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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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出乎预料的情况促使我创作了这本书。2001年5月，我为《星期日时报》写了一篇题为“如今大学起什么作用？”的文章，谈到我对英国大学的发展方向的若干忧虑。这篇文章集中探讨了当今校园中学术刺激与挑战的相对缺失。我讲述了大学生告诉我的一些故事，他们对他们的大学生涯深感厌倦；我指出，许多时候，学生们可以在大学里呆上一年而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位大学高级管理者发来的愤怒的电子邮件。读了开头怒气冲冲的几行后，我以为他会指责我捏造事实，谎称大学生可以呆上一年而没读一本书——然而，这并不是他反驳的焦点。他对大学生远离书籍世界并没有意见；相反，他气愤地是我竟然傲慢地认定书籍应该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优先地位。他抱怨说：“文章的语气显示，如果任何一门课程中，学生没有读‘整本书’，你就会认为这门课没有严格要求。”就他而言，书籍成了当今大学生可读可不读的额外资源。////——情况确实如此，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学生可以一本书都不读而在大学中混日子，更是在于这种现象不再被视为羞耻。这本书适合那些还保留着些许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尊的人们阅读，而对于一个完全皈依了媚俗文化的现代人而言，这本书的观点一定会被视为精英主义的狂妄自大、脱离现实、自以为是而对之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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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教育、艺术和文化的庸人态度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一些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马修·阿诺德、尼采、歌德、马克思——已经感觉到了市场这一客观力量是如何影响艺术和文学的发展的。然而，今天，庸人主义的影响并非来自经济社会所要求的实用主义做法。庸人主义的影响并非只从外部指向教育和文化，它们也在政策制定这一最高层面被制度化了。现在出现了新兴的大学经理人、博物馆和画廊经理人，以及“知识”企业家，他们对文化和思想内容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用文化去达成与其内容远不相干的目标。

第4页 ……在现代历史上，正是对真理的这一狂热追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
不幸的是，当代文化认为真理只配在小说中出现，而不是智力追求的对象。它不断声称并没有真理这类东西。代替真理的，是人们被敦促去接受不同的观点，认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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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文化权威都声称代表着真理，这是他们的祭出。如今，这种观点往往受到怀疑。事实上，这类说法不断被抨击为精英主义论调，对卓越和更高水准的渴望被贬斥为黄金时代的愚蠢哀悼。精英主义曾经意味着通过自觉地贬低民众来证明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垄断是合理的，现在则被重新定义为将文化的某些方面放在其他方面之上。让人吃惊的是，这里观点往往影响了几乎所有观念。并非只有所谓的文化左派排斥客观只是——文化精英们自己也不愿意肯定任何超验的文化价值和真理。文化精英们不是去捍卫自己的权威，反而似乎更愿意显得联系现实、容易接近，以及与流行观念保持联系。

////——作者指出，对“学者追求真理”这一传统信念的蔑视体现了我们时代的风气，而相对主义对真理的蔑视导致了高雅与低俗区分的崩溃，导致了知识分子独特地位和其尊严的丧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这正是我希望和极端的相对主义划清界限的重要原因。不过与作者不同，我相信在坚持多元主义的同时仍然可以坚守学者的高贵——学者的高贵之处不在于他们掌握知识，而在于他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没有人可以霸占对真理的解释，但这一点绝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关于真理都有同等深度的理解。学者理应“居高临下”——关于某些问题，学者们有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思考，经历了更多的辩论和反思，形成了系统的、成熟确定的观点，他们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岂能与一些从未对这些问题有过认真的思考，只有一些暧昧不明的、情绪化的意见的人们相平等呢？对人类认知能力的谦卑是必要的，没有人能掌握终极的真理，但这绝不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放弃对真理的寻求，恰恰相反，谦卑的态度——“自知其无知”——正应该激发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向往和追求。正是因为绝对真理永远无法达到，它才成了一个无比崇高的目标——任何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也就是一个世俗的、功利的目标，学者和艺术家之所以高贵恰恰在于他们追求的是永远不可达到的东西——永恒、至真、至善、至美……多元主义对于真理有超越任何视角和立场的、普遍的标准的否定恰恰是对真理作为一个超然的追求的肯定。在我看来，文化精英捍卫自己的“权威”倒大可不必，但必须捍卫的是自己的尊贵——学者从来都不应该迎合大众和时尚，这并不表示学者要远离现实世界，事实上，学者理应与现实世界发生最激烈的接触，这种接触更应该体现为学者总是时代潮流下的驻足者、反思者和批判者，而并不是奉迎者和礼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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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对客观知识的怀疑态度与一种广为传播的看法同时存在，即我们生活在知识社会，这个社会里常说的是“知识就是力量”。////——确实，当知识自身的价值与标准都失去了之后，“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变为“力量就是知识”，力量成了知识的价值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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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知识转变为产品，也就剥除了它一切内在的价值和意义；而由知识经济的上认沿街叫卖得知是，事实上是知识的世俗化漫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缺少了与真理得联系，知识也就失去了其内在含义。它成了一种抽象的观点，更可能被传播而不是被珍视，可以在其最世俗化的形式中被回收利用。
当知识被当作产品的时候，它与它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根源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联想到前一段时间我谈到的商品的价值与价格的颠倒，在资本主义下，商品本身的内在的价值被剥夺了，价格反过来决定价值，而价格只与消费者的口味有关，而与劳动毫无关系。类似地，知识经济下的知识被剥夺了一切内在的价值，而只是由其对社会的作用来衡量其价值，因此，现代人貌似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视知识，但人们重视的其实不再是知识本身，而只是知识所带来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知识“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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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惯常认为的无知的平民化庸人对知识分子角色持怀疑态度，许多知识分子坚称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确实，明显地，在我的身边，坚称自己没什么特殊之处的大学生甚至大学教授越来越多，他们唯恐人们将他们视作“精英”，“精英”一词几乎成为一个有辱人格的骂人用语了。一个大学生、一个学者或教授，真的应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没有特殊之处”而自豪吗？作为一名大学生理应完成的阅读、学习和思考难道不足以令我们与众不同吗？一种精神贵族式的自我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各行各业的蔑视，事实上，哪一个职业的人不是“特殊”的呢？哪一个为自己职业投入毕生热情地人不是高贵的呢？军人、工人、农民、医生……每一个职业都是特殊的，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是值得骄傲的，为什么唯独知识分子要对自己的“特殊性”如此讳莫如深呢？这或许是因为，即便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开始认为自己是可有可无的一群人了，现代社会只需要知识（知识在教材中、数据库中、在民众的生活中），而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或许世界不能一天缺少农民，但少了知识分子似乎就没什么大不了了——知识分子不但是否定了自身的独特性，更是把自身存在的价值给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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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智这一比喻之所以准确地抓住了我们时代的脉搏，其原因与当今的文化、艺术和教育水准没有什么关系。弱智化是由若干强大的力量推动的，这些力量把知识和文化仅仅当作实现更大、更高的目标的手段。这是对工具主义的教条信奉。这一取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市场需求、经济算计和以思想或艺术本身为目的的追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超功利的学术与功利的社会取向之间的张力古已有之，没有世俗也就没有超然。大众总是倾向于功利的，这也是精英文化始终与大众文化保持区别的一大因素，但现在的问题是，大众文化做了主人，而精英则丧失了话语权和影响力。超功利的理想主义也再也不受到尊重——在过去，一个追逐功利的人仍可能认同那些超然于世俗欲望的人为高尚者；但在现代，连一点礼节性的尊重也消失殆尽，超然于世俗欲望的人更多地会被认为是幼稚的、傻的、无知的、跟不上时代的、自以为是的、精神异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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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无法赋予学术和艺术作品以意义，这也加速了这一工具主义取向的胜利。因此虽然我们仍在创作着优秀的艺术作品和书籍，我们发现很难根据它们自身来评价它们。
为什么工具主义胜利就会导致弱智？假如我们不能因艺术和文化成就本身而重视它们，就很难区分出它们的高下。自称优秀即便不显得虚假，也会显得谋求个人的私利，常常被贬斥为精英们保护自己特权的可鄙企图。这就是“标准”这个词具有了特权和精英主义内涵的原因所在——以致在许多情况下，坚持维护特殊的标准被认为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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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尔滕纳姆文学节上，特莎·布莱克斯顿男爵夫人发表了她作为英国艺术大臣的第一次演讲，她问道：“艺术能不能不只是轻浮的、琐碎的、不切实际的？”她的回答是可以，但是只有当它们被用于审美之外的目的的时候。在布莱克斯顿看来，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显然提高了就业能力，消除了不平等，有助于防止犯罪。她补充说：“（我并）不怀疑艺术有助于改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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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坚持优秀标准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做法，将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文化机构之外。这一悲观主义的结论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公众缺少条件，来从那种有较高要求的文化和教育经历中获益，因此，它提出不得不改变标准和要求，以方便广泛的参与。对公众能力的这回总怀疑态度鼓励了对择优选才观的敌对情绪。

第19~20页
当然，英才教育理想在现实中很少实现。学术和文化生活中充斥着歧视和不平等。虽然许多公开的歧视已经消失，我们还远没有进入人人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大同世界。生来的运气仍然在决定人们的人生际遇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是未能实现英才教育理想，就意味着对此的反对吗？或者它是否如我所相信的，意味着要求反思出了什么问题，以便制定能够消除障碍的政策，这些障碍阻碍着人们运用能力？那些批评学术和文化生活中的英才教育的人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人们不要把自己视为失败者，……

/////——关于教育问题，我的感想与作者相似。早前我也多次表达过对当前教育改革趋势的反感。当前教育改革者的思路是通过降低要求、通过抹平差异来达到“平等”，孩子们似乎都成了一碰就碎的玻璃娃娃，因为唯恐那些能力并不冒尖的学生受到什么刺激，于是必须取消尖子班、取消重点中学。人们对精英教育深恶痛绝，取而代之的则是庸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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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对当代教育和文化政治的反民主根基和保护主义根基同时提出质疑。这里政治不仅抑制学术和文化的创造力，也把公众当作儿童，降低对他们的要求。任何尝试，只要能使大众有机会参与思想探索，我都会热烈赞成。但我强烈反对那种喂给大众容易消化的知识和文化的家长式的做法。将包容和参与本身作为目的没有一点意义。讨好大众——无论他们是中小学生、大学生，还是博物馆里的观众——不过是服务于社会改造的需要。本书的观点是，真正地扩大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是向民众提供社会所能给出的最高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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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知识分子一样感觉和行动，至少需要在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惯例和压力保持距离。艾尔曼注意到，“一个人的脑力劳动越是受外部力量、法则、常规、审查者的控制，就越少感觉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之所以渴望意志自由，正是因为明白思想不可能按照时间表或者特定机构的指令而发展。一般认为，一定程度的超然对获得观点和创造性至关重要。

第68~69页
在美国，政治话语的水准确实是为成人设计的，他们被视为只有儿童的思维能力。《普林斯顿评论》中刊载的一份对总统竞选的令人不安的研究，分析了若干次竞选的文字记录：戈尔—布什的竞选，1992年克林顿—布什—佩洛的竞选，1960年肯尼迪—尼克松的竞选，1858年林肯—道格拉斯的竞选。它用标准词汇测试来详细检查这些文字记录，以显示一个读者要读懂每一文本所需要的最低教育程度。根据分析，在2000年的竞选中，布什所用的词汇的级别是6级（6.7），戈尔是7级中较高的（7.9）。在1992年，克林顿达到7级水准（7.6），布什总算达到6级（6.8），佩洛也是如此（6.3）。他们的成绩与肯尼迪—尼克松的交锋相比就很可怜，这两个竞选候选人所用的语言都相当于10级。反过来，他们的成绩如果和亚伯拉罕·林肯于死地芬·道格拉斯相比就显得弱智了，后两人的成绩分别是11.2和12.0。无疑，今天的一部分文化精英会把19世纪以来演讲水平的下降，解释为总的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用今天的政治话语说，乔治·布什的6级语言显然比亚伯拉罕·林肯的更“包容”、更少“精英化”。但是这一包容的语言表明了对待公众的一种普遍倾向，即仿佛他们无法理解可以用来测验一个早熟的10岁儿童的思维能力的争论。////——显然，这样一种对民众的“重视”决不是“尊重”。真正的民主决不是仅仅是“重视”民众，仅仅让更多的民众在名义上参与政治就算是民主了，民主要求尊重民众，而不是以哄小孩的方式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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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评论家妒忌地注意到，在真人秀《老大哥》中为自己喜爱的人物投票的年轻人，要多过在选举中投票的年轻人。事实上，常有人建议认为政治家可以从这档节目中学到重要的东西。在一份汉萨学会发表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报告中，它的作者，牛津大学教师斯蒂芬·科尔曼断言，政客需要找到有趣的使用科技的方式，以便使民众在看待政治进程的方式上有更大的控制权。科尔曼指出，“要想将政治民主从它当前的文化贫民窟中解放出来，需要一种双向问责制的新理念，对新的人机互动技术的创造性的和有吸引力的运用。”这一技术解决的思想暗示着人机对话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参与和政治介入。根据这种看法，儿童最容易介入——他们总是希望就他们喜爱的足球明星或流行歌星发表意见。难怪众多的英国宣传团体发起运动，要求把最低选举年龄降至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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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布尔迪厄和格雷厄姆都承认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最终都不得不创造那些对更大的社会有价值的思想和作品。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外部压力的要求下，或者作为对外部压力的回应而创造的，而是通过内部的动力和外部的特定文化场的相互作用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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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文化和教育机构内部达成了几乎没有异议的共识，那就是进入和社会包容英国成为文化机构的核心使命。在大会上，政府官员和管理者照例要求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将包容置于它们活动的核心。那些涉足教育或文化产业的人，总是夸口说他们成功地根除了他们机构中一切妨碍参与的障碍。他们所说的障碍不仅是影响残疾人进入的物质障碍，或者可能使贫穷者不愿买票进入的金钱支出，而是参加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人面临的智力挑战。一则关于旧金山市博物馆互动活动的评论说，“它们曾一度被称为博物馆，现在它们更像游乐园。”////——针对民众的知识普及是必要的，适度的通俗化是可取的，但通俗不能媚俗，通俗的要求是希望民众能够理解，而不是希望民众能够“喜欢”。

第133~134页
这类举措常常被描绘为反映了向更民主的文化态度的转变。它们是要增加“参与”、“扩大进入”、“使社区获得权力”、“拆除障碍”，以及使民众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声音”。然而，这俄举措与民主化进程毫无关系。那些选择更民主的立场的规划所追求的，是教育公众，以提高他们对新的和挑战性的遭遇的理解能力。相反，这些措施希望的是通过消除这类挑战性的遭遇来扩大参与，努力防止公众因这些挑战而气馁。就如乔西·阿普尔顿提出的，“当新的文化精英们谈论拆除文化障碍的时候，事实上，这意味着巴文化经验缩减到当下的、情感性的方面。”她补充说：“深思和判断被认为是孤芳自赏的，因为它隔断联系，把公众拒之门外。”

第140页
缺乏对精英所具有的权威性的肯定，精英们发现很难建立起对自己使命的确信。他们没有任何强大的信仰，因此在什么应受重视、什么应被拒绝的问题上，愿意协商通融。通过宣布没有任何信仰可以声称垄断了真理，他们试图克服他们自身的信仰危机所带来的困境。这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精英如此容易受到文化相对注意的影响。他们远离了使命感，缺乏对首字母大写的真理的清晰认识，这鼓励了对待价值和真理的一种易变的态度。通过在所有过去的价值和机构上都加上问号，精英们回避必须对社会应该重视和支持什么信仰和实践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的要求。他们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供承认和肯定。包容和肯定的平民主义政策帮助精英们逃避回答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许多问题确实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这并不构成学者逃避坚持自己立场的借口。正是因为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学者的永无止境的思考和批判才如此重要。退一步讲，学者即便不以判断答案者自居，也应该以揭露和梳理“问题”为使命。

第142页
奉承民众使文化精英可以逃避扮演他们在公众面前的传统角色。既然民众显然具有极大的创造力，他们的普通生活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洞见，精英们承担起启蒙大众的重任就毫无意义、傲慢自大了。文化精英的职责不是去培养公众的头脑，而是变成了对它的批准和赞颂。认可政策使统治集团得以制造出与民众的接触点，同时得以避免面对他们的合法性危机。

第145~146页
公众的文化潜力变得琐碎平庸，这对学术思想的未来发展有重要的潜在影响。知识分子需要睿智的公众，艺术家需要参与进来的批评性观众，不幸的是，文化媚俗政治很少能够激发人们起来应对困境。结果，社会的创造性能量浪费在制造和回应对认可的需要上。那些坚持走上真正的思想发现之旅的人，冒着被贴上精英主义和脱离现实的标签的危险。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写道：“我越来越确信，要想成为任何形式的公共知识分子评论家或斗士，一个人都必须不惧怕被指责为精英主义。”

第146页 在一个文化儿童化的时代，把民众当作大人对待，已经成为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之一。

2007年1月28日16时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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