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已有的中译版本载于吴老师编的《技术哲学讲演录》，由刘国琪师兄翻译，那个版本基本上准确可读，不过仍是有许多小问题。我在翻译时主要是自行译出以后再参照此译本校改，虽然是参照了现有中译本，总算是本人的第一篇完整的翻译作品，现在此课程分数已出，就把作业贴出来存档吧。
英文原文电子版可以参见：http://sts.nthu.edu.tw/tsts/trans/articles/
人造物有政治吗？
兰登·温纳
古雴 译
在关于技术和社会的诸多争论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技术物具有政治性”这一想法更刺激了。引起争议的主张是，要正确地对现代物质文化中的那些机器、结构和系统进行评判，要涉及的不只是它们所贡献的效率和生产力，以及它们对环境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还要包括它们体现特定形式的权力和权威的方式。鉴于这类观点老是在关于技术的意义的讨论中出现，他们应当受到明确的关注。
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出了这个论题的一个经典的表述，他提出：“从近东的新石时代晚期开始直到今天，存在两种技术交替并行，一种是独裁的，另一种是民主的。前者以体制为中心，无比强大，却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后者以人为中心，相对而言柔弱无力，但丰富而持久。”这一论点立足于芒福德关于城市、建筑和工艺史研究的主旨，也反映了更早的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十九世纪的工业体制的批评者们的关切。197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反核能和亲太阳能的运动也采用了类似的思想作为他们论证的中心。按照环保主义者丹尼斯·海斯（Denis Hayes）的说法：“核能设备被越来越多地部署必将使社会日益趋向独裁。事实上，只有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安全地依靠核能作为主要能源。”呼应着“适宜技术”和“软能源路线”的许多拥护者的观点，海斯主张：“相比集中式的技术，分散的太阳能资源与公平、自由的社会和多元化的文化更为相容。”
渴望用政治语言去解读技术制品绝不只是那些大规模、高技术体系的批评者们的专利。在那些技术体系的热情鼓吹者们那里，也有一大族的人坚持说，可以由科学和工业促成的最大和最好的东西正是对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最佳保证。工厂体制、汽车、电话、无线电、电视、太空计划，当然还有核能，这些技术都曾经被描述为推进民主和自由的力量。例如戴维·李连索（David Lillienthal）的《T.V.A.：行进中民主》（T.V.A.: Democracy on the March）在磷肥和电力中发现了技术进步给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乡村带来的民主和自由的前景。三十年后，丹尼尔·布尔斯汀（Daniel Boorstin）的《技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赞颂了电视“解散军队、撤免总统、创造一个全新的民主世界的力量——即便在美国，人们也从未设想过这样的民主方式。”几乎没有一个新发明未曾被宣告为自由社会的救星。
各种各样的技术系统与现代政治的诸多境况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工业生产、战争、交通和通信系统以及其它类似的物理上的配置已经根本地改变了行使权力和公民参与的方式。但是，如果超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进一步主张某些技术本身拥有政治特性（political properties），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都知道人民拥有政治立场[1]，而事物没有（people have politics; things do not）。要从钢材、塑料、晶体管、集成电路、化学制品之类的东西中发现善或恶，这看起来明显是不对的，且是一条让作为自由与压迫、正义与非正义的真正来源的人类得以开脱的惑人的诡计。涉及到对公共生活状况的审理时，去谴责那些器物比去谴责受害者显得还要愚蠢。
因此，对于那些轻率地摆弄技术制品有政治性这一观点的人，一般会给他们以严肃的忠告：问题不在技术本身，而是技术被嵌入其中的社会或经济系统。这一条有着许多变体的格言正是某种可以称其为技术的社会决定理论的首要前提，它当然是明智的。对于那些不加批判地聚焦于“计算机及其社会影响”之类的事情但却未能注意到在技术装置背后使它们得以开发、部署以及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人而言，这条格言可以提供一种必要的纠正。这一观点给那些幼稚的技术决定论者准备了一剂解药——那些人的观点是，作为某种内在的动力机制的唯一结果，技术的发展不经过任何其它势力的中介，就把社会铸造成适合于它的模样。那些并没有认识到技术以各种方式被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的人并未获得真正深入的理解。
不过这个矫正药也有自己的缺陷——这种说法暗示技术物根本不成问题。一旦某人完成了对于揭示“社会起源”（在某个特定的技术变革背后的掌权者）来说必要的探查工作，他就解释了所有重要的东西。这一结论让社会科学家们得以释怀，他们由此确认了他们曾经心存疑虑的事情，也就是说，对技术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此，他们能够回到他们处理社会权力问题的标准模型（例如利益集团政治、官僚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模型和诸如此类的其它模型）就足以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照此看来，技术的社会决定论与那些（比方说）福利政策或税制的社会决定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然而，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技术自身的确有政治意义，这也就是之所以社会科学的标准模型在说明关于技术的主题中最有趣和棘手的事情时走不了多远的理由。某种可以称之为“技术政治学”的理论在许多现代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被反复述及——这是一种经常由正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哲学观念杂交而成的奇怪的混杂物。这一技术政治理论把注意力投向大规模社会技术体系的运动态势、现代社会对某些技术命令的回应、以及人类的目的为了适合于技术的手段而被激烈地改造的种种情形。这种视角为解释和说明某些随着现代物质文化而形成的更令人迷惑的格局提供了一个独到的框架。它的出发点正是下决心严肃地看待技术制品。技术政治理论不再是坚持要把所有东西直接地还原到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而是提示我们去关注技术对象的特性以及这些特性意味着什么。作为对技术的社会决定理论的一个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这一考察进路把某些技术本身就看作政治现象。借用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哲学训谕——它指引我们回到事物本身。
在后文中我将勾勒并例示人造物得以包含政治特性的两种方式。首先是这样一些实例——某种特定技术设备或技术系统的发明、设计或布置，成了个别的社会群体借此处置其事务问题的手段（a way of settling an issue in the affairs of a particular community）[2]，通过适当的指明，这一类例子是相当简单易懂的。其次是那些可称之为“固有政治的技术”（inherently political technologies）——这些人造的系统看起来对政治关系要么有着特定的要求，要么就是与之高度地配合一致。关于这类案例的讨论将要麻烦得多，但也更接近问题的核心。按照“政治”这一术语，我的意思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和权威的配置，以及那些配置内部的各种活动。就我在此处的意图而言，“技术”（technology）这一术语被理解为意指所有现代的实践技艺（practical artifice），不过为了避免混淆，我我更愿意使用“技术”一词的复数形式（technologies）[3]用以指称某类特定器物的或大或小的部件或者整个的系统。我并不指望在这里一劳永逸地处理所有问题，只是想指点出它们大概的方面和意义。
技术配置与社会秩序
习惯于美国公路上天桥的正常高度的人将会发现某些在纽约长岛地区的景观大道上跨过的桥梁有点古怪，许多天桥异常低矮，只有区区9英尺的限高。碰巧注意到了这一奇怪结构的人并不会觉得此事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用我们惯常看待诸如道路和桥梁之类的事物的方式，结构的细节看来无伤大雅，很少还会进多地去重审它们。
然而，事实是，之所以长岛会有那200来座低悬的天桥是有原因的。它们是被某个人为了达成某个特别的社会效应而有意设计和建造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这位自1920年代至1970年代在纽约建造着各种道路、公园、桥梁和其它公共工程的营造商，按着要阻碍大巴车驶上他的景观大道的规划，建成了他的这些天桥。依照摩西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洛（Robert A. Caro）提供的证据，在这些理由中反映出摩西的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被他称之为拥有汽车的“上等”和“自在的中等”的白人们将自由地利用景观大道来消遣和通勤；通常使用公共交通的贫民和黑人将被挡在道路之外，因为十二英尺高的大巴车不可能穿过天桥。结果是限制了那些少数种族和低收入群体进入“琼斯海滩”（摩西设计的广受赞誉的公园）。作为这一结果的加倍保证，摩西还否决了把长岛铁路延伸至琼斯海滩的提议。
摩西的一生是现代美国政治史中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如何与市长、州长和总统们进行交易，他如何小心翼翼地对立法机关、银行、工会、报刊和民意进行操控，这些都够政治科学家们研究许多年了。但他的工作所产出的最重要和最深远的结果是他的技术造物——那些使得纽约成为现在这副样子的浩大的工程项目。在摩西去世而且他所铸成的联盟已然瓦解之后的世代里，他的公共建设工程，特别是他的促进小汽车的应用（而不是公共运输的发展）的公路和桥梁建设，将继续塑造者那个城市。他的许多宏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是一种系统化的社会不平等的体现，一种设计构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后也变成了城市景观的一个部分，如纽约的规划者李·柯波曼（Lee Koppleman）向卡洛谈到关于王塔景观大道上的低矮桥梁时说：“那个老混蛋已经确信大巴车将永远不能驶上他那该死的大道。”
在有关建筑、城市规划和公共建设的历史中，还有许多技术配置带有或显或隐的政治目的这样的例子。有人可能会注意到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s）的指示下，为了防止类似于1848年革命时那样的巷战再次发生，而为巴黎设计建造的那些四通八达（abroad）[4]的大道。或者有人可能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探访到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被修建的许多奇形怪状的混凝土建筑和巨大的广场，它们是为了缓和学生的示威游行而设计的。在对工业机械和仪器的各种研究中也能翻出有趣的政治故事，其中有些出乎了我们关于技术创新最初为什么会发生的一般的料想——如果我们预计新技术总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效率而被引进的，那么技术的历史有时将会让我们失望。技术变革表达了一整套人类的动机，其中尤其包括支配他人的欲望——即便在必要时可能要不计成本，而且会背离“设法去赚取更多”的常规。
在十九世纪工业机械化的历史中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示例。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位于芝加哥的收割机制造车间中，气动造型机——一个新的且基本上未经试验的发明——以估价50万美元的成本被引入了铸造厂。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将使我们倾向于去料想这一措施是为了车间的现代化并且获得某些机械化所带来的效率。但历史学家罗伯特·奥赞（Robert Ozanne）将这一发展至于一个更宽广的与境中考察。当时，麦考密克二世正忙着与全国铁模工会（National Union of Iron Molders）开战。他把新机器的引入看作是一条“清除人渣”的途径，针对的是那些由芝加哥那里的工会所组织的那些技术熟练的工人。那种由并无熟练技术的工人来操纵的新机器，相比早前的制作工序而言，实际上生产出的铸件更低劣，而且成本更高。事实上，那些机器被使用了三年之后就被抛弃了，但此时它们已经充分发挥了它们摧毁工会的作用。于是，脱离了工人们建立组织的尝试、那个时期警察们对芝加哥的劳工运动的镇压，以及围绕着干草市场暴乱[5]的相关事件等等这些记载，麦考密克的工厂中的技术发展的故事将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技术史和美国政治史当时是深刻地纠缠在一起的。
在摩西的低矮桥梁和麦考密克的造型机器等例子中，人们看到技术配置的重要性，这是在谈论事物的应用之前就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技术可以作为加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权力、权威和特权的手段而被利用，例如，电视被利用来推销一个竞选人。我们惯常的思路把技术看作是中立的工具，它们可以被妥善地或拙劣地利用来行善、作恶或者做某些善恶之间的事情。但我们通常不会停下来查问：一种特定的设备是否可能是被以这样的方式设计和建造的——它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后果，而这些后果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要先于这种设备号称具有的那些用处，毕竟，摩西的桥梁是用来把汽车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的；麦考密克的机器是用来制造金属铸件的，然而这两种技术都包含着远远超出它们的直接用处之外的意图。如果我们用以评估技术的伦理和政治语言只包括与工具和用处有关的范畴，而不去关注这些人造物的设计和布置的话，我们将对许多理智上和实践上都至关重要的事情视而不见。
从特定的意图在物理形式中的体现出发来理解问题是最容易的，于是到此为止我给出了那些看起来几乎是阴谋的示例。不过，为了认出技术的政治面相，我们并不需要去寻找那些蓄谋或恶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有组织的残疾人运动指出了在那些机器、设备和结构（公共汽车、建筑物、人行道、管道设备等等）的日常使用中，无数地方都是残疾人无法随意地活动的，造成的状况是它们被系统性地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可以有把握地说，那些不适于残疾人的设计更多地是出于长期以来的疏忽，而不是任何人出的主意。不过一旦这个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对某种补救办法的正义诉求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整个系列的人造物已经为了适应这些少数群体而被重新设计和建造。
的确，许多关于技术具有政治后果的重要事例超出了“有意”或“无意”这样简单的范畴。在这些实例中，技术发展的真实进程如此彻底地偏向于某一特定方向，以至于它时常产出的结果被一些社会利益群体誉为美妙的突破，而对其他人而言则预示着压倒性的挫败。在这些案例中，宣称“有些人故意去损害另一些人”既不恰当，也毫无见地。宁可说，偏爱某些社会利益群体的技术平台已预先搭成，某些人注定要从中得到比他人更多的支援。
番茄收割机（由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者们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不断完善的非凡设备）的故事提供了一个示例。这种机器可以成排地收获番茄，从地面上割下作物，摇落果实，并电子化地（最新款的机型）把番茄分装进载重25吨的巨大的塑料吊舱中运向罐头厂。为了适应这些收割机在田地里的粗野动作，农学研究者们培育了新的番茄品种，它们比先前种植的品种更强壮、更结实，而口味较差。这些收割机取代了手工采摘的方法——成群的农场工人要三番四次地穿过田地，把成熟的番茄放入果箱，而把不成熟的果实留着以后再来收割。在加州的研究显示，相比手工收割，用这种机器大约可以让每吨番茄的成本减少五至七美元。但这些利益绝不会在农业经济中均等地分配。事实上，这种果园中的机器已经成为那些参与加州乡村番茄生产的社会关系被彻底改造的诱因。
由于它们的尺寸如此之大，而且每个要花费5万美元以上，这些机器只适合在一个高度集约化的农场进行番茄种植。随着这一新收割方法的引进，番茄种植者的数量从60年代的大约4000人下降到1973年只有600人左右，而番茄的产量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70年代末，作为机械化的直接后果，番茄产业中估计有32000个工作岗位流失了。当超大规模种植者们从生产力的猛增中受益时，其他农业团体却成了牺牲品。
加州大学对番茄收割机等农业机器的研发最终成了加州农村法律援助会（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的律师们诉讼的主题，这个组织是农场工人和相关利益群体的代表。诉讼控告加州大学的公务人员们花费纳税人的钱进行的项目——只有个把私利集团从中获利，却对农场工人、小农场主、消费者和加州乡村造成了广泛的损害——并请求法院勒令停止这些行动。而大学否认了这些指控，争辩说如果接受这些指控“将要废止一切可能带来实际应用的研究工作”。
据我所知，没有人会主张番茄收割机的开发是某个阴谋的结果。关于这一争议的两个研究者，威廉·弗里德兰（William Friedland）和艾米·巴顿（Amy Barton）专门替收割机和番茄新种的最初的开发者昭告了清白，他们并没有任何促进那个产业中经济集中化的愿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进行着的社会过程，在其中科学知识、技术发明和社团利益在一种稳固的格局内互相强化着，这种格局确凿无疑地带有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印记。数十年来，由国家无偿拨地的美国高校的农业研发已然日益以大规模农业综合企业的利益关切为导向。在这种被微妙地根深蒂固了的格局面前，再来反抗诸如番茄收割机之类的新发明的人们就显得貌似是在“反技术”或“反进步”。由于收割机不仅仅是一种使某些人获利而另一些人受罚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它真的就是那种秩序的化身。
在某种特定技术变革里面，粗略地说，有两类抉择（choice）可能影响社群中权力、权威和特权的相对分布。通常，关键性的决断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yes or no）的抉择——我们是否要去开发和采用这个东西？在最近几年中，许多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关于技术的纠纷都围绕于诸如食品添加剂、杀虫剂、公路建设、核反应堆、水坝工程、高科技武器等等事物“要不要”的判断。关于一个反弹道导弹或超音速运输机的基本抉择是，要不要让这个东西加入社会，从而成为其运行机制的一部分，关于支持或反对采用这些技术的思考，经常和关于要不要采用某个重要的新法律的考虑同样重要。
在许多实例中，第二类抉择同样地至关重要——当我们已然决定了要与某个技术系统相伴同行之后，就不得不去应对这个技术系统的设计和配置中的各种具体方面。即便在一家公用事业公司赢得了一个大规模输电线的建设许可之后，仍会余下关于如何排布线路和如何设计电塔等方面的重要争议；即便在一家机构决定去建立一个计算机系统之后，包括元件的种类、电脑程序、存取模式等等系统具体方面的事情还可能引起争议。一旦番茄收割机的基本型式被开发出来，一个有着重大社会意义的设计改动（例如电子分拣器的添加）就改变了这种机器影响加州农业中财富和权力平衡时所扮演的角色。一些关于技术与政治的最有趣的探究正聚焦于这种尝试，即通过细致和具体的方式来揭示那些在公共运输系统、水利工程、工业机械等等技术中的某个貌似无害的设计特点之下的掩藏着的，其实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抉择。历史学家大卫·诺贝尔（David Noble）研究了两种自动机床系统对于管理者和劳工在那些可能雇佣他们的产业中相对拥有的权力而言，有着不同的意蕴。他指出，尽管录制/回放系统和数字控制系统基本的电子和机械构件差不多，但对其中一种而不是另一种设计的抉择对于车间工人中的社会斗争将有重大影响。仅仅从削减成本、效率或设备的现代化这些方面来看问题，将会错失最关键的情节。
通过这些例子，我将提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这些结论与我已在更早的章节中所做的阐释相一致，即技术作为“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并给那种观点补充了明确的政治维度。
我们称作“技术”的东西也是在我们的世界中建构秩序的方式。许多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技术装置和系统包含着以不同的方式规范人类活动的众多可能性。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蓄意地或不经意地，社会选择了某些技术的结构，它们将对人们如何去工作、交流、旅行、消费等等，产生长久的影响。在这些结构化的决策被制定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并且持有程度不同的权力，且有着不同层次的觉悟。尤其是在一种特定的仪器、系统或技巧第一次被引入的时候，有着最大程度的选择余地。因为可选的范围将趋向于变得牢牢地固定在物质的装备、经济的投资和社会的习俗之内，一旦最初的承诺被作出，原先的变通余地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与立法行为或政治奠基相似，都是为公共秩序建立一种将被代代相承的构架。由此，人们投向政治中的规则、角色和关系的关切注意，同样必须投向那些诸如公路建设、电视网的创建、以及针对新机器的看似无关紧要的修补。人们在社会中如何被分隔或联合的问题，不仅是在相应的政治制度和实践中得以处置的，而且还不那么显而易见地，也是在那些钢筋和混凝土、线缆和无线电、螺帽和螺栓等等有形的配置中得以处置的。
固有政治的技术
之前所考虑的论述和事例都还没有点明那个在关于技术与社会的著述中经常提出的更强和更麻烦的主张——相信某些技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带着政治的本性。根据这种看法，采用一种特定的技术系统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它会以某种特别的政治模式（例如：集权或分权，平等或不平等，压迫或解放）来制约人与人的关系。这也就是芒福德他们诸如“专制的和民主的两种技术的传统在西方历史中并行”等说法中的根本要旨。以上引用的所有案例中，技术的设计和配置是相对可变通的，它们的影响也是可变的。虽然人们可以确认某个特定的结果产生于某套特定的设置，但人们也能够很容易地想象，一个大致相似的装置或系统的设立有可能伴随着非常不同的政治后果。现在我们必须予以考察和评估的这种观念是：某种特定的技术并不允许这样的变通性，从而选择了它们，就是不可更改地选择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政治生活。
作为此论点的版本之一，在恩格斯写于1872年的短文“论权威”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陈述。在回应那些认定权威是一种恶而必须被全部废除的无政府主义者时，恩格斯对权威主义致以颂词，他提出强大的权威是现代工业的必要条件之一。为了一尽可能强的方式展开他的论述，他要求读者设想革命已然实现了：“假如某个社会革命废黜了现在那些用他们的权威支配着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假如那些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全部被采纳，从而土地和劳动工具成为使用它们的工人们的集体所有。权威就将消失了吗？还是说权威只是变换了它的形式？”
他的回答引鉴了三个当时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棉纺厂、铁路和海船。他看到，在完成纺线的过程中，棉花要在工厂中的各处经过许多不同的操作。从蒸汽机的开动到产品的搬运，工人们要执行各式各样的任务。因为这些任务必须协调配合，又因为工作时间的安排“由蒸汽的权威所固定”，劳工们必须学会接受一种严苛的规训。按恩格斯所说，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工作，并同意让他们个人的意志附庸于工厂运作的操控者。若非如此，就可能面临令人恐惧的事情——生产将戛然中断。恩格斯毫不留情地写道：“大工厂的自动机械比以往那些雇佣工人的小资本家们更像暴君。”
恩格斯对铁路和海船运作的必要条件的分析引出了相似的鉴戒。两者都要求工人去附庸和注意那个使诸事按照计划运行的“专横的权威”。恩格斯发现，权威和附庸的关系远不止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癖性，而是“独立于一切社会体制而产生，是随着我们在其中进行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一道被强加给我们的。”进而，他以此向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严厉的忠告，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那些人以为有可能简单地一举根除附庸和上位。所有这一类的设想都是荒谬的。他提出，权威主义的根源深深地根植于人类与科学和技术的纠葛。“如果人凭借他的认知和发明的天赋，征服了自然的力量，自然也将报复他，人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着自然，也将在多大程度上受着自然的支配，这种名副其实的专制独立于所有的社会体制。”
为强大的权威建基于那些据称是技术实践的必要条件之上这种说法作辩护的努力有一个古老的历史。作为《理想国》中的一个枢要主题，柏拉图在技艺（techne）那里找出“权威”，从而借以类比地支持他关于赞成城邦中的权威的论证。像恩格斯那样，他也选择了航海船作为实例之一。因为大帆船就其本性而言势必需要一只坚决的手来掌舵，水手们必须服从船长的命令，没有一个明理的人会相信船可以被民主地运行，柏拉图接着提出，治理一个城邦就好比是做一艘船的船长，或是做一个行医的医生。在那些有组织的技术活动中被要求的，即中心的规则和果断的行为，在政治活动中也被同样地要求着。
在恩格斯以及与之相似的论证中，对权威的辩护不再通过柏拉图那经典的类比而做出，倒是直接去诉诸技术本身。如果基本的实情确如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令人信服，人们将能预期，随着一个社会采用越来越复杂的技术系统作为其物质基础，权威主义生活方式的前景将被大大加强。让处于一个严格的社会阶层的顶端的有知识的人们来进行集权控制看来是越来越明智的事了。从这方面看，他在《论权威》中的立场显得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姿态不大一致。马克思试图表明，日益增大的机械化将使得等级制的劳动分工和附庸关系（在他看来这是早期的现代工场手工业（modern manufacturing[6]）所必须的）变得过时。他写道：“现代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整个人终身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同时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意识的附件。”[7]在马克思看来，最终将消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并推动无产者的革命的条件，潜藏于工业技术自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立场与恩格斯那篇短文的之间的差异给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疑问：在政治生活中，现代技术究竟使得什么——成为可能或成为必然？这一理论的张力反映出在关于自由和权威的实践中的许多困境，这些困境让社会主义者的革命之路变得泥泞难行。
说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固有地是政治的这样的论述已经在各种语境下被广泛地提出，难以在这里综述。尽管如此，按照我对这些观点的解读，这些说辞主要有两种套路。一种说法声称，去采用一种特定技术系统势将要求去创造和维护一套特定的社会条件以作为该系统的运作环境。恩格斯的立场就属此类。一个当代作者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你接受了核电站，你也就接受了一整个技术—科学—工业—军事的精英集团。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掌管，你就不能获得核能。”在这种观念中，就好像一辆汽车要求轮子才能开动那样，某些技术要求它们的社会环境按某种特定的方式来构造。除非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相配合，技术不可能作为一种有效地运作的实体而存在。在这里，“要求”（required）指的是实践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必要性。柏拉图所考虑的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上的必要性，即一艘海船要有一个船长和一群无条件服从的船员。
第二种说法稍微弱一些，它主张，某种特定的技术特别地适合（compatible）于（而不是严格地要求）某类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诸如许多太阳能的倡导者主张，这种多样化的技术比起基于煤炭、石油或核能的能源系统而言，更适合于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然而他们并不坚持说与太阳能相关的什么东西有赖于民主制。简单地说，他们论述说，太阳能在技术和政治的两种意义上都是分权的：从技术上讲，以分散、广布的方式建设太阳能体系比起大规模集中的方式更合理得多；从政治上讲，太阳能更适于个人和社区来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因为他们所处理的系统相比那些巨型集中化的能源而言，更容易接近、理解和掌握。如此看来，太阳能之所以更可取，不仅是因为它在经济和环保上的效益，更是因为它有可能在公共生活的其它领域中应许这种有益的机制。
在这两种说法中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划分，即那些特定的技术相关联的条件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例如恩格斯的论题所考虑的是据说在棉纺工厂和铁路系统内部被要求的社会关系，至于这些系统内部的关系对其外的社会环境意味着什么，对恩格斯而言是另一个问题。相对地，太阳能的倡导者关于太阳能技术适合于民主制的信念涉及的是它们如何给社会方面增添补益，而不管那些技术本身是如何组织的。
于是，此类论题就可以在几个不同的方向展开。被指定的社会条件是由那些特定的技术系统所要求的，还是说与之高度地相适合？那些条件是在系统内部还是外部（或都是）？尽管涉及这些问题的著述经常含糊其辞，但是在这一大类下的相关论题构成了现代政治话语中的主要部分。许多对紧随着技术的革新而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变革进行解释的尝试都牵涉到上述论题。更重要的是，上述论题经常被用来支持某些尝试，即辩护或批评那些将引入一项新技术的行动提案。针对是否要采用某种特定的技术，这类论题提供的是明确的政治理由，而不是那些常用的、更容易量化的诉求——诸如技术系统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环境影响、对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带来的风险之类。这里的议题并不关乎将创造多少个工作职位，将产生多少收益，将增加多少污染物，或者造成多少癌症等；而是关乎对于技术的抉择将如何对人际关系的结构和性质造成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对描绘着技术系统的环境特征的社会格局进行考察，我们将发现某些装置和系统几乎总是与某些组织权力和权威的特定方式相连系。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事态到底是源于社会不可避免地对事物自身中难以制御的特性作出的回应，抑或是由某个支配团体、统治阶级或其它某些社会或文化机构为了促进自己的意图，而擅自强加的格局？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原子弹是一种固有政治的人造物。只要它存在，它那致命的特性势必要求它由一个集权的、严格等级制的指令链所控制，而排除可能造成意外操作的一切干预。内含于核弹的社会系统必须是权威主义的，没别的法子了。这种事态就是一种独立于核弹被植入其中的任何政治体系。独立于任何类型的政权体制及其规则的，实践上的必要性。的确，民主国家必须探索相应的方法，以确保由核武器的管理所描绘的那种社会结构和心态不至于“衍生”或“溢出”至整个政体之中。
当然，核弹是一个特例。它的存在迫切地需要一种极为严苛的权威关系，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为什么。不过，也许我们还想找其他的实例——即某种特定的技术被普遍地意识到它需要由某种权力和权威的特定格局所维护——在现代技术史中就包含了丰富的例子。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在《看得见的手》这部研究现代商务企业的名著中，呈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料，以捍卫如下的假说，即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许多生产、运输和交流的系统的建构和日常运转都要求去发展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一种由高度熟练的管理专家们支配的大规模集权化、等级化的组织机制。钱德勒的论证以关于铁路的扩建的分析为代表：
“技术使得快速、全天候的运输成为可能，但是为了安全、准时、可靠地运送货品和旅客，以及对机车、列车、卡车、路基、车站、舱室和其它装备的保养和维修，都要求去创建一个相当大的管理机构。这意味着要去雇用一群管理人员来监管那些遍及广大地域的机能活动，还要委任指派中层和顶层的执行官来监视、评估和协调那些管理人员的日常职务工作。”
钱德勒整本书到处都在指明：那些被用于电力、化学制品、及各种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是如何“亟需”或“要求”如此形式的人际关系。“从而，美国商业界亟需创建一个等级化的管理机制，以回应铁路运转的要求。”
还能设想别的方法来组织这群人和器具吗？钱德勒指出，以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模式。即小型传统家族企业的模式，在多数情况下定是不能胜任了。即便他没有做更多的推断，显而易见的是，他相信，适合于现代社会—技术系统的，实际可行的权力和权威的结构模式，并没有多少可商量的余地。许多现代技术（例如输油管和炼油厂）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使得如此震撼人心的大规模和高速的经济成为可能。要想让这些系统切实、有效、迅速和安全地工作，就得去满足对内部社会组织结构的相应要求，否则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可能性就不可能得到开发。钱德勒承认，如果去对比不同国家的社会—技术机制，可以发现“文化取向、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体系和社会建构等，作用于上述必然要求的途径是多种的。”但《看得见的手》给出的论述重点和经验证据提示：对那个基本模式是不太可能有任何显著的背离的。
或许还可以设想，其它权力和权威的配置（例如分权、民主的工人自治之类）也有可能被证实是同样能够管理好工厂、炼油厂、通讯系统和铁路的，甚至是比钱德勒所描述的组织体制干得更好。人们经常援引瑞典的汽车装配组和南斯拉夫的由工人管理的车间，还有来自其它国家的此类证据，来支撑上述可能性。在这里无法就这些问题给出定论，我只想指出在那些争议中我所认为的要害是什么。手头的证据倾向于表明，许多大型、精密的技术系统确实是高度地适合于集中化、等级制的管理方式。然而，令人注意的问题在于，这些模式是否在任何意义上就是这些系统所要求的？这不单是个经验上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判断——有什么措施（如果有的话）是特定类型的技术的实际运行所必需的？以及这些措施要求着（如果有要求的话）怎样的人际关系的结构？当柏拉图说一艘海船需要一只果断的手来掌舵而只有唯一的船长和顺服的船员才能操纵得好时，他是正确的吗？当钱德勒说大规模系统要求集中化、等级制的管理方式时，他是恰当的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就那些实践必要性中含有的道德诉求（包括在经济学说中被倡导的）做某些细致的考察，并且拿它们同其它类别的道德诉求（例如认为让水手参与船只的指挥是善的，或认为让工人参与工厂的决策是正当的等）相权衡。然而，建基于大规模复合技术系统的社会有了这样的特征，即那些实践必要性之外的各种道德理由正显得日益过时、“理想主义”且无关紧要。无论人们想要基于自由、公正或平等而提出什么样的诉求，这些诉求在基于效率的论证面前立马就会失效：“很好，不过那样可没法儿开动一条铁路（钢铁厂/航线/通讯系统……）”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在现代政治话语中，以及在人们关于用何种方法去回应由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才是正当的通常想法中，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特质。许多情况下，说技术固有政治，也就是在说，基于实践必要性的某些被广泛接受的理由（尤其是须要让至关重要的技术系统保持平稳工作这样的理由）已经趋向于遮蔽掉其它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理由。
人们试图在实践必要性的纠缠下挽回政治的自律，这牵涉到这样的观点：即内在于技术系统的运作之中被确立的人际关系状况能够轻易地和整个的政治体制相隔离。美国人一直都满足于相信：在产业公司、事业单位之类的地方之内部如何来配置权力和权威，与总体上的公共机制、公共实践和观念没多大干系。“民主止步于工厂大门”被当做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自由的政治实践没有关系。但是技术内部的政治与整个社群的政治能够被如此轻易地隔离开吗？新近对美国商界领袖（钱德勒之“看得见的手”的当代范例）的一项研究发现，他们对诸如“一人一票”之类的关乎民主的顾忌显得颇不耐烦。美国的行政人员会问：如果在公司这种在整个社会中最最要紧的机构中，民主制都行不通，如何还能指望用它来治理一个国家呢——特别是政府还要试图来插手公司的成就的话？这篇报告的作者注意到，对商人们来说，在企业内部有效地运作的权威模式“与社会其它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对比而言更合心意”尽管这样的发现远不是无可置辩的，这确实反映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心态：诸如能源危机之类的困境不再要求以财富的重新分配或公众的广泛参与来应对，而是宁可以更强的、集权的公私管理来应对。
关于核能风险的争辩是一个鲜明的案例，例示了某个技术系统得以运作的要求会影响到公共生活的质量。随着核反应堆中铀的供给被耗尽，有人提议用反应堆中的副产品钚作为替代燃料。针对钚的回收利用的众所周知的异议聚焦于它的经济成本太高，它有环境污染的风险，以及它涉及国际核武器扩散的危险。然而，除了这些忧虑之外，还有一种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危害，那些危险牵涉到要去牺牲公民的自由。钚作为燃料的广泛使用将增加这种有毒物质被恐怖分子、犯罪组织或其他人偷窃它的机会。这将显现出一种不容小觑的前景，即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来保障钚不被偷走，并且当失窃时一定要追回它。在核能产业内的工人以及外面的普通市民将很可能遭受背景调查、暗中监视、窃听、密探，甚至是戒严令下的紧急处置——出于保护钚的理由，所有这些都可能被正当化。
拉塞尔·艾瑞斯（Russell W. Ayres）在他关于钚的回收利用之法律后果的研究中总结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钚的存量的增加，在行政活动中，法庭和立法机关的传统的审查方式将被迫废止，并且发展出一种更能够严厉推行安保措施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他断言，“一旦钚被偷走了一些，为了追回它们，把国家折腾得颠来倒去也是势在必行的。”艾瑞斯所预期和忧虑的就是类似我所说的技术固有政治的问题。诚然，没有什么由人类制造和维护的人造系统会在绝对意义上“要求”什么。但无论如何，一旦某种行动被实行，一旦诸如核电站这样的人造物被建造和运转起来，关于社会生活应当去适应技术要求的正当性的论证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用艾瑞斯的话说：“一旦开始了回收利用，钚被偷窃的风险成了实在的而不再是假想事情，政府貌似是非得要侵犯那些受保护的权利不可了。”在某个时刻之后，那些不能接受这些强硬的要求和诫命的人，将被斥为做梦或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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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造物何以具有政治性，我已概述了两种解释。在第一种情形中，我们注意到，某个设备或系统的设计或配置的某些特定的特征如何可能为某种特定的权力和权威格局的设置提供一种便利的手段。这类技术在它们物质结构的方面有一定的变通余地。正因为它们是可变通的，想要理解它们的社会后果，必须考虑到那些可能影响了它们的设计和配置的社会角色。在第二种情形中，我们考察了某种特定的技术的难以制御的特性，如何强烈地、可能是不可避免地，联结着某个特定机制的权力和权威模式。在此，首要的抉择是，参照某些东西的后果来决定是否要采用它。在物理上的设计和配置方面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地方是可选择的，甚至不同的社会体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也委实不可能有所干预，以改变那些东西不可驾驭的禀性或对它们的政治结果造成重要的变更。
某个特定的案例究竟适用这两种解释中的哪一个？这个问题是许多关于技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意义的（有时是相当激烈的）论辩中的基点。我在此给出了一个“既/又”的立场，在我看来，两种理解都可以适用于各种场合。的确，在某个技术复合体（例如一个通讯或运输系统）之中，一些方面在它们可能的社会结果上是可变通的，而另一些方面可能是（无论好坏）完全不可制御的。在许多地方，我在此考察的这两类解释是重叠和交叉着的。
当然，还有许多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如一些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们认定，他们已然发现了一套内禀着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共产主义的技术。然而，照我的判断，建设可再生能源系统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无疑将取决于硬件和社会机构所创设以便带给我们能源的特定的布局。这使得我们能找到化神奇为腐朽的方式。另一方面，鼓吹进一步开发核能的人们似乎认定他们正在运作着一种相当可变通的技术，可以通过变换反应堆和废料处理系统的设计参数，来设定它对社会的不利影响。基于已经指明的理由，我相信他们的信念是完全错了。诚然，我们有可能去管理核能带给公众健康和安全的些许“风险”。但是，如果社会适应了核能的那些更危险和明显挥之不去的面貌，人类的自由将要为此付出深远的代价吧？
我相信，我们应当更密切地关注技术对象本身，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忽视那些对象所处的与境。正如柏拉图和恩格斯所言，一艘海上的航船有理由去要求一个船长和一群服从的船员才行。但一艘停泊于船坞的退役的航船，只需要一个看守者就够。要理解何种技术及何种与境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以及为何重要，这一事业必须涉及两项研究：既要研究特定技术系统和它们历史，也要全面地把握政治理论的概念和论争。我们这代人常常乐意剧烈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以配合技术的创新，同时却抵制在政治领域实行类似的变革。正是为此，面对这些问题，比起我们习以为常的态度而言，获得一种更加清晰的看法是重要的。
[1] 既把作者开拓所说have political qualities译为“有政治性”，虽然意义一致，have political properties和 have politics在行文上应有所区别。quality听起来含义最为宽泛，而property更强调拥有一些特别的政治倾向，且更为拟人，酌译为“拥有政治特性”；have politics如按字面译为“有政治”似乎不太通顺，鉴于my politics表达我的政见或政治立场的意思，可以把have politics理解为“有政治立场”。一般认为“立场”是人才拥有的，而器物没有“立场”可言或者说通常被理解为“中立”的，因此说器物“有政治立场”才是一个显得令人吃惊的命题。提示出技术器物也是当代政治的一员“参与者”，才更符合主旨。事实上have politics除了标题以外全文只出现这一次，此处根据上下文译为“拥有政治立场”，而标题仍按“有政治”这一笼统译法。
[2] settle an issue一般译为“解决问题”，但放在这里读着不通。这里的意思是特定的集团通过特定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和solve a problem完全是两码事。译为“解决”无法传达意思。这里的用法借了settle定居、安置的本意，经斟酌试译为“处置”。较能还原本意。后文中根据上下文译为“处置”或“处理”。
[3] 中译一般不作区分。
[4] 巴黎的道路宽阔而呈辐射状
[5] 五一劳动节的缘起
[6] 马克思那里modern manufacturing指除了factory之外的早期的大规模制造模式。与中文版《马恩全集》相统一，此处译为“现代工场手工业”。
[7] 引用中文版《马恩全集》的译文。见《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530-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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