史学”的地位，主张科学史更多地服从于“历史学”的尺度，而不是服从于当代科学的尺度。
6.新范式
这种新的编史学范式呼之欲出，基本的策略很简单，库恩说道：“例如，他们不问伽利略的看法与现代科学的看法有什么关系，而是问他的看法与他所在的群体，即他的老师、同时代人和直接的科学继承者的看法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种视角的切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受库恩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新一代科学史家，是以库恩本人都难以接受的方式进行科学史研究的。例如，既然视角转向了“伽利略所在的群体”，那么，科学史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科学知识社会学（SSK）逐渐成为主流，库恩本人反对他们的做法。但这一讽刺的结果或许也是库恩所预言的，因为在科学史上，科学革命之后成熟的新范式往往是科学革命的先驱者和参与者都不能接受的。例如牛顿本人并不接受彻底排除上帝位置的牛顿主义经典力学，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并不接受动摇确定性观念的量子力学。库恩本人不能接受“库恩主义”的新编史学，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7.世界观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库恩认为，科学革命不只是科学方法的革命，也是世界观的革命。而编史学的革命也不例外，它也不只是历史写作的方法改革，同时也伴随着更深刻意义上的观念革命，涉及到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大问题，例如：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知识为什么可靠？
与传统的教科书科学史相匹配的是“累积性科学观”，库恩提到：“累积性科学观与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论密切相关，这种认识论认为，知识是心灵直接赋予原始感觉材料的一种结构”
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以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为主流，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建立一个明确的“科学划界”标准，即把科学活动与其它活动区分开来。但之前的科学哲学遇到了许多“难题”，而库恩认为，这个编史学革命的副产品，即一种认识论或科学哲学领域的革命，也将会消解这些难题。他说道：“如果这些认识论反例会引发严重的刺激，那是因为它们促成了一种新的不同的科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这些反例不再会带来麻烦。”
库恩不是给出了新的回答，而是消除了问题本身——库恩认为只有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的边界才是相对清晰的，而在科学革命阶段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划界标准，因为划界的尺度本身也是范式的一部分。
所以这本《科学革命的结构》同时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门学科也从此捆绑在一起，互为基础。
我今天的导读就到这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