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经济史——从马克思到伊尼斯

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与麦克卢汉一道，被认作媒介环境学派的开创者。麦克卢汉高度评价伊尼斯的贡献，为其两部主要传播学著作作序，甚至把自己的成名作《古登堡群星》看作“伊尼斯观点的注脚”[1]。

不过后来，随着麦克卢汉声名鹊起，伊尼斯反倒成了在麦克卢汉研究中的一个注脚，成为解释麦克卢汉思想渊源的一个铺垫了。在媒介环境学的学术语境下，伊尼斯通常作为麦克卢汉的背景或对比者出现。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伊尼斯的独特价值，特别是詹姆斯·凯利，他把伊尼斯置于比麦克卢汉更高的地位。进入新世纪后，伊尼斯在学术界焕发新生，一系列研究文集和专著陆续出版，如阿克兰（Charles R. Acland）等编著的文集《伊尼斯在新世纪》（Harold Innis in the New Century,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1999），海耶尔（Paul Heyer）撰写的《伊尼斯评传》（Harold Innis, Critical Media Studies，2003）等。

即便如此，人们对伊尼斯特点的理解，经常仍停留在风格和态度方面。例如何道宽认为“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考证，注释不厌其烦……”，而“麦克卢汉是文学家，善于修辞而不求严谨，且不作一注”[2]。也有学者指出伊尼斯对技术的悲观主义和批判态度与麦克卢汉形成对比[3]。

只有詹姆斯·凯利切中了肯絮，他把伊尼斯的工作刻画为“一种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学术研究模式”[4]，并指出：“麦克卢汉和伊尼斯都把传播技术认作核心，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技术主要以何种方式发生作用。伊尼斯认为传播技术主要作用于社会组织和文化，而麦克卢汉认为它们作用于感官组织和思想。麦克卢汉更多地谈论感知和思想而较少谈及机构；伊尼斯则反之。”[5]

无论风格的差异和研究焦点的不同，折射出的实质的两种殊途同归的学术进路：伊尼斯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出发，而麦克卢汉从修辞学和存在论出发。其中的异同类似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为当代技术哲学开辟的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进路仅仅概括为“批判”路线也是不完整的，马克思所开辟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历史学进路。

通过历史学揭示出人的实际性，与通过存在论揭示出人的有限性，这两条线索互相补充，构成了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基础。

在这一章，我无意深入伊尼斯研究的具体细节，而是将对伊尼斯作一次“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而在下一章，我将对麦克卢汉作一番“海德格尔主义”的阐发。最终，媒介环境学的出发点将被阐释为一种“海马主义”的媒介史纲领。

把伊尼斯的学说归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并不新奇，事实上伊尼斯本人也认可这一点，他提到：“我的许多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 [6]

不过在著述的字里行间，伊尼斯极少对马克思进行直接的解释，偶尔提到马克思时也多为转引。一些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伊尼斯与马克思的关联，不过更多地侧重于其“批判”风格，而少有从史学方法的角度深入探讨的。

学者们更关注的是伊尼斯的“经济史”背景。伊尼斯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深受芝加哥学派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回到多伦多大学任教后，他撰写的《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引》（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1930）和《鳕鱼业：国际经济史》（The Cod Fisheries：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1940）等大宗商品研究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41年他参与创建经济史学会并担任学会第二任主席（1944），后来又担任过加拿大皇家学会主席（1946）和美国经济协会主席（1952）[7]。而就在其学术声誉达到顶峰之时，伊尼斯突然转向传播史研究，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出版了《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变化中的时间观念》（1952）这三部传播学著作。

伊尼斯的晚年作品在当时不被理解，除了研究主题的突然转向之外，其研究风格也一改早期作品的严谨细致，而更像是“松散的笔记”，“原因之一可能是它们提纲挈领的性质，……也许健康恶化的感觉使他感到时间紧迫”。[8]伊尼斯在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了未竟的《传播史》手稿。

在60年代，伊尼斯的传播学工作由于麦克卢汉的推进而重新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而他早年那些享誉学界的经济史研究反而被人遗忘了。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伊尼斯的前期与后期工作并没有截然的断裂，其传播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仍然是其经济史研究的延续。

伊尼斯本人也把其传播学研究定位于经济史，例如他认为其《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显而易见，我们执著地考虑帝国兴衰的经济原因。[9]”在另一处，他指出自己正在谈论的是“知识的经济史”[10]。

可见，在这里，伊尼斯延伸了“经济史”的含义：不再是指某种“以经济为对象的历史”，而是成为某种史学方法本身——叙史的对象是“帝国的兴衰”乃至“知识”，而“经济”是一种叙史的立场而非课题。

这种“经济史观”正是伊尼斯前期到后期一以贯之的立场。他所继承的芝加哥学派的制度经济学的特点也正是“跳出经济和市场领域，在广阔的社会变迁图景中分析心理、习俗、制度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其变化，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经济的静态、刻板研究。”[11]

而这种“经济史观”的兴起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贡献经常被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但这种提法太容易带来误解，正如亨利希•库诺所说，或许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之为经济史观更好”[12]。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3]

简略来说，“经济史观”的确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我们必须及时澄清这里“物质”、“基础”和“决定”等概念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14]

我们首先注意到，马克思的所谓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观”，是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他对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某种自动运转着的历史机制的刻画。

恩格斯说得直白：“所以，这并不像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15]

也就是说，所谓物质或经济的“决定意义”在于其作为一条贯穿于历史的基本线索，唯有凭借这一线索，我们才可能完整地“理解”历史的发展进程。而决不是说，历史的演进有一个自动的机制，只要确定了其经济基础，随后的发展都是被“决定好了的”。这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唯心主义的“历史想象”。而马克思的历史学并不是要在想象中构建一个历史发展的机械模型，而是要去理解现实的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的人的历史处境，从而需要找到一个出发点和立足点。

而这个出发点与其说是“物质”，不如说是“人”。但这里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本质主义的“人”，而是“实际”的人。恩格斯说道：“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斯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16]

而所谓“物质”正是作为“现实的个人”的“前提条件”出现的：“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 [17]

我们看到，马克思始终是从“观察方法”的角度来谈论“物质”的优先地位的。马克思的历史学是从经验上升到观念，作为史学的立足点和叙史之“基础”的，应当首先被确定的“前提”，应当是通过经验来考察的物质条件：“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18]

马克思“完全没有否定观念因素的作用，只是在马克思看来观念因素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受到社会生活，因而也受到历史进程系列的因果中间环节的制约。”[19]

也就是说，“物质”作为“意识”的前提，并不是指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意识仅仅是物质的衍生物。相反，马克思始终高扬人的创造性力量，恰恰是人们“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20]而生产是否是创造性，又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关键。因此可以说，经济基础或物质条件，仍然是人类精神的“产品”。但关键在于，人类的精神并不是漂浮空中的独立自存的某种实体，而总是历史性的，亦即受到相应的时代环境，特别是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着的。

的确，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同时也有其“物质基础”，或者说人们一生下来就总是被抛入了一个现成的生活环境之中，人们在改变并创造自己时代的新环境之前，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已然现成的，作为一切创造得以可能的背景的现实世界。这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条件”：“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21]

恩格斯指出：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它的动因。”[22]也就是说，精神和观念的确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但这些动力仍然有其根源。精神创造物质，而物质限制着精神。历史学并不需要忽视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作用，而是需要追究精神创造与物质条件的互动关系。而在这一追究中，为了使历史学成为一门严谨的经验科学，而不至于陷入神秘和思辨，物质条件应当作为研究的立足点。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23]

还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谈论的基础或决定，指的都是“历史条件”，是人的“界限”，而决不是在某种机械化的世界观下描述的因果关系，人拥有无限自由的创造力，但人同时又是有限的，并不像上帝那样凭空创造，人的所有创造都被束缚在某种物质环境和历史境遇之下，这就是历史的“条件”。

只有把握了这些条件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切身地从“我”的立场，从实际的经验出发，理解那些观念和精神上的创造，而不再把它们当做凭空降临的空中楼阁。这决不是说只要考察了物质条件我们就可以机械地演绎出所有观念领域的“结果”了。

在伊尼斯那里，不同的观念由不同的传播技术环境所“决定”，但传播技术同样是作为“历史条件”[24]被考察的。传播技术是伊尼斯叙史的“着力点”，而不是说他把传播技术看作某种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最终原因。伊尼斯说道：“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而且，在同一文明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印刷术以降的西方文明即为一例。即使在一个政治区域里，不同地域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度也迥然殊异。……在解释这些差异时，我们的着力点是传播技术的变革。”[25]

与马克思一样，伊尼斯关注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立足于人的实际生活，但不同的是，马克思聚焦于生产活动，而伊尼斯偏重于传播活动。

马克思已然非常重视人的“交往”活动，他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6]马克思认为，“关系”是人的专利，“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7]

然而在马克思眼中，最受关注的始终只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尽管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已经是一个颇为广义的概念了：“生产关系同时也是法的关系，统治和奴役的关系，资本家和雇佣者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雇佣法关系也算作生产关系。此外，生产关系还表现为社会关系，……马克思不像一般人把‘生产关系’一词理解为技术的或‘机械’的企业关系，而是将其理解为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成员参加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28]

但是马克思没有充分注意到生产关系除了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同时还受到交往媒介的制约。马克思发现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但他并不关注人际关系本身也有着相应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提到，“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29]

而伊尼斯发现，这种人际合作所采取的“方式”并非无关紧要，相反，不同的交往方式，使人际交往得以可能的物质条件，并不只是一些中性的介质，而是有一定的偏向性，这种偏向决定着社会组织的可能形式乃至人的观念和知识。

伊尼斯认为，传播媒介有两种主要的偏向，或者偏重于时间，或者偏重于空间：“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30]

注意到，伊尼斯关注的是“知识”的传播，而不像马克思那样，关注资本和商品的流传。但事实上，伊尼斯对“知识”的关注也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的。“‘知识垄断’成了伊尼斯后其著作里的一个重要术语，他没有给这个术语下一个正式的定义，这一点不足为奇。他只是说，这是经济学术语在知识领域里的延伸，是‘经济学概念尤其是垄断概念’的延伸。”[31]

在伊尼斯那里，知识垄断的问题至少与资本和权力的垄断同样重要，或者说，正是知识垄断决定了社会阶级的构成。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就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库诺指出：“社会生活被视为需要和满足需要所必须的劳动活动体系，从这种劳动活动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交叉或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在社会的整个活动中，相互处于同样关系的个体和团体，亦即属于同一经济活动的范畴，都构成了一个阶级。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财产的多寡，收入的多少，或是职业的种类，而是经济活动的方式和由它所决定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机构中所处的地位。”[32]一个富裕的工人仍然属于工人阶级，而一个落魄的资本家仍然属于资产阶级——只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关系仍然保持在相应的位置。

而伊尼斯认为，决定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关系的，是对“知识”的控制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就是权力”，在历史上，权力的分层往往与知识的分层相对应，例如古代的祭司，修道院体系，文官制度等等，也包括现代世界的权力格局和阶层分布，伊尼斯提到：“报纸不仅加重了英语相对于其他语言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英语国家内部造成了阶级的分割。”[33]

在伊尼斯那里，“阶级斗争”通过以不同的垄断知识或打破知识垄断的形式展开。例如伊尼斯把古希腊梭伦和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解释为“口头传统对时间的垄断走向衰落……空间问题日益重要，平民阶层兴起，文字普及。” [34]而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里亚兴建图书馆的行为被解释为“为了抵消旧都底比斯僧侣阶级的影响。俗语系统和硬管笔受到鼓励，从而损害了僧侣书写和软管笔。”[35]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被解释为“时间垄断的消失加速了国家控制的扩张”[36]。

值得一提的是，伊尼斯的思路并未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抵触，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本来就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库诺指出，“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斗争的形式当然要加以改变。所以通过议会谈判或通过影响舆论，通过报纸、演说、小册子或历史著作来贯彻阶级利益的活动也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其意义并不小于通过总罢工或街头战斗来争得政治权利的那种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决非要求使用粗野的暴力。”[37]

伊尼斯把阶级斗争解释为不同传播偏向之间的冲突，这绝不仅仅是指所谓“争夺话语权”之类的事情，事实上，传播的偏向决定了人们交往和组织在一起的形式，特别是集中化与非集中化。“一种倾向非集中化的媒介，总是受到另一种倾向集中化的媒介的抵消。”[38]

我们提到，在伊尼斯那里，传播媒介是理解历史的着手点，而不是“历史本身”的原因。事实上，许多时候，伊尼斯把新媒介的诞生描述成阶级斗争或者说争夺知识垄断的结果。例如他提到：“在知识垄断的情况下，基督教组织强调的是对时间的控制，而知识垄断是以羊皮纸为基础的。后来，纸张和羊皮纸唱起了对台戏。贸易和城市的发展，俗语地位的提升，律师地位的日益重要，都要依靠纸张的支持。纸张加强的是民族主义的空间观念。先是修道院垄断知识，接着是大城市的抄书匠行会垄断知识。大部头书籍的价格不菲，于是就有人企图用机器来对书籍进行再生产，结果就是德国人发明印刷机。当时的德国处在抄书匠行会把持地区的边缘位置。法国的集中控制方针使之不善于逃避行会的垄断，政治上分裂的德国却比较能够逃避行会的控制。”[39]

伊尼斯的历史模型大致就是如此：文明的某一历史阶段往往总是以某一种传播偏向为主宰，或者偏重空间的扩张，或者偏重时间的传承。某一方面的偏向就要求另一种新的媒介与之平衡，而这种新媒介往往从旧文明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而在“罕见的间歇期”，两种媒介的影响可能达到平衡，“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时间和空间的平衡。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到了巴比伦人对石头的依赖以后才得以抵消。于是，卡西特人建立的巴比伦第二王朝时期，就实现了相当长期的稳定。古希腊口头传统的力量限制了文字媒介产生的偏向，对一段时期的文化活动提供了支持，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的繁荣期。……”[40]

伊尼斯对媒介的分析是非常粗糙的，自始自终他只把媒介分为两类：偏向时间的和偏向空间的：前者往往笨重且耐久，非集中化，有利于宗教传承；而后者往往轻便但易损，集中化，有利于帝国的扩张。

这样的二元划分显然失之过简，麦克卢汉抗议说：“他没有对视觉形态和听觉形态做结构分析，他只是假定，信息的空间延伸具有集中化的力量，无论它放大和延伸的是人的哪一种官能。”[41]

的确，伊尼斯试图通过传播媒介对社会文化作结构分析，然而他却忽视了对具体的媒介本身再作结构分析，似乎古往今来的无数媒介总共只有两种结构。这一点与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大开大合的宏观视野也有些相似。而麦克卢汉的工作更接近现象学家，从细微处着手，从个人经验出发，对每种媒介的意象结构逐一进行微妙的解构。不过，如果把伊尼斯的工作看作对一个新的史学视野的整体勾勒，那么他的二分模型倒是颇为简明直观的。

伊尼斯理想的文明并不必须消灭阶级和差异，而是要维持两种偏向之间的张力。不过伊尼斯本人似乎更偏向于强调“时间”的一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整个现代文明遗忘了时间问题，人们执着于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不关心后世的传承。“寿命短暂的东西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而这正是缘于“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42]

伊尼斯呼吁重新把握希腊文明口头传统的神韵，以抵抗机械化的扩张。他强调希腊的著名神谕：“凡事勿过度”，而“现代文明以机器工业占主导地位，它关注的是专门化，而专门化总可以说是‘过’的。……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是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或比例的文明。”[43]同时，他也寄希望于在他的祖国加拿大——作为“帝国”的边缘地区——能够生长出一种新的矫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