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烹饪有何关系？——技术之一与多

上一篇提到吴老师的一个核心质疑，即认为科学是单一的，技术是多元的。当时他举了一个例子：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分支毕竟许诺了最终可以还原到一个统一的基础，因此它们的历史发展也互相联系，然而各种技术之间，诸如手机与烹饪技术之间，有何关联？如果各种具体技术是互相独立的，那么它们在历史中的统一性从何而来？

我当时有一个简短的回应：各门技术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生活”是统一的。而且我也举了例子，说明手机与烹饪的确有关系，例如现在智能手机用得越多的人群中，自己做饭的往往就越少。在线订餐已经改变了御宅族和公司白领的吃饭方式。

当时已经快下课了，我也不好说太多，在这里正好继续补充。首先吴老师以科学理论内部所许诺的可还原性，来解释科学在历史中的统一性，这种观点是比较陈旧的。库恩及之后的SSK已经打破了这种观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延伸出的一个基本洞见就是，科学共同体之统一性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由“范式”而不是某些理论内容维系的。科学的可还原性只是科学理论之内的一个教条，但实际的历史的统一性方面，这类许诺并无作用。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许诺了同一个上帝，但它们的历史发展是趋于分裂而不是走向统一。科学史的发展之所以走向统一，并不是依靠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共同信条，相反，共同信条倒是历史的产物。

其实相关的争论在几年前的庐山会议上已经有过，当时是吴老师质疑张祥龙老师对库恩的解读：当时吴老师反对张老师对“前规则性”的强调，他认为一致性不仅仅包括遵守规则，但遵守规则是一种最简单的实现方式，但是在张老师（以及我）看来，库恩理论并不是在规则性之外补充了一点点，而是整个反对把统一性维系于规则性的观点，正是认为前规则的“范式”要比确定的规则更加源始。

这种源始的前规则的一致性奠基于何处？当时张老师提出的独特解释是：奠基于“家族”，家族生活提供出统一的范式。我的方向其实和张老师是一致的，但我不想那么刻意去强调“家族”，而是在一般意义上强调“生活”，技术环境要比家族环境更加基本。我认为是技术环境提供了让科学获得统一性的前规则的范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把库恩的范式理论直接应用于技术史，因为这同时也是以技术范式来诠释库恩的理论。

张老师强调的家族范式显然是有多元层次结构的，三口之家有其统一性，祖辈和亲戚构成的大家庭也有其统一性，更大的宗族和社群都有相应的统一性，乃至于族群、民族、邦国等，在不同层次上都可能建立相应程度的一致性。我所说的技术环境当然也是多元的。库恩讲的科学范式也具有类似的多元结构。因此库恩所谈的“科学革命”是复数的，在每一个细小的领域内，只要有相应的统一的共同体，也就是有某种一致的范式存在，就可能发生“革命”。吴老师认为库恩的贡献只在于讲清楚了“那一场”科学革命，只是把科学讲成了“二”而不是“多”，这无疑是对库恩的极大曲解。的确，近几十年来库恩遭遇了许多批评，我的技术史理论如果要延用库恩，那也将面对同样的批评，但我觉得这正是有意义的。库恩的贡献在极大程度上都被这样曲解了——也许库恩自己在晚年的退缩也是“丢帅保车”，而我通过把库恩引入技术史，能够把库恩最重要的贡献打捞回来。

简言之，科学的统一性就是科学共同体的一致性，科学共同体的一致性由“范式”维系，“范式”是前理论、前规则的，是在实践中，在生活中，耳濡目染、照模学样的范例。范式不是教人信奉哪些教条或承认哪些规则，而是教人怎么做。

上面的是库恩的洞见，而下面的延伸就是库恩尚未说清的：“范式”是一个“东西”吗？它显然不是某套教条，但它是某个具体的人吗？在我看来，范式不单是前规则的，而且是前对象的，范式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尽管在许多情境下，一个言传身教带你入行的“老师傅”就是你得以进入共同体所依循的“范式”，但一般来说，“情境”本身才是范式。

“范式”一词来源于语法上的词形变化表，库恩用它来阐释，要学会一门语言，不是靠记忆确定的规则，而是靠能够实际运用。但掌握一套具体的范例、例句也是不够的，归根结底学会一门语言需要的就是进入“语境”。

老师傅是环境的一部分，同行是环境的一部分，明文的规则也是环境的一部分，物质条件和技术器具也是环境的一部分。是这些东西共同在引导你、约束你“怎么做”。

“范式”就是“环境”。如何进入一个科学共同体，和如何学会一门技术是一样的，就是要能够顺从范式，或者说适应环境。

整个科学可以视为一门技术或一系列技术，比如说认识自然的技术，计算和预测的技术等等。无论把技术定义为“合目的的手段”，还是“可学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科学看作技术。所以简单地把科学与技术对立比较，是不相称的，把科学与另一门或一系列技术相比较才是对称的，例如，拿科学与“烹饪技术”相比，再来看哪一方更单一，哪一方更多元。

“烹饪技术”是“一”还是“多”？从器物层面来说，“手机”似乎是一种东西，而烹饪技术包含锅碗瓢盆等等很多东西。但仔细想来，其实“手机”也不只是一种东西，大哥大和iPhone在物理形态上的差别，也许比锅和碗之间的差别还要大。手机也是“多”，“烹饪技术”也是“多”，甚至“锅”也是“多”，“碗”也是“多”，有铁锅铜锅不粘锅，有煎锅炒锅火锅……

那么，在那么“多”技术中，“一”又是怎么出来的呢？例如吴老师所说的“烹饪技术”就是“一个”词儿，指的是“一”类技术，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来，与“手机”之类的其它技术相并列的“单元”。这个单元是如何被划分出来的呢？

顾名思义，“烹饪技术”的统一性是由“烹饪”这一活动维系的。烹饪是一种实践活动，它与买菜、吃饭等其它活动相互关联，与菜场、厨房、冰箱、餐桌、食堂、自来水、天然气等等其它技术器物相关联。只有在一个相互分环勾连的意蕴整体中，在包含从买菜到吃饭等一系列环节的生活环境中，烹饪这一生活环节才得以界定，进而“烹饪技术”所指称的一系列技术器物才得以界定。

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在世界之中”。没有一种活动或一个器物之“一”，是现成固定就矗立在那里的，每一个存在者都是作为意蕴世界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每一个技术器物都在相应的生活语境中，“作为”某种技术（例如作为烹饪技术）而显示自身。

而世界之为世界，并不是先有一个又一个孤立的事物，然后集合起来，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体的世界。生活世界之整体性是在先的，而通过人的“居间的”“去远和定向”，或者说“去媒介—插入媒介”的活动，才界定出各种事物之边界。语词或事物之“一”奠基于生活之“一”，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或者说每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都揭示出一类与之相关的事物。

而生活中的“一”是如何可能的呢？这又反过来取决于“记忆”——一种生活如果是可“再现”的，才能够被辨认为“一”，生活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可以在记忆中再现的一个片段或一个单元。而技术物作为“第三记忆”，反过来又制定着记忆的形式。每一种技术都提供了一种记忆形式，通过一种技术，我们可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再现某一种生活片段。

这是一种“循环”——生活之“一”规定了技术之“一”，而技术之“一”塑造着生活之“一”。

我对吴老师说技术之所以统一是因为生活是统一的，这不是一个临时的遁词，而就是我的基本主张。生活的统一性包含有多元的结构，例如家庭与学校，吃饭与工作，娱乐与社交……生活有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环节，但所有这些环节归根结底都是互相关联的。这种意义上的“可还原性”比现代还原论科学的可还原性要根本得多。不同的生活环节最终并不是还原到某个规则或对象，而是还原到整个我们被抛入其中的生活世界，还原到所谓的“命运”，或者说我们的历史境遇。

智能手机的发展影响到烹饪技术的实践方式，这一点都不奇怪。再想想几十年前的“大锅饭”，“大锅饭”也是一种烹饪技术，但它竟成了整个社会制度乃至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只有当我们用孤立化、现成化的眼光去分析某一特定的技术活动，才会难以理解技术之间的普遍联系。

所以说，技术史不但与科学史一样，具有统一性，而且技术的统一性在存在论上更加源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