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书面采访，已经在2018年第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发，刊发时似乎删了好几问，但刊用的回答竟然没怎么被删改（特别是最后一问），但在某几处帮我稍微多加了几句话。以下贴上原版。
1、截止2017年6月底，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市值前十名，有五个属于中国，而全球221家新兴“独角兽”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近三成席位。当今中国，以“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为代表的科技力量也已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从更长历史时段来看，当下中国的科技发展总体上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
我不知道科技发展能够有哪些“阶段”可以划分，仅就所谓“新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成就而言，我认为还不能多么骄傲。在某些方面，“新四大发明”和“老四大发明”有相似之处，中国古代技术成就领先世界，但我们为什么能够领先呢？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多，经济繁荣，人口基数多了，脱颖而出的能工巧匠自然也就多了。但也需要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对于工匠、手艺人、发明者、工程师和科学研究者等等，是不大尊重的，因此零星的杰出成就并没有有效地聚合和传承，没有形成一种持续的发展趋势，而是经常反复、失传。相比而言，西方自近代以来持续崛起，后劲十足，他们建立了各种自发的行业协会和民间社团，工匠和学者形成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政府通过不断健全的著作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保护创新者。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这三方面得到统一，追名、逐利与创新是一致的，这种保护创新、尊重创新、激励创新的社会机制稳固下来，促使西方科技自近代以来就持续发展。
而现在所谓的“新四大发明”，一个优势是后发优势，比如我们信用卡不普及，反而促进了支付宝普及；另一个优势是人口优势，一些新技术可以很快取得爆发性发展。但究其根本，尊重工匠、尊重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仍然还是相对落后的。“追名逐利”在中国仍然是贬义词，版权和专利权的保护也很落后，可能都不如西方上百年前的水平。抄袭和山寨往往肆无忌惮，这也是促进某些新技术在中国极快铺开的因素，但这种促进很难确信是能够持久的，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技术环境还很落后，远没到能够沾沾自喜的阶段。
2、当前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交融日益加深，社会日益科学化，科技产品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和重构越来越明显。据您的观察，当今众多领域的前沿性科技发展（比如共享单车、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付费、虚拟现实等）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的趋势或特征？
我不太清楚“社会日益科学化”的意思，你似乎混同了“科学”与“科技”，但诸如“共享单车”、“知识付费”之类的东西里头，有哪些“科学”呢？Science是科学，Technology是技术，Science & Technology是科学技术。但现在流行把Technology译成“科技”，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名词，我不敢说这个翻译不对，但它确实会引起混淆，比如所谓“社会日益科学化”，究竟是Science化，还是Technology化？这意思是大不同的。
当然这种混淆本身可以说恰是某种趋势或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科学”，日趋幕后，以追求真理为旨趣的理论科学研究虽然仍旧繁荣，但理论科学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和重构变得越来越间接，追求实效和利润的技术改良更直接地改变着世界。
“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关系，在古代相互分离，在19世纪起进入联动，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推动，科学推动技术，技术改造社会。但现在的趋势似乎颠倒过来，更多的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推动，相比研究者和发明者，消费者和经营者似乎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你所说的这些前沿技术，也都是这个特点，它们与基础科学的前沿发展关系不大。
3、人们要控制技术，技术也总是有脱离控制的危险。技术创新的确会为日常生活带来巨大便利，但似乎也总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与弊端，比如社交网络对现实社交生活的冲击、扫码支付带来的信用风险。那么，技术的两面性是必然的吗？
任何东西的“两面性”都是必然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能解渴亦能噎死人，面包能饱腹也能撑死人……任何东西“脱离控制”都会有危险，问题的关键不是“两面性”是否必然，而是说其“负面”的特性是否必然会显露出来。我的看法是，是这样的。但这恰恰是因为对于技术来说，其正面与负面往往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
界限的模糊性首先在于对人们往往不能精确地把握技术的后果，比如DDT能杀虫是好事，但其生态破坏的负面后果并不是在最初就明显暴露出来。技术本身提供的直接功能，与其普及之后为社会带来的影响，往往不是一回事，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必定是有限的，永远不可能在实际应用某项技术之前就能穷尽其未来的影响，这就无法避免负面效果的出现。
其次，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并非铁板一块的，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判断。特别是，这种价值观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比如说社交网络对现实社交生活的冲击，老人们会认为是坏事，但年轻人可能认为是好事。文字、书信、电报、电话等等过去的技术，也都曾对社交生活产生剧烈的冲击，现在的老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实社交生活”的形态，也是由过去的新技术塑造而成的，在更早的年代里也可能被视作离经叛道的。而现在被认为是“负面”的影响，在未来也可能被视作理所当然的。
4、是否可以说技术是全然“中性的”，科技既可能“让生活更美好”，也可能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
前一问已经提到，人的价值观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伴随技术环境的变迁而流变，那么何谓“让生活更美好”，也并没有亘古不变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技术不是被衡量的东西，而是进行衡量的东西。
另一方面，所谓“取决于人”，人是什么？取决于哪些人？是说取决于特朗普，还是取决于金正恩？是取决于某一群人，还是取决于所有人？如果说取决于某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意志如何能成为“人”的代表？如果说取决于无数人，那么如何把这无数千差万别的人的意志总结出来？
如何把人组织起来，如何协调和实现人的意志，这本身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本身也需要技术条件，比如选举制度需要传播媒介，以报纸为主的传播环境，以电视为主的传播环境，到以推特为主的传播环境，选出来的美国总统就有不同的倾向性。独裁者也需要借助传媒技术来传达自己的意志，通过军事技术来维持自己的意志。
抛开技术，去谈论所谓的人的意志，是虚无缥缈的事情，还不如谈上帝的意志呢。
5、每一项关键性技术突破都会对既存的社会、经济格局带来某些调整，比如互联网电商对传统实体经济的冲击、网约车对出租车行业的颠覆，以及AI崛起对于诸多行业的取代。技术革新在打破既存社会格局的同时，也往往会开创新机遇、新局面。您如何看待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题目已经把答案说好了：“每一项关键性技术突破都会对既存的社会、经济格局带来某些调整……技术革新在打破既存社会格局的同时，也往往会开创新机遇、新局面。”——我同意这种说法。还需要说什么呢？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说的就很有道理。
6、一般来说，技术的更新迭代都受制于哪些因素？
题目有点太大，不知从何说起。无非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吧，自然因素包括物质的可能性，比如永动机你怎么也造不出来；社会因素包括文化、政治、经济之类各方面环境。
7、自然与社会日益被技术所规范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按照技术的要求去生存。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的话，那么在“技术化生存”的时代，作为个体该当如何应对？
海德格尔有一句话叫“泰然任之”，就是说，要顺应命运的潮流，但又不被过分卷入。比如在现今生活，手机不得不用，那就不要倔强，但泰然任之的态度是在听任潮流的同时保持冷静，保持头脑上的清醒，而不沉迷深陷。简单来说，就是要保持哲学的反思，不要因为某件事物可以不用就不在乎，也不要因为某件事物不得不用就无所谓，而是要努力去理解生活世界中每一个环节的来龙去脉，去追究我们“何以至此”的必然性，从而对我们“还能怎样”的可能性保持敏感。每一个人都应该或多或少地接触技术史与技术哲学，哪怕对最终的结局毫无用处。人这种生物本来就是这个特点，人终有一死，地球终将毁灭，这些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在必死的命运之下，人类仍然不停思想，这是人之为人唯一可贵的地方。技术趋势的必然性和自然规律的必死性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8、您如何看待近年来由政府大力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我认为真正有益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不是说大家都去搞发明创造，不是说每个人都开公司当老板，这种社会绝对是病态的。但是，值得去倡导的是，一个总体上尊重创新精神，尊重创业精神的社会文化。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认同，不尊重著作权和专利权，抄袭和山寨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大众也不尊重企业家，看不起“追名逐利”，觉得好人只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他”，成功的创业者会被羡慕（因为有钱），但不会被尊重（也是因为有钱）。这些价值观是亟待扭转的。所以我认为应该大力倡导“大众尊重创新、万众尊重创业”。
9、社会学家默顿曾将近代科学的兴起视为新教伦理精神的潜功能之一。这意味着科技的发展实则存在一个人文的维度，需要人文价值的指引。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大力提倡的始终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文维度的支撑似乎处于缺位状态。那么在一个科技巨变的时代，如何平衡科学价值与人文理想？
其实从西学东渐以来，无数前辈早就很明白了：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一伙儿，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儿。现代科学的人文维度，无非自由、民主、法制而已，需要去“指引”的，无非就是这些“人文价值”。
这些价值在中国已经提了一百多年了，本来就是买一送一和科学一道打包的，但我们非得把它们拆开了，硬要给普世的科学重新搭配上非普世的人文，这才有了很难平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