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书城杂志》2021年04期，是去年的书评，不过当时忘了转载。既然杂志允许我在自家博客转载我的文章，不如也贴出来吧。
制造科学——超纲的书名
中文出版界引入国外学术著作时，经常有修改标题的习惯。比如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现代科学简史：从蒸汽机到䴙䴘求偶》，原名“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 Science, Technology, Medicine and Modernity: 1789 – 1914”，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现代科学史》，原名是“Making Modern Science: A Historical Survey”。
这两本书初版都在本世纪初，分别是2009年和2005年，原作者不约而同地使用了Making一词，而译介者也不约而同地丢掉了这个词。
我非常理解译介者的做法，毕竟现在出版学术书很不容易，特别是这些相对严肃、专业的书籍，有时版权费都赚不回来。为了扩大销路，多吸引一些大众读者，在不歪曲原意的情况下改一改标题也算无伤大雅。
不过，为了吸引眼球，“标题党”的做法经常是改一个夸大乃至惊悚的标题。比如凯文·凯利的名著《失控》，英文副标题是“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关于机器、社会系统和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顾名思义是要用生物学（进化论）的思想来理解技术与社会，而中译本副标题变成了“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一下子“神棍”了起来，仿佛变成了一部先知预言书。
但这两本科学史著作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把书名改得平平无奇，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Making一词虽然独特，但是用它来修饰科学，对中国读者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这个词太“超纲”了，以至于无法引起好奇或惊悚的感觉，而只会让公众感到“莫名其妙”——“制造现代科学”是个什么意思呢？讲的是现代制造业吗？
只有了解相关学术背景的人，才很容易理解Making的意思，它反映了上世纪末以来西方科学社会学的兴起及其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特别是1996年索卡尔挑起的科学大战之后，相关争议在2000年前后成为学界热点。于是，这两本写于本世纪初的科学史著作都使用Making一词就容易理解了，这是对相关争议的呼应，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作者的基本倾向。
所谓“科学大战”发生于一部分科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撇开情绪化、人身攻击等龌龊的部分，核心的争议其实是——谁有权解读科学？科学家还是社会学家？
独立的科学史家——破除神话
《现代科学史》的引言开头就把矛头指向了“科学家”，作者指出在传统科学家的观点下，科学的历程无非就是科学事实的发现史和消除迷信的斗争史，而科学史家将要破解由科学家用过度简化的方式整理出来的种种“神话”。（见《现代科学史》第6-7页，本文主要讨论此书，标注的页码都是本书中译版页码，后同）
破除“神话”的科学史研究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兴起了，在萨顿、柯瓦雷等先驱的努力下，科学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专业的科学史家研究和著述，而不再局限于各门科学教科书中的引言部分。“科学课本引言部分讲述的有关过去的传统故事毫无疑问是一种辉格主义”（第7页）。职业科学史家批评的“辉格主义”，就是以现代科学的既有成就（体现为教科书）作为筛选历史的唯一标准，科学的历史回顾无非是为当代教科书中的每一条定律或事实标记上发现者和发现年代。
从“课本”中抽身而出的独立科学史家有不同的编史策略，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以柯瓦雷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观念论的）科学史，与以贝尔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分庭抗礼。这两条路线有时被称为“内史”和“外史”，前者更注重科学思想演绎蕴生的内在逻辑，后者更强调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等“外在”动力。
到了1960-70年代之后，随着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问世，以及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社会学的方法和立场逐渐成为科学史家的主流，这也是本书作者的主要倾向。这种编史策略的特色稍后再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编史策略之间不一定是互斥的，尽管这些流派有时显得水火不容，但如果温和地看待它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历史叙事的不同“视角”或不同的“出发点”，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它们反映了科学史家的不同学科背景。柯瓦雷为代表的观念论学派有深厚的哲学背景，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则注重政治经济学，爱丁堡学派则引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科学史诸编史流派的区别就好比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学科之间的区别，虽然各具特色、差异鲜明，但未必互相矛盾，而可以是互补的。
无论哪一种编史策略，基本都是以“反辉格”为前提的，各派科学史家从不同侧面揭示出科学史的复杂面貌，瓦解了把科学发展看作克服愚昧或积累事实的线性进步观。这种“复杂史观”也是本书作者首要强调的事情，他们说道：“我们希望你能从这本书中学到的是，历史不仅仅是一份人名和日期的列表，还是一种人们争论的东西。”（第9页）
呈现争论——相对而非虚无
本书作者的确贯彻了他的说法，在这本书中，作者始终都在力图呈现“争论”，而不是给出客观事实。这种写作手法其实对外行很不友好，特别是对于许多把历史学看作一门“背记知识点”的科目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很可能让他们晕头转向。因为作者经常是首先给出一种主流说法，然后瓦解这种说法，最后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树立这种说法，但又时而夹杂反对意见……心急的读者也许早就骂开了：到底对还是不对你给个准信儿啊！但往往看到最后都搞不明白作者的结论是什么。
比如在讨论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时，作者给出结论：“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及它们两者之间关系的争论至今都没有停止。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种争论没有所谓的正确或错误答案。不同的年代里，不同的人会从各种角度看待科学和技术的联系。”（第492页）例如，希望国家出资支持科学的科学家会更乐意强调科学与技术的联动，而希望科学家享受更自由、更纯粹的研究环境的人，则更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独立性及其与技术的差异。
又比如关于“科学革命”，作者一开始就批判了传统的科学革命观，指出那种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不存在。但后来又重新认同科学革命一词的实用意义，整本书反复使用科学革命、化学革命、达尔文革命、宇宙学革命等等概念。
那么科学与技术到底是紧密联系还是互相独立呢？科学革命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期待获得“确凿知识点”的读者难以得偿所愿，甚至可能会有被耍的感觉。
这种讨论历史的方式，与标题中的Making一样，是许多中国大众读者难以适应的。讨论了半天发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不是和稀泥吗？并非如此。在知识社会学影响下的科学史的确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但这种相对主义决不是“说啥都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强调的恰恰是：任何结论都不能被绝对化地、孤立地看待，而是必须放在相应的语境中，相对于其论题、论者、论据、论证，才能得到全面的考察。任何一句命题，诸如“17世纪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拉瓦锡很伟大”、“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能量守恒定律是迈尔发现的”，如果脱离了语境来讨论，都没有意义。我们必须明确：究竟是谁，在什么语境下，在什么意义上，在讨论这些问题。只有相对于这整个争论背景，这些结论性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不搞清楚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争论某一命题，那么这种情况才是一种各说各的、鸡同鸭讲的争论。要让争论言之有物，而非任性虚无，首先就需要追究和反省争论各方的“相对性”，厘清各自的立场。
直面实践——科学史的现实意义
这种“相对主义”不止适用于科学史家，更是新一代科学史家理解科学活动的基本立场。一部分传统的科学家认为科学是一门完全客观的学科。其余学科都可以有相对性，例如哲学观点、政治取向、历史叙述等等，都应该考虑提出者的立场和语境，但科学结论与其提出者的背景无关，它就是客观的真理。但这种幼稚的观点早已被“科学史”拆穿。因为科学本身是有历史的，许多原本被科学家视作真理的东西后来被抛弃了，原本被科学家斥为谬误的东西却得到了认同。另外，在包括今天在内，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科学家都不会全体一致，而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
这种“相对主义”只是与部分科学家虚构的“神话”相抵触，但并不与实际的科学发展相抵触，相反。实际的科学家们向往真理，但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掌握真理。一个真诚的科学家只该把自己看作真理的追求者，而非真理的提供者。
所以知识社会学影响下的科学史家认为：科学家提供的结论，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提供的结论一样，都有其相对性，都需要结合提出者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来讨论，而并不享有超然世外的特权。
这也正是“科学大战”的焦点，作者提到：“在科学大战中，科学家坚称他们是提供有关世界真实信息的专家，而社会学家则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知识可以拥有如此特殊的地位”。（第19页）
与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学术考察等各种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样，在新一代科学史家眼中，“科学”首先也是一种人类的“实践活动”。“承认科学是一项实践活动”——这是把新的社会学方法引入科学史后的一大成果（第20页）。
承认“实践”有什么意义呢？显然，“实践”并不是“虚构”的意思，也没有任意妄为的意思。比如我们说金字塔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制造”出来的，显然不是说金字塔不存在，也不是说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材料制造出任何形状的金字塔。科学是“制造”出来的，并不意味着科学知识是任意虚构的。追溯金字塔的制造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字塔为何如此坚固和持存。同样，理解现代科学的制造过程，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为何如此坚实可靠。
直面科学的实践性，正视科学的人文背景，这并不是在给科学家拆台，反而是要把科学的可靠性安置于踏实的地面之上，而不是在想象中的空中楼阁维持着科学掌握真理的迷信。所以作者也提到，他们的科学史工作并不会对真诚的科学家造成威胁：“对那些试图捍卫科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的人来说，任何能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新研究不能为每一个复杂问题提供即时答案的东西，都是一种奖励，而不是一种威胁。”（第24-25页）虚伪的科学家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他们会把分歧的意见斥为反科学的，把自己视作科学的代言人，从而把拆穿这一点的科学史家视作威胁。但一个真诚的科学家以真理的追求者自居，他们能够正视科学家内部也总是存在分歧这一事实。科学史家追溯分歧的源流，帮助人们理解分歧的合理性，而不再把科学家的局限性和分歧性看作令人难堪的污点，这些工作将会更有利于科学家在各种公共议题中发表观点。
这本书的主题聚焦于“现代科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科学史部分已经有了非常优秀的读物——作者强烈推荐林德伯格的《西方科学的起源》（第25页），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的现实关切。因为古代科学还往往是一些离群索居的贵族们自娱自乐的活动，而现代科学则已经日益卷入了所有人的生活世界，科学议题不再只是独立的智力游戏，而是渗透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议题中。作者说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公众经常发现科学家必须在关乎公众健康或环境的争议性问题上站队。”（第24页）
在这种情况下，澄清科学家及其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就显得尤为重要。科学家并不是神父或祭司，仿佛是直接向公众传达神的旨意。科学家所传达的东西并没有额外的神圣性，而是在复杂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科学家只有走下“神坛”，才能走上“论坛”，作为人类而非神使阐明自己的立场。
走上论坛——以主题为线索的科学史
所以说，作者撰写这部书或者开设这部书所对应的课程，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引导科学家和一般公众更好地参与各种公共议题，更恰当地定位科学家和科学理论在公共争议中扮演的角色。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二部分最能体现这一旨趣。作者按照“研究主题”来分别讨论了科学史的相关问题，例如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大众、生物学与意识形态、科学与战争、科学与性别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本书的第一部分的布局相对正统，按照学科和时间的线索讲述科学革命、化学革命、能量科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第一作者鲍勒是生物学史的名家，因此关于生物学的部分写得最为丰富，但另一些学科相对忽略，特别是数学史几乎没有涉及。但是，作者的主旨并不是要完整而全面的科学史叙述（中译本改写的书名可能造成错误的预期），而是为了呈现争议、走上论坛，从这个角度看，第一部分其实是第二部分的铺垫和准备。
第一部分中首先呈现的是科学史家的争议，例如有没有科学革命、有没有化学革命等等。科学史家要把科学家拉下神坛，但并不是要把自己替换上去。在证实科学的复杂性和分歧性之前，作者首先证实科学史学科的复杂性和分歧性。然后，第一部分提供出一些争议性的结论，又将在第二部分得到呼应。
例如，第一部分讨论科学革命时的结论，在第二部分中经常被引用。例如在第一部分讨论“哥白尼革命”的意义时，作者认为“真正决定性的变化不是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转变，而是……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社会界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对天文学和自然哲学的探讨中”。（第44页）而到了第二部分讨论科学与大众的关系时，作者提到：“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看到16、17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然哲学活动的中心从大学转移到了更通俗、更文雅的环境之中。”（第440页）如果在第一部分没有这些铺垫，读者仍然认为科学的发展只体现于少数科学家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就很难理解公众如何可能主动地参与科学发展的问题。
本书前后两部分的呼应关系，提示出科学史研究与科学相关议题的争议之间的呼应关系。科学史研究本身并不能为现实问题提供操作方案，但能够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以便更敏锐地注意到许多表面上理所当然的事情背后的复杂纠葛。例如，当我们了解到历史上生物学与意识形态的各种纠缠不清时，还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的生物学争议毫无意识形态背景吗？当我们理解了历史上大众曾对科学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还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对大众只需要自上而下的灌输吗？历史学很难为现实决策提供直截了当的指导意见，但是历史学至少能够帮助我们开阔视野，打破许多过于理想化的信念或想当然的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