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平等的技术促进平等

疫情之下，在线教育大跃进，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都开启了云上课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在线教育或许是大势所趋，但仓促下的突然跃进，自然也会带来许多问题，特别是不同地域、不同家庭，适应在线教育的能力是大不相同的。

例如，2月29日，河南一位初三女生就因家中贫困，需要和姐弟抢着用手机听网课，或许因为耽误了上课，或者加上其它家庭矛盾，结果吞药自尽。

万幸小女孩及时抢救回来，但这一悲剧肯定不是孤例，恐怕还有很多孩子们虽然不至于寻死，却也有苦难言，承受着额外的苦难。

一台智能手机起码数百元，要看视频直播的话一个月流量费起码也要数十元，这对于富裕人家当然不在话下，但对于年收入也就数千元的贫困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个重担。如果贫困家庭同时有好几个儿女要上课，那麻烦就更大了。

当然，学校和政府可能会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一般而言，能发一笔流量费补助已经不容易了，不可能化解贫困家庭总是更难以适应新技术的基本处境。在教室中上课，每个学生都是一本书一个课桌，而在线上课，有些人可以用着大电脑桌，电脑、平板、手机三开，戴着降噪耳机喝着冰可乐，比去学校上课舒服多了；而另一些人可能为了信号要爬到山顶上或蹲在邻居墙角下头，捧着个小屏手机听课。差距一下就被拉大了。

一年多前，媒体吹捧过所谓“一块屏幕改变命运”，认为让落后地区的学生能够通过远程教学，和重点学校的学生听同样的课程，能够促进教育平等，当时我对这种盲目乐观也有所质疑。但即便说一块屏幕真能促进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是否仍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平等”呢？

显然，一个人看三个屏幕和三个人抢一个屏幕，是大不相同的。即便“屏幕”本身提供了平等的听课机会，屏幕本身就是平等的化身，但是不同的人离“平等”的距离却总有远近之别，有些人更快享受“平等”，有些人更难买到“平等”，这就造成新的不平等。

新技术会加固或化解既有的不平等，但无论如何，任何新技术一定会带来新形式的不平等。道理很简单，因为技术并非“自然”。

18世纪，卢梭在他著名的两篇征文中，把科学与艺术（技术）认作导致人类风俗败坏的原因乃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认为原始人处于质朴善良的“自然状态”，而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以及相伴而生的私有制必然导致人类背离“自然”，因而日渐堕落。

我不想深入卢梭论题的细节，只是非常简单化地理解卢梭的逻辑，首先，“人生而平等”，“先天的”、原始的状态是平等的。既然如此，那么任何“后天”的东西，都会打破先天的状态，因而导致不平等。

而技术就是最典型的“后天”的东西，任何技术都不是原始状态下就被人类拥有的东西，技术总是需要后天的发明、制造、装备和学习，才能够被人所用。而在这些过程中，必然就存在着先后、远近和多寡之差异。

卢梭设定的“自然状态”是抽象的构造而非现实，人类史和技术史同样久远，人类并没有一种完全脱离技术的生活状态。不过，在原始人那里，技术的发展极为缓慢，一个人类社群所需适应的技术环境，在成千上万年里都没有显著的变化，因而人类有可能与技术环境妥协，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而现代人类学的确发现，一旦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中引入某些新技术、新器物（例如把文字引入德鲁伊社区，把来复枪引入狩猎部落等），就很可能打破平衡，诱发新的社会冲突。

工业时代以来，技术加速发展，每天都有新技术问世。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新技术带来的“平等”问题同样令人应接不暇。

许多时候，人们更愿意谈论那些促进了“平等”的技术。例如，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促成了封建社会的瓦解。为什么火药能够炸碎骑士阶级呢？但就杀伤力而言，一个早期的火枪兵不一定是训练有素的长弓手或重甲骑士的对手，但后者依赖更昂贵的装备和更长期的训练，前者只需要临时征募的民兵稍加训练就可以胜任。因此，火药实质上是通过一种门槛更低的军事技术，拉平了骑士和平民在战场上的差距，从而瓦解了骑士阶级。类似地，印刷术拉平了教职人员和平民在获取圣经和其它知识时的差距，从而打破了教会对知识垄断，促进了新教改革。

但是，被火药炸碎的骑士的铠甲和城堡，被印刷书取代的羊皮纸和手抄书，它们同样也是技术啊。而且，那些有促进平等之面相的技术，往往同时也有促进不平等的另一面。火药促进封建制瓦解的同时，也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兴起；印刷书在促进教权衰微的同时，也促进了女巫审判……马克思认为这些新技术瓦解了骑士阶级，但同时促进了资产阶级崛起，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又构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关系。

与其说某技术能够促进平等或不平等，不如说技术总是以某种新的不平等取代旧的不平等。

例如，父母是有钱人，子女就站在更高的起跑线上，这当然是一种不平等，但是相比于以父母的血统或种姓来决定命运的孩子们而言，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反而是一种“解放”。如果我们拒绝任何不平等，要求每个孩子出生后的命运与其父母毫无关系，这既不现实，也不理想，更不人道。

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并不只是某种抽象意义上的“人人平等”，而是在现实中寻求不断解放，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技术的实际性：我们只能用技术去取代技术，用技术去平衡技术。

我并不是说，我们只能听任技术的发展，而丝毫不加约束。相反，“用”这个词就蕴含着伦理维度的考量，我们不能把技术看作完全中立的工具——每一种技术都是“不平等”的，都是有所偏向的。在权衡如何应用新技术时，除了直接的功效之外，我们更需要考虑如何安置它的“偏向”。

但是，如果说任何技术都是有偏向的，而且人类也不存在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状态，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评估我们的愿望呢？同样都是不平等，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刷书比手抄本更好？凭什么认为资本主义比种姓制度更好？如果没有绝对的好坏标准，所谓权衡新技术时需要考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并不追求绝对的平等，但我们仍可以谈论相对的平等。就好比我们无法定义一种绝对的“美味”，但我们仍然能够言之有物地谈论今天的晚餐是好吃还是难吃。厨师无法肯定顾客的味觉究竟如何，但他有可能与顾客协商，尽可能照顾更多顾客的口味，并且让个别与众不同的顾客也不至于太过委屈。一个好厨师并不需要拥有上帝之舌，无非是多考虑、多交流、多照顾罢了。起码在做菜前多问一句“有忌口吗”，也是一桩的善行。

技术的发明者和推广者也是一样，他们并不必须具有全听全视之能，并不需要掌握绝对的平等标准，但是，在推广技术之时，多考虑几层，多询问几句，多听取不同人群的意见，也是好事。

回到在线教育之事，如果考虑到个别人群在新技术面前必然遭遇的不平等处境，我们就应当停止在线教育，不允许学校“云开学”吗？但这样做的话，那些缺乏上网条件和上网能力的孩子们，家长往往又不懂教育，也不懂在网上寻求资源，孩子更没机会自学。而那些精通上网技术，能够找到优秀网课的，甚至容易找到优秀老师进行在线辅导的富裕家庭，就更有优势了。

对于新技术，一刀切地禁止和一窝蜂地拥抱都不是恰当的态度。如何应用新技术压根就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够做的无非是在推广技术的同时，多一点“人文关怀”，多一层伦理反思，起码多问一句“有困难吗”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