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中国科学报》，平时经常约我写书评，这次我自己的书，干脆做了个采访。张文静的采访和整理都做的不错，就是这标题有点咋呼（不过也没办法），成稿见科学网，我这里贴出自己原始的书面回答。
- 首先，想请您谈谈《什么是技术》这本书创作的缘起？您在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正身处一个‘技术时代’。”在技术时代追问“什么是技术”，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这本书的缘起其实没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其中的许多内容其实都是我前些年陆续写作的文章，相当于结集出版，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但我并不想按照文集的体例来出书，所以我以“技术”为主线重新筛选既有文章，再额外新写和改写了一部分内容，整理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
我平时的很多写作都是自发的，不是为了出版或者发表在哪里，写作动力源于个人的求知欲和表达欲吧。我在第一章第3节里写了，如果我不想做“提线木偶”，不想满足于“混吃等死”，我就自然要时时反思自己的处境。
“技术时代”是我们每个人的处境的大背景，每个人各有各的命运，但总体来说，我们都处于“技术”的支配之下。技术不仅是中性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且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基底，组建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定势。所以简单来说，在技术时代追问技术，就是每个当代人“认识你自己”的基础环节，不追问技术的人，对待自己是不真诚的。
- 本书名为《什么是技术》，但书中其实并未给“技术”提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技术史的梳理和技术哲学的讨论，经由多个视角来讨论对技术的理解。书中各章节看似分散，但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思考过程，比如文字上也多有“前情提示”。为什么用这种写作方式来呈现？
首先你说的“环环相扣的思考过程”有些夸张了，我前面说了，这本书源自于我以往分散写作的若干文章，通过补全和润滑之后结集而成，谈不上是一个连续的思考过程。但我确实是希望以书为载体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
一段表达有多少文字量，与我们如何理解这段表达，是有密切关系的。越是短，我们反而希望它越是精确、越是鲜明。例如说一句“定义”，可能就10个字，我们感觉它很精确，很权威，铁板钉钉的。但其实这句定义的意义需要援引一整套现成的体系才能理解。比如牛顿力学上来给你定义：“力是运动变化的原因”，这个定义仿佛是改写了古代哲学家的定义（“力是运动的原因”），但学过科学史就知道这个改变没那么简单。“运动”的概念本身变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运动和变化是同义词），“原因”的概念也变了（从含义丰富的四种原因到位移运动的外在原因），“力”的概念也变了（数学化了）……脱离了每一个词背后蕴含的观念变迁，如果仅仅是拿着10来个字一句“定义”给古代人看，古代人是看不懂的。“定义”之所以有效，是基于我们的整个“时代背景”，基于我们默认的概念配置。但问题是我们要追问的恰好就是这个时代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单纯给予一句定义是没有意义的，更关键的是要去追问这些定义究竟是如何被我们理解的。定义是我追问的起点而非终点。
我们现在社交媒体兴盛，美国是推特治国。微博上一段话100个字，要比定义多，但容纳不了复杂的论证，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立场”之争。这就是为什么在推特或微博上的交流很容易陷入“极化”，非黑即白两极分化，要讨论之前先问你屁股歪没歪，站准了立场才能说话，说出来的话也不看你论证，就看你结论和态度。
1000个字，可以是一篇朋友圈文章。它就可以容纳一些论证和依据了，但又不可能讨论深入，更不可能反映出争鸣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就呈现出快餐式的知识传播。指南、教条之类的东西适合用1000字来传播，除了鲜明的结论之外还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具体化、可操作的套路，比如养生知识。
1万字左右才是一篇正经的学术论文的篇幅，它可以容纳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证，甚至把相反的观点都列在一起互相批判。但一篇论文之所以有效，是需要依托于一个现成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学术共同体之内，同行学者之间，拥有一定的共识，拥有一定的基础训练和公共知识，所以一篇论文可以站在同行和前辈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而代价就是出了圈就不好读了，非但普通人读不懂，非本专业的外行学者也很难进入。
10万字以上，一部著作，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空间”。让非专业的读者也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能够跟着思路深入其中。我把写书比作构建“园林”，桌子大的空间只能搞盆栽，搞“园林”怎么说都要按亩计吧。园林是有整体性的，只有这种整体性，才能让游客“进入其中”，而不只是在外部俯瞰。但这种整体性又未必是铁板一块的效果，园林内部也是讲究区隔的，不是一目了然统揽全局的，而是一步一景，随着游客的走动而进入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景”有不同的主题，这里是池塘，转完后是奇石，诸如此类。场景既要不断切换，但又不能太突兀或随意，各个场景之间交相辉映。我试图做的所谓前情提示、分环论述，也是试图营造这种分而不散、杂而不乱的整体性，当然未必多么成功，但策略是这样的。
- 豆瓣上也有读者认为，您在书中是不是把“技术”的概念放得太大、太宽泛了。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不是我把“技术”的概念放得太大，而是在这个时代，“技术”的概念就是那么大，我要追问时代背景，放眼望去哪儿都是技术，技术无处不在。我并没有凭空生造出一种“技术”一词的用法，我的用法都是在日常语言中可能见到的。
问题是，很多人满足于找一条确定的定义，然后就自以为把握了技术的概念，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逃避问题。
这种概念的宽泛性不是我的结论，而是我追问的起点。我恰恰是试图从这种无处不在的宽泛性中，追寻到使得技术成为技术的基本要素，“媒介性”、“可学”之类，都是我尝试性的回答，但根本而言，我们还是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出“技术”概念的统一性，而是必须通过“历史”来理解它。
我开篇就讲到，我们不是通过划定一条现成明确的“国境线”，就理解了“什么是中国”的，我们必须通过历史来理解它。设想说中国统一了全世界，世界上所有的土地都成为“中国”的领土了，那么“中国”一词要怎么理解呢？难道随着最后一块领土的合并，“中国”一词就会一夜之间自动消失吗？现在“技术”就类似于这个处境，在近代以来，“技术”攻城略地，已经支配了生产和生活的全部领域，导致我们很难把技术概念收缩到很明确的一个边界之内，但它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如此支配力的，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技术史，追究技术及其地位的来龙去脉。
- 这本书虽然涉及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学术领域，但在写法上算是一本通俗著作。您在书中常常用类比等方式消解学术讨论的艰深和枯燥，使文本更具可读性。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出于什么考虑？是您一贯的写作风格吗？把该领域学术前沿内容推给大众的意义何在？您的课堂风格也是如此吗？
首先纠正一点，“学术讨论”并不一定是“艰深和枯燥”的，特别是哲学讨论，它不应该“枯燥”。哲学讨论是激动人心的，很多被认为艰涩的哲学经典，只要读进去了，进入了作者的思想世界，我们会感受到蓬勃的激情。这也是我为什么喜爱哲学的缘故。当然，历史学深入进去，也是很好玩的，比现在的产业化的旅游好玩多了，你去旅游，无非是领略奇风异俗呗，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让我们感到新奇。但读历史就有这个效果，我们能感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各具风采的生活方式，怎么能说枯燥呢？所谓枯燥，可能是在旅途之中必经的一些环节。比如你要去郊游，没有地铁也没有公交，你就得在颠簸崎岖的盘山路上耗费大半天，这段路程是艰难而枯燥的。但有些境地之所以激动人心，恰恰因为它与我们有所隔阂，你要领略美景就必须忍受相应的枯燥路程。
另外，有些趣味是比较高阶的，需要你有知识储备才能理解，储备不够，基础知识不够，就会觉得枯燥乏味，甚至反感抵触。比如给你讲三国演义华容道的故事，你看到关羽把曹操放了，你如果不知道前情，不知道关羽和曹操曾有恩情，不知道关羽这个人如何看重义气，你就会看得莫名其妙，甚至很气愤，觉得关羽完全是个傻帽，莫名其妙就把敌军大boss放了，简直是不顾大局，根本无法理解关羽在纠结什么问题。你要是不知道桃园结义，直接看到刘备为关羽报仇不顾孙刘联盟亲征江东，你也会莫名其妙。这不是因为三国演义讲得不通俗，而是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有前因后果，没有预先的铺垫，理解起来就很不一样。许多学术问题也是类似，要理解这个问题的纠结之处，你需要预先了解非常多的前情提要，这些前情提要本身其实也都不晦涩，但它们又有更多前情提要。所以普通人直接介入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就会觉得一头雾水，甚至很多基本的词汇都没听说，好比说连孔明和卧龙是一个人都不知道，当然就读不进去、不知所云了。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有糟糕的倾向，技术要故作枯燥、故作高深，以标榜自己的专业地位，我们要避免这种风格。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大众写作，我们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为了更简明、更清晰、更流畅地表达意思。
在所有的学术领域中，哲学是最特殊的一门，因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永远都是“认识你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回到“自己”，回到发问者。你做一个工程学研究，你研究完了之后不是讲给自己听的，你是讲给其它同行学者或者干脆是施工队听的，所以根据读者不同，你要用他们最容易接受的语言来讲话。但做哲学，最终是讲给自己听的，要讲给那个发问的自己听的，这就天然地要求我们不是以特定专业的语言来表达，而是回到自己的母语来讲述。
而“我”是一个统一体，我不只是一个专业研究者，每一个专家同时也都是一个“常人”，专业工作之外更主体的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如果我并不把自己割裂开来，而是把这个日常生活着的自我当作回应对象，那么我就自然要求自己的语言不断回归日常，既从日常语言出发，又最终回归日常语言。与其说我是要把学术研究推给大众，不如说是要把作为学者的自我与作为日常生活者的自我统一起来。
- 在本书之前，您应该是已经出版了四本著作吧？这四本书各自的风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吴国盛老师在序言中说，您是乐于写书胜过写论文，为什么钟情于写书这种方式？
在第2问里讲了，10万字左右的篇幅能够构成一个相对自成一体的思想空间，而论文就很难达到。当然，吴老师序言里的说法其实有点是敲打我的意思，因为我发表论文有些迟缓，他希望我分一些精力出来多发几篇论文，这也是应该的，我正在努力。之前的几本著作大致是这样的，第一本《科学文化史话》是我研究生期间的作品，在博士毕业前后结集出版，相对松散和稚嫩，所以我现在一般也不爱提他。《媒介史强纲领》是我博士论文整理而来，目的是把媒介环境学引入现象学技术哲学的视域，我觉得有一定学术价值。《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和《人的延伸——技术通史》分别是我开设“科学通史”和“技术通史”课程的成果，反映了我课堂讲义的风格。《过时的智慧》相对完整，把一学期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而《人的延伸》是一个截选浓缩版，是技术通史课的精华部分，先出一本试水，然后更加全面和丰富的技术史著作我正在写作中。
- 看到书名《什么是技术》，一些读者可能会想到吴国盛老师的《什么是科学》。与作为舶来品的科学相比，面对国内读者阐述“什么是技术”，有没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难点？
其实我认为“技术”也同样的“舶来品”，中国古代虽然也有“技”、“艺”、“术”、“法”、“式”、“工”、“器”等等一大串相关概念，但是并没有与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技术”一词恰好对应的概念。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实存，和我们思想观念中的“技术”观念，都不是中国固有的，和“科学”一样，都是“舶来品”。
因为在今天，技术的含义更加宽泛，造成了我们更容易把它当作一种普世的、一般的、中立的概念，这种中立视角甚至比面对“科学”更加顽固。在包括吴老师在内的几代学者的努力下，现在我们越来越能够接受“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传统。但即便吴老师本人，在“技术”是否普世的理解上也与我有分歧。这可能就是相比于讨论“什么是科学”，讨论“什么是技术”更难的地方。因为“技术”过于宽泛，导致我们可以具体地讨论某种技术，但很难把作为总体的“技术”当作反思对象。
作为总体的“技术”有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实存层面的“技术环境”、“技术系统”，二是观念层面的“技术”的概念。我认为这两个层面的技术和科学一样，都有其整体性和统一性。这种统一性需要在技术哲学的指引下通过技术史的追溯勾勒出来。我现在的这本书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 能否请您举几例说说，书中您提出的比较有独创性的新观点，是哪些呢？
我不知道你所谓“独创性的新观点”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讲，每一个“观点”，几乎都不会是全新的。学术史上肯定有别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提出过。追求所谓的“全新独创”，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外行的理解方式。
当然，学术需要有新意，要贡献新东西，但这新东西很难用三言两语的观点概括出来。比如“光是粒子”，牛顿也提过，爱因斯坦又要提，但他们提这个观点的语境完全不一样，在学术界产生的意义也完全不同。
就这本书而言，如果非要我自吹一下所谓独到之处，我也不觉得是具体的观点，不如说是视角和方法。首先就是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相结合的视角，其次是一种现象学的运思方法。但这些并没有作为结论性的东西在正文中体现。
非要讲观点的话，我认为关于“技术保护区”的设想是比较新鲜的，最后的“西体中用”的思路也是相对独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