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阶段研究计划（媒介现象学）

跟随吴老师，我在博士阶段主攻的方向无疑是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具体来说，我的研究应该围绕“媒介现象学”这一主题来展开。

在媒介现象学这一主题下，我的研究可以以三个角度或三种方式展开，根据未来几年的学习和研究进展，最终的博士论文将限定在某一角度下选取恰当的题目撰写，在此研究计划中所提出的主题和角度只是研究的思路或切入点。

这一主题主要涉及两大学术资源，一是现象学哲学传统，以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为中心，旁涉存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潮，外加作为前因后果的康德哲学、后现代主义等等，这一方面也将是我学习的重点；二是媒介研究领域，其中包含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和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学派两支（作为主流的实证主义的媒介研究传统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尤其侧重的是媒介环境学的相关研究资源。

于是，我的研究可以采取的角度包括如下三种：一是借助现象学的哲学基础，来解读媒介环境学的相关论题；二是借助媒介环境学所提供的分析样例，来诠释现象学的相关主张；三是整合这两方面的资源，对具体的技术案例展开分析。

目前我对于现象学和媒介环境学都只是初学者，还需大大加强阅读和学习。不过作为研究计划，只好以我现有的积累，为我的研究方向描述出一些轮廓和理路来。

首先讲一下媒介环境学，这个学派兴起于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的学生沃尔特·翁、尼尔·波兹曼等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等第三代代表人物于90年代登场活跃至今。1998年媒介环境学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之名由波兹曼发起，直译应该是媒介生态学。不过我仍然采取中国传播学界的媒介环境学的译法，有如下考虑，一是从学理上讲，波兹曼本人对Media Ecology的定义就是“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环境”始终是Media Ecology的关键词，而“生态”的概念却并不是他们讨论的重点；二是出于对前辈学者的尊重，据说这一译名是美籍华裔学者林文刚和国内何道宽、李明伟等学者反复商议后的选择，而林文刚本人是媒介环境学学会的副会长，何道宽和李明伟是国内最先和最着力地引介媒介环境学的学者。

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人，他的思想也最具原创性和代表性。麦克卢汉的著述经由何道宽的努力已经大量引入国内（最重要的著作中只有《古登堡群星》尚未中译），但国内学者对其的深入研究还不多，至于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解读麦克卢汉，已有了一些尝试，如陈作平：“现象学方法与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2期；梅琼林：“透明的媒介：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现象学直观”，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5期；范龙：《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但在我看来这些研究对现象学的理解往往过于肤浅，参考价值不大。国外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不过可能是由于现象学和媒介环境学在北美都属于旁门左道，影响不大，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并不多见。我查到的主要是一些专题研究，例如对电影的现象学分析、虚拟实在现象学等等课题中偶尔会引用麦克卢汉，当然，关键很可能还是因为本人的外文文献搜索能力还比较薄弱。我已读过有一篇博士论文：Jon Markus Buli Holmberg, The 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 (A Clinical Dissertation,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2004)是一个对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进行整合的尝试，我翻译了前两章，对后两章也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感觉上还不太令我满意。不过这篇论文毕竟给了我方向上的启示，以及支持了这一课题的可行性。

关于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我也有过一些探索，去年写出了论文“麦克卢汉媒介存在论初探”（2万字），改写后提交南宁第三届现象学技术哲学会议进行了报告。这篇论文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基本立场或方法称为“媒介存在论”，指出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并不是主体间或主体与客体之间传递信息的中性管道，而正是媒介构成了自然和人性。媒介或者说技术是人的延伸，人们在媒介技术中能够看见自己的映像，反思媒介亦是反思人性。关于口语—书面技术造成的文化差异，以及口语—书面技术与声觉—视觉空间的对应关系等学说，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最核心而典型的运用。口语技术向书面技术的沿革，以及与之相随的声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变，造就了西方人独特的时空观念，并决定了西方现代思想的特征，诸如抽象、线性、客观、去魅、孤立、分析、静止等等。

这篇论文的探索确实是相当初步的，一方面，我只是动用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视角来解读麦克卢汉，尚未真正引入现象学；另一方面，我只是评述麦克卢汉关于口语到字母、声觉空间到视觉空间等一部分代表性的大论题，而并未涉足麦克卢汉对各种媒介深入评析的细微部分，而这种深入细微的分析方式才是媒介环境学（以及现象学）的特色。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将试图阐明，在媒介研究中，现象学方法如何运作（麦克卢汉作为这种方法的示例），以及，在现象学研究中，“媒介”这一概念有何意义。我将试图主张，“媒介现象学”的意义并不仅仅止于现象学方法在某一具体领域中的应用，而且同时也是对现象学本身的一种诠释。

几乎每一个现象学家都会给出自己的一套对现象学的诠释，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核心是“意向性”这一概念，而海德格尔则把存在论问题置于首位，梅洛庞蒂则引入了身体作为中心问题，各人使用着各自不同的一套语词来讲述现象学。那么，能不能从技术或者媒介出发，给出一种现象学的表达方式呢？这就是我更进一层的目标。

当然，作为初学者，我不可能像哲学大家那样擅自给出自己的一整套学说来，我将做的研究仍是对哲学家的阐释，只不过我可以拿“媒介”作为解读大哲学家们的一把钥匙，重述他们的思想。

如果从胡塞尔式的现象学出发，我们也许可以把媒介看作是某种实体化的意向性。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是属于人的，或者准确来说，是属于先验自我的。似乎不能谈论技术物中有意向性结构（南宁会议中靳希平老师对吴老师提出的抗议）。在这方面，我支持吴老师的用法，承认技术中包含意向性结构，现象学的技术哲学才能够进一步推进。

那么在这里，麦克卢汉的媒介学说可以提供某种启发。在麦克卢汉那里，媒介（或技术）乃是“人的延伸”，是感知和意志的延伸。而我们知道，感知和意志是意向性的，不同种类的感知拥有不同的意向性结构。那么这些感知的不同形式的“延伸”，自然也具有相应的意向性结构。而当这种延伸被“截除”或被反思时，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正是固化了的意向性结构。

甚至，我们或许可以用媒介性的概念来替换意向性。所谓意向性，无非是指意识总是指向某个事物的意识，而媒介性也无非是指，感知总是“通向”某个事物的。这个“通向”就是媒介性。说人的意识总是媒介性的，并不是说意识总是与外部世界隔开一道墙，被媒介这个东西从中阻隔；事实上媒介性的恰恰包含着可通达性，媒介性意味着人总是可以达到对事物的把握，只不过这种“达到”，根据不同的情况，具有不同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就是所谓“媒介”的结构。中介与直接并非矛盾，比如说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只有通过眼镜作为媒介，才能够“直观”到眼前的物体，这里媒介恰恰是建立直接性的方式。所谓的“直接照面”无非指的是“以恰当的方式隔开”，和一个杯子直接照面，与和一座山脉直接照面，需要隔开不同的距离，前者也许是隔开50厘米最直接，后者也许是隔开50里最直接。寻求“直观”同时也就是寻求“恰当的中介”。而人们制作和使用各式各样的媒介技术，就如同尝试通过不同的距离来直观一个杯子那样，正是为了通过不同的媒介来尝试把握各种各样的事物。对于同一个事物，我们以不同的意向方式意向它，或者说通过不同的媒介通达它，每一种现实的媒介正是一种意向方式的体现，又或者说，每一种意向结构无非是一种潜在的媒介

于是所谓的从自然态度到现象学态度的切换，换句话说，就是从“直接性”到“媒介性”的切换，也就是对媒介的反思（自然态度与现象学态度是不矛盾的，正如直接性与媒介性是不矛盾的）。按索科洛夫斯基的说法：“在自然态度中，我们直接走向对象；我们穿过对象的显象，径直走向对象自身。从哲学反思的立场出发，我们使这些显象成为论题。我们对着我们通常看穿的东西看。……”所谓“显象”，总有一个“屏幕”让“象”“在其中”显示，那么这个“显象”之处是什么？不就是“媒介”吗？把以上的讨论换作媒介现象学的术语，那就是说，在自然态度中，“媒介”是透明的，我们不知媒介的存在而直接通向对象；而哲学的反思把这个我们“通常看穿的东西”即对象的“媒介性”提了出来，我们把媒介所传达的“内容”悬搁起来，而去反思媒介本身的性质和结构。

但一种现象学的媒介反思并不是完全脱离了媒介的内容而把媒介本身当作新的对象来研究。在现象学反思中，自然态度下的意识对象并没有被丢弃，而只是被悬搁或者说“加括号”。这种反思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呢？我来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通过眼镜（眼睛、望远镜）来看物体。在自然态度下，我的眼镜是“透明”的，我并不觉察到我的眼镜，而是直接穿过眼镜与物体打交道；接下来第一种情形是在自然态度和反思态度之间的不自觉的交错，比如说我看不清东西了，便开始反省看东西的方式，发现眼镜出了问题，于是把眼镜拿下来检查擦拭。在检查眼镜的过程中，我的意向已远离了之前的观看对象而指向了眼镜本身，在这个时候，眼镜并不是作为眼镜而存在，它不再作为媒介，而是作为一个现成的技术造物而作为另一个经验对象被检视。

但还有第三种态度或方式，那就是既保持眼镜作为眼镜的存在，又同时来反省眼镜本身的方法。那就是说，我仍然戴着眼镜，仍然在透过眼镜观看对象，但此时我所关注的已经不是我透过眼镜看到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关注着我透过眼镜看这个活动本身。我仍然需要去观看眼镜后面的对象，然而这种观看不再是为了去追究那些对象的内容，而是为了帮助我调试或者帮助我理解眼镜的功能。只有在这种特殊的观看活动中，眼镜一方面扮演着作为眼镜本身的角色，一方面又受到了反思和考察。

相应地，有三种形式的媒介研究，一是只关心媒介传递的内容，就比如“新闻学”；二是只关心媒介的机制，就好比是把眼镜摘下来研究其构造，就比如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第三种恰是媒介环境学，或者媒介现象学，它既不研究媒介的对象，也并不把媒介当作对象，而是研究作为媒介而运行的媒介之意义。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不谈“意向性结构”，而谈的是此在的“在—世界—中”之结构，而“世界”正是“用具”相互指引的网络。而这种用具指引网络，或许也可以诠释为媒介的嵌套结构（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

而海德格尔所谓的“用具”，正是在其“上手状态”中才真正是其所是。比如用锤子砸、用眼镜看、通过文字而读等等——研究文字所传达的内容（言语）并不能揭示文字是什么，因为文字的意义不是把它所带出的“言语”，而是它对言语之“带出”；而通过研究文字本身，它的字形结构和书写形态，也不能揭示文字是什么，惟有当文字作为一个媒介时，即通过文字而呈现言语时，才能够把握文字的意义。每一种物品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或指示出另一种事物，这种“使某物以如此这般方式被指向”的媒介性，才是事物的本质。

按海德格尔的话说，此在“同世界操劳交往”，“唯有在打交道之际用具才能依其天然所是显现出来。”这里的“交往”、“打交道”等词汇，是否也暗示着在这里引入“媒介”概念的合法性呢？

当然，在我所陈述的媒介现象学，以及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那里，媒介一词大多是取了最广义的理解。但毕竟最狭义的媒介指的是人际交往的工具（反过来，也可以说最狭义的技术指的是人物交往的媒介），稍微广义一点的媒介（media）一词就包含了背景、途径、环境等涵义。采取媒介一词而不是技术、用具之类广义上同义的词汇作为核心概念，无疑是体现了某些偏向。比如说侧重人的感受性而不是控制力，侧重交往而不是改造，更突出背景、语境等涵义，

最后，媒介现象学可能开辟一条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道路。胡塞尔讲“悬搁判断”，海德格尔讲“泰然任之”，麦克卢汉说“我只描述，不解释”，并借用那喀索斯的寓言指出所谓技术时代的“自恋”其实却是麻木症，关键不在于找出办法而是在于认清自己。媒介环境学除波兹曼等个别例外之外，对于技术发展大都持有类似既非乐观亦非悲观的态度。悬搁也好、泰然也罢，这种态度并非是要置身世外冷眼旁观，而恰恰是要置身其中，还原最真实的体验。

以上我粗略且散漫地陈述了我关于媒介现象学这一研究主题的一些初步理解和思路，但并没有提供文献和论证来支持，这当然是我将来的研究要来充实的。在具体研究中，我将先试探一些小的课题，例如“麦克卢汉‘后视镜’概念”、“海德格尔早期技术哲学中的‘指引’概念”等等，最后根据积累的情况，选取一个角度（即以对媒介环境学论题进行评述为主线，或以对现象学论题进行诠释为主线，还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线）来组织我的材料，形成最终的论文。

博士阶段研究计划（媒介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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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胡翌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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