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22-01-21 第3版 读书)，题目改成了“另一重启发：从技术史中看见小人物的苦难”；在他们公众号也发了，题目是“这回谈谈，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苦难！”，在这里转帖。
我在清华开设技术通史课程，近几年也做了不少次面向公众的技术史专题讲座。这类课程或讲座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你讲的历史对我们有什么指导作用吗？特别是有信息技术背景的听众，他们更爱谈的是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当我表示要讲瓦特、爱迪生的时代时，他们关心的是：你应该会讲前几次工业革命对于现在科技创新的启发吧？
我的确希望从技术史中得到对理解当下的启发，这正是我研究技术史的初心之一。但是我所理解的“启发”，和许多听众所期待的不太一样。听众们往往聚焦于“创新”，在他们看来技术史无非就是创新史，或者说技术史中有意义的部分就只有不断创新这一件事情。在他们看来，当下我们面对的与技术发展有关的问题，主要也是如何促进创新的问题。我当然也关注“创新”，我还对创新模式的变革史做了一番解读，但其实这不是我最关心的内容。
事实上，我们能从历史中读出的，远不止是成功的经验，还有苦难的记忆和失败的教训。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哪怕是那些看似“成功”的宏大里程，剖开来看，其底色往往充满了无数普通人的苦难。
遗憾的是，技术史并不是例外——只包含高歌猛进的辉煌成就，而不关涉任何悲剧和苦难。如果我们没有从技术史中读到苦难，只是因为它们被光鲜的表面所遮盖了，就好比在古早的历史叙事中，只有最终胜出的帝王将相们被津津乐道，而百姓的苦难被完全无视了，或者只是被视作宏大功绩的衬托。
创新并不总是皆大欢喜的，所谓的工业革命并不比政治革命更加温柔，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下，同样掩埋着无数苦难。在技术创新的历程之下，那些激烈的冲突和惨重的代价，也能够为我们带来“启发”——不是启发我们如何创新，而是启发我们如何面对创新。
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的《技术陷阱》一书，就聚焦于那些被技术创新的车轮碾过的工人们，关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失败者”们。为的是“以史为鉴”，启发我们理解在当下人工智能革命的过程中正在或即将发生的事情。
这首先就是一本技术史的著作，中译本推荐词写道“300年历史的长时段剖析”，实际上弗雷跨越的时代更长，他是从农业革命写起的——和工业革命类似，农业革命在长时间看当然是伟大而美好的，但在当时的人们那里，生活质量反而是降低的。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历史不断前进但又不断回响。
弗雷指出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省力技术”的发展，这类以取代工人劳动而非增强工人能力为目的的技术在古代并不受到欢迎。而省力技术将会造成工人失业，但这其中又分为两种类型：“取代技术”与“使能技术”，“取代技术让工作和技能变得多余。相反地，使能技术会帮助人们更高效地完成已有的任务，或为劳动者创造全新的工作机会。”（第14页）。书写、机械钟、印刷术等，都是典型的“使能技术”，与其说它们减免了劳动不如说他们开辟了更多的劳动空间，使得更多更丰富的工作成为可能。而纯粹为了减免劳动的取代技术是不受欢迎的，直到18世纪英国的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下，取代技术的发展才得到了足够的支持。
而取代技术的全面发展的确为社会带来了苦难。正如恩格斯所观察到的，在工业革命早期，工业家们“依靠广大工薪阶层的苦难而变得富有”（第134页）。在19世纪的前40年中，相比于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考虑到他们的劳动强度和生活质量的恶化，工人并没有从工业化中得到好处。不过在1840年之后，情况开始好转了，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率。弗雷认为，这一方面归功于新兴工厂“使能”效应逐渐显露，另一方面依赖于教育的普及，最终使得学会更多技能的人能够找到更多的工作。当然，19世纪初遭受苦难的人并没有享受到这些新机会。
能够用高强度的工作换来低廉工资的工人们也许不是最受苦的，在当时的人看来，一个贫困人家的儿童能够在纺织厂找到一份每天18个小时的工作，也许还算得上是“福报”呢。甚至一些发明家会以“为妇女和儿童创造就业机会”来为机器造成技术工人的失业作辩护（第104页）。而更多的成年工人失业了，他们找不到生计，也看不到希望，即便他们能够预知50年后工业时代的繁荣又能怎样呢？更何况他们从机器的进步中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的技术通史课讲到工业革命时，总会提及童工泛滥和卢德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初期，越来越多工匠的工作被机器取代，而看管机器的工作只需要很少的人员，他们也不需要熟练的技能，因此儿童就可以胜任。结果是大量壮年劳动力面临失业，其中一部分把矛头指向了夺走他们工作的机器，这就形成了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
讲完这一段后，有学生提问：那些失业者最后去哪了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很多人读完这段历史之后，就不再关心这些人的命运了，他们被视作革命中的阵痛而被一笔带过了。在宏大叙事中，工业化很快就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语境来看，所谓的“短期阵痛”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甚至几代人的事情。当然，新技术也在不断创造新工作岗位，但一方面他们未必等得到新岗位的出现，另一方面他们相比更年轻的一代人也缺乏适应新岗位的技能。而且他们往往早已在农村失去了土地，所以失业的归宿就是拾荒或流浪，落魄终老，不过通常他们的寿命到不了老年。
弗雷说道：“有三代英国工人的境况随着技术创造力的迅猛发展而变糟。那些失败者并没有活到今天见证这种巨大的繁荣。卢德主义者们是对的，但是后人们仍可以庆幸他们没能如愿以偿。”（第iv页）
为什么要关心这些牺牲者？首先当然是出于同情——这些人本身并没有犯错，他们勤勤恳恳工作但突然失去了一切，而且看不到扭转命运的希望，我们当然应该同情他们，而且我们也随时可能成为这样的牺牲者；其次，我们应当把人性至于技术之上——我们之所以歌颂进步和创新，是因为科技能够为人类带来福祉。如果科技越进步，人类越苦难，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无条件地支持创新呢？
以上的理由或许只是一些“大道理”，冷血无情的政治家们或许并不感冒。但即便是政治家也不能忽视卢德主义者们的政治力量。如果技术进步的牺牲者的诉求始终无法解决，他们可能会投靠更激进的方案。例如弗雷指出，在1933年失业率高企的德国，帮助纳粹党赢的选票的许诺之一就是对机器的限制：“再也不会出现工人被机器取代的情况了”（第13页）。另外，弗雷认为，最近日益显著的政治两极化、民粹主义的兴起、特朗普受到白人工人阶级的拥戴（第285页）、甚至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对中国的敌视，这些现象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有关。我们当代人面对的处境其实与卢德主义者相似，只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历史已经为技术的意义做了背书，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不再把怨恨指向机器本身，所以不得不树立其它的靶子——美国工人认为是全球化或中国抢了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工人则可能把敌意指向资本家或美国。
正如卢德主义者最终失败了，当代社会的撕裂和冲突或许也迟早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消解，但问题是，这是如何可能的？我们需要为此做哪些努力？这方面，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启示。
在弗雷看来，19世纪后半叶开始由美国主导的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扭转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面貌，一方面为普通人创造了大量新工作，另一方面也让工业化的产品进入千家万户，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从而化解了人们对技术的敌意。从1870年代到1970年代，特别是20世纪的前70年，被弗雷称作“最伟大的平衡时期”（第208页），所有人的收入都在上涨，而且贫富差距趋于减少。
弗雷认同其他经济史家的观点，把这一“大平衡”主要归功于“技术和教育之间的竞赛”（第216页）。当然，他没有排除其它诸多因素，例如工会的发展、宏观政策的变化、技术本身的发展等等，但他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而到了1970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逆转，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不平等趋于加剧。在作者看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计算机支持下的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弗雷强调，“我们必须把自动化时代与机械化时代区分开来”（第228页）“计算机革命不是20世纪机械化革命的延续，而是对它的颠覆。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恰恰淘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创造的机器操作员这一岗位。曾经被拉进批量生产行业中从事有着体面薪水的工作的工人现在被推出去了。”（第229页）。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最终被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平衡，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自动化）是否也能够被第四次工业革命（诸如人工智能技术）平衡呢？局势未必如此乐观，事实上，许多人工智能技术似乎趋向于“取代”而非“使能”。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而是需要主动应对自动化时代的挑战。以史为鉴，弗雷开出了若干药方，包括教育、再培训、保险、税收政策等具体领域。
关于弗雷的具体论断和具体政策建议，我并不全盘认同。例如，我认为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的崩溃为标志，现代的信用货币和金融体系是导致70年代后贫富分化加剧的关键因素，而弗雷丝毫没有提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对金融因素也只是一笔带过，认为金融政策只能解释前1%的富人而无法解释中产阶级的境遇（第226页），但今天美国前1%富豪的财富已经超过中产阶级的总和，这1%又怎可能与中产阶级的处境无关呢？
但无论如何，弗雷给出的视野是宽阔而富有启发的，他充分地展示了技术史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