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老师去世了,在教师节之际,写一点文字以作纪念。
叶老师与我有两层关系,首先他是吴老师的导师,也就是我的师公,另一层关系是,叶老师是我大学第一门哲学课即哲学导论课的老师。辈分上的关系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感受,叶老师在我记忆中的形象主要还是哲学导论课建立起来的,听到噩耗后我满脑子浮现的都是他掐着兰花指念Da~sein的画面。
当年的哲学导论课我公然在网上论坛与叶老师叫板,相关的内容我早前在博客贴过,这两天我又回去看了一遍,感觉我某些方面真是没变啊。我的第一篇帖子写于2004年9月10日,到今天正好12年,这12年里,我对哲学有了太多新的理解,但关于怎么做哲学的一些基本的态度,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
叶老师的上课方式是非常吓人的,要知道当年我们只是刚从高中的应试教育脱离出来的大一新生,很多还是不情不愿地调剂到哲学系的,对哲学的概念可能还停留于中学教科书。而叶老师上来的架势基本上是一个针对研究生的层面,直接列出三本书《纯粹理性批判》、《精神现象学》和《存在与时间》让同学去读。当时我虽然也没读过这三部书,但多少有些概念,因而我感觉很恐慌,我感觉从中学应试教育到《纯批》的落差太大,这门课程可能更多地激起同学们的茫然无措,而不是对哲学的兴趣和热情。
因此我对叶老师的叫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在叫板,只是希望做些“补充”,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以应试教育的方式来理解这门课程,不是以阅读理解和机械记忆为目的,而是以形成自己的问题为目的:
“我认为,听这门导论课,并不需要我们去完全接受叶老的观念,甚至也不一定非得要完全听懂他的思想、完全了解他所提到的概念;关键在于,在听课中,我们能够接触到叶老所提的问题,叶老的思想,并最终产生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理解,产生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兴趣——这门课的目的,应该就达到大半了!”
同时,我建议同学们多利用网络论坛,积极表达自己的见解,互相指点和争论。我认为这是跳出应试模式,形成独立思考的捷径。我由于在中学里就脱离应试教育,受的毒害不深,因而自以为有些心得,便希望与同学们分享。这些心得在现在看来的确是有效的,自主学习、自由讨论,这正是西方大学教育与中国应试教育的最大区别,吴老师也一直在积极推进小班讨论,我对教学环境的理想与吴老师是非常契合的。
但这方面却是与叶老师发生分歧的地方了,叶老师明言不鼓励辩论。他的顾虑有一定道理,因为盲目的辩论往往沦为诡辩,陷于语词之争但根本不能切中要害。
事实上中学哲学教科书中描绘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所谓“争论”就是完全空洞的,我对此早有体会。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摆脱空洞,逐渐找到恰当的问题或方法呢?在我看来入门的方式还是要辩论。关键在于辩论的意义不在于其结果或胜负,而是为了在辩论活动本身中澄清自己,辩论是为了形成自己而不是说服别人。
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总会以为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并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但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他人;在包容分歧的同时,如果只是你说你的、我想我的,互不搭界,也是不好的,有了不同的观点,就应该摆出来争论:尽管很多时候争论并不会有什么结果,要说服一个人改变思想是很难的、很多问题要得到圆满的结论更加困难——而争论的价值,往往正是在争论的过程本身就得到体现;争论的意义,并非在于去改变别人的观点,而是去磨砺和深化自己的思想!对别人的观点,既要敢于质疑和辩驳,又要善于理解和包容——这就是我所赞赏的学术及生活的态度。
我的态度后来总结为“存同求异”。对于我的观点,叶老师似乎也不是完全反对,而是给了一些肯定:“很高兴你能有如此系统而清楚的想法”。不过总的来说,讨论的氛围并没有在这门课程中形成,真正享受到同学之间自由讨论的氛围,还是进吴门之后的事情了。
叶老师同意哲学可以辩论,但他
想强调“辩论”“什么”,并非任何辩论都有意义。
在叶老师看来,也包括许多同学看来,在对那个“什么”有充分和准确的把握之前,是不应该去展开辩论的。
但在我看来,即便是你打东我打西,辩论的环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哲学所追问的那个“什么”永远都不是现成确定地抓在手里的,不断地争执和言说恰恰是让它现身的必要环境。
要确定好“什么”再来辩论的态度,其实还是否定辩论的意义,因为如果你已然把握在手了,那再来辩论就对自己的把握无所增益了,于是辩论的目的顶多是为了说服他人,哲学家的言说的意义就只是颁布教条。
所以那些认为没有精确把握就不该讨论哲学的人,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狂妄自大。我当时就说:
其实,我感觉某些时候的“谨慎”——认为自己没资格谈哲学,其实与其说是“谦虚”,倒不如说是某种“自大”的表现——自以为哲学高高在上,当他们自我感觉自己进入哲学之门后,便容易要自以为是,瞧不起“普通人”、甚至瞧不起别的没有他“高深”的哲学同仁的思想了:“他根本还不懂我在谈什么问题,我也没功夫没兴趣跟他讨论!”。我不希望哲学陷入封闭——不赞成去强化哲学与所谓“普通人”的界限、与其它科学和学科的界限、甚至哲学派哲学人之间的界限——大家面临的问题都一样,也都有权思考、有权发言;所谓“哲学家”,并不是说他的问题要高深得别人不能理解才算厉害,而是哲学家能够理顺各种思想,把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并明确地阐释出来!
在这方面,我对叶老师的“引号”风格不太认同。给一些重要的术语加引号注明,是绝对必要的,但如果一句话中加引号的词比不加的还多,三个词有两个加引号,那么这时候加引号不再能够很好地提示出某一个词汇的特殊性,而是要提示自己的整个言说的特殊性了,似乎我的整个言说都是超离于日常语言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高高在上的哲学词,而不是肤浅的日常词,用日常词汇说话的人不能参与到我的讨论之中。
满页的引号以一种耀武扬威的方式宣示着哲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距离,夸耀着着自己与凡人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否存在呢?当然存在,非但哲学与日常有距离,不同的哲学流派之间也有距离,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意义多有不同,把这些距离提示出来是有意义的。然而,张开距离之处恰恰是有待去建立沟通的地方,而不是拒人千里的地方。
我与叶老师的分歧表面上是在于是否鼓励班内辩论的学习方式,深层上来说,是关于哲学及其意义有不同的理解。但这种分歧说大也不大,它并不妨碍我对叶老师一些具体观点的欣赏和赞同,特别是他的《思、史、诗》对于我理解现象学颇有影响。但在这里不多说了。
纪念哲学家的方式,和纪念一般的老人不同。一般的纪念无非是念念他的功德,而就哲学家而言,与他对话才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只要不断有人与他们对话,与他们争执,他们的思想就永垂不朽。叶老师当时说,哲学要辩论的话,与其和同学辩论,不如还是要和故去的哲学家们辩论。现在他也进入了“哲学史”,从此也该欢迎辩论了吧?
人事变幻如伸臂。
我去学德语是因为叶师在课上的宣传——现在德语倒是基本上用不上。而他给我留下的其它印象,基本上记不清楚了。
选择了教育这一行业以后,我对于教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