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研究计划（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垃圾”史）

我正在申请去北师大跟田松老师做博士后。这个机缘还是很难得的，希望能够如愿吧。早在本科初期，我就读了田老师的书，比如《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 、《堂吉诃德的长矛》，田老师也算是我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启蒙者之一。当然在观点和风格方面我和田老师的分歧很多，所以后来基本上多是批评为主，不过田老师洒脱的性格和开放的心态还是很让人仰慕的，和他交流也非常痛快。这次有机会去帮他做博士后，我也不想只是建立一个名义上关系，而是最好在实质上有些真格的交流与合作。

因此我设想的题目就是“垃圾史”，这是我自己技术哲学方向的延续，也能够与田老师有所对话。以下是我对此计划的粗略陈述：

主要课题：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垃圾”史

这一主题既是我博士论文的延续，也受到田松老师的启发。我曾在第5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听过田老师报告“‘垃圾’的现象学研究”，也读过田老师的相关文章。对于田老师的具体观点，我一直以批评为主，但必须承认田老师的提法极具启发性，能够衍生出许多重要的问题。

如果我作为博士后与田老师合作研究，将不会是单纯附和田老师的思路，而是更多地以自己的理路，批判性地展开田老师的一些洞见。

田老师垃圾思想的一项重要洞见在于，他发现“垃圾”的“历史性”，他通过概念史的追究，发现在古代世界中甚至很难找到与今天“垃圾”一词相对应的概念。在古代世界中，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有用的，或者说，有其“位置”的。

“垃圾”的出现和任何一种现代技术物的出现一样，都意味着某种生活世界或思维方式的剧变，追究“垃圾”的历史同时也是追究“现代性”的来龙去脉。

我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媒介环境学学派，也包括海德格尔背景下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对于技术并非批判的态度，也非拥抱的态度，而是悬置价值判断，去历史中考察技术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世界或思想观念的影响。技术物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总有其文化或观念上的偏向，这也是技术哲学的基本观点，“垃圾”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垃圾”在技术哲学/媒介哲学中的地位更加特殊一些。因为如果说技术是有用之物，媒介是“通过…而达…”之物，那么垃圾正好是一个反例，我们无法再“通过”垃圾。垃圾似乎是整个技术世界指引链条的终点，也是技术与自然相衔接和决裂之处。垃圾显然不是自然物，但它也不是工具，更不是艺术品。因此在传统的技术哲学家的理论视域下，“垃圾”可能无处容身，也是被丢弃之物。但这一丢弃显然是不应该的，一个完善的技术哲学进路，必定要考虑人与垃圾的关系。

因此从技术哲学/媒介史到垃圾史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转折。跟随田松老师做垃圾问题研究，也是推进我学术道路的绝佳机会。

至于田松老师的具体主张，我有许多异议，首先从风格上说，田老师的文章过于偏重感情化，而在学术方面深挖不够，有待于进一步增加考证和引用，当然这也正好是我们这些后学可以帮助老师补全的事情。

从观点上说，田老师往往把城市化、工业文明、现代性等概念混在一起，笼统持以批评态度。而在我看来，这些概念都应该有更细致的分辨。例如，尽管现代工业世界有着种种弊病，但追根究底，未必是城市化或技术化本身注定就是错的，现代人的出路也未必就是只能回到农村乃至部落的生活方式。相反，我们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梳理，可能发现出多重的可能性，因此发现不同的“未来”。在我看来，“垃圾”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化的必然伴随物，而城市化又是人类文明走向繁荣和多样化的必经之路，因此“垃圾”之出现本身不必完全拒斥，而是要试图通过对历史性的自觉，重新调整“人—技术—垃圾—自然”的关系。

在我看来，垃圾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空间”问题，或者说是事物的“地位”的问题。垃圾是失去位置的事物。在古代的观念中，万事万物都位于“巨大的存在之链”之上，每个事物占据着某个位置，这个位置决定了它的类别和意义，但现代人的世界图景不再包含“存在之链”，事物的单纯的有用性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为了衡量事物意义的标准，因此可能出现这种被排斥的事物。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垃圾”的产生与其说与工业文明伴随，不如说是和“城市化”息息相关。因为垃圾首先是一种丢弃之物，而所谓“丢弃”，涉及到一个“外部”的场所，这个场所不再属于我的生活世界之内。而“城市”首先建立出这样一种空间的分隔，城市生活与“自然世界”相分离。而在乡村世界中，当然也有着空间的分隔，比如我的田地和你的田地，我的屋子和你的房子，但是你的房子虽然不属于我的财产，但仍然属于我的生活世界之内，乡村中的居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无论是朋友的家还是敌人的田，每一个处所都是有意义的，我把一件事物转移到某一个处所，这样的行为总是有意义的，仍然是对事物的一种安排和处置，它们不会从我的生活世界中消失掉。然而城市生活首次建立出这样一种“边界”，农村人把整座城市看作一个“黑箱”，而城市人把整个田野世界视作一个“非集”。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割方式，例如垃圾车、下水道等，也加强了这个“外部世界”的存在，人们首次可以把一个事物丢到他的世界之外。可以联想电影《上帝也疯狂》中的那位土著，他为了要把可乐瓶“丢掉”，历经跋涉才找到他心目中的“世界尽头”。而对于一个现代城市人而言，垃圾桶和下水道就是他的“世界尽头”。

总之，人类与垃圾的关系一方面是一个文明史的问题，反映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自然哲学/技术哲学问题，包含着人工物与自然物的关系。

文献资料方面，首先是我已有的基础，以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斯蒂格勒等现象学技术哲学家为主，其次是媒介环境学学派的资源，包括芒福德（特别是其城市史研究）、英尼斯（对交流方式与政治经济结构关系的考察）、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核心洞见）等。垃圾问题方面，国内从思想史、文化史或社会史角度的研究还比较少，国外有一些著述，如

Scanlan, J. (2005). On garbage. Reaktion books.

Rathje, W. L., & Murphy, C. (2001). Rubbish!: the archaeology of garbag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Strasser, S. (1999). Waste and want: A social history of trash. Macmillan.等等。

其它课题1：科学文化史研究

虽然在博士阶段主攻技术哲学/媒介问题。但我在吴国盛老师门下也受到了良好的科学通史和科学思想史训练。科学史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在博士阶段，我已经写作了一本专著，《科学可学吗？——科学文化史话》，预计在2014年7月之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但这部著作主要是写给一般读者的通俗读物，学术性还不够强，内容也不够丰富。在博士后阶段，我也希望沿着这一工作进行增补。

其它课题2：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

现象学—存在论风格的技术哲学研究一直是吴国盛老师的基本旨趣，我也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对这一学术传统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扬是我长期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其基本纲领、主张的梳理，另一方面是对于具体问题的应用研究。例如互联网问题和货币问题是我近期比较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