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随笔
缘起
趁着暑假机会难得，除了要抓紧学习和娱乐外，我也有了充裕而连贯的空闲时间来读书和思考，到了开学就要更忙。于是，我便把这段时间的思想记录下来，一是供自己日后回味；二是可以备下来以后当随笔交作业；三是可以作为一种“思想汇报”让党组织对我更多地了解。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绝不保守做作、刻意修饰。
一、 乞丐
上学期有一个英语作业为“看图写作”，情节大致如下：两个小孩在街上遇见一个衣杉褴褛的乞丐，一个孩子没有理会而另一个给了钱，一转身乞丐摘下了化妆，原来是位演员；两个孩子都被请进了演播室，没给钱的孩子一脸不好意思，给钱的孩子受到嘉奖。
这个要我们写的故事似乎显示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给乞丐钱就是有同情心、有爱心，是好孩子。
我并没有按照出题人的思路去写作，因为我并不认同那样一种价值取向。
自孙志刚一案激起全社会激烈反响之后，施行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终被废止。虽然这项改革显得有些被动，却不失为亡羊补牢，表现了新一届政府在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方面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决心。但我在网上听人说：“办法”废止后，上海街头的乞丐变多了。
没有实践去感受，原是不大相信的。且不说上学时乘地铁约十分一的概率会遇到一次，且以我几天前出去买书为例：我从浦东心灵电脑城转到东方书城，再由对马路转到第一八佰伴，再回头穿过张杨路到对面车站，这样兜了一圈，没有走重复的路，路程大概和绕二附中内环线一圈差不多。就这样一段路上，我竟遇上老少男女各式乞丐十四人次之多！
这些人中，女的披头散发，口中呜哩呜啦地念着苦经冲你伸着手；男的横趴在路边浑身哆嗦，身旁放着破碗；小男孩追着行人拉拉扯扯；小女孩动不动给你下跪……
我知道，别看他们样子可怜，可赚钱的本事可大了。7月14日《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说上海乞丐运气好的能“每天进账二百元”！这并不是天方夜谭的：看看八佰伴附近如此高的人流量，只要一百人中有－两个肯给钱，一天下来少说也能有几十块了，难怪这芝麻大的一小块地方就能吸引了十多个乞丐！
行乞对乞丐来说是一个新的、稳赚不赔的谋生方式甚至赚钱手段？对路人而言是对你爱心的一种检验？对上海来讲是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不对，行乞对乞丐来说是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来换取不劳而获的可耻行为；对路人来说是对其心情和食欲的一种考验；对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而言乃是令人头痛的一大顽疾。
外地旅客、海外游客来到上海，我们上海犯罪率是多少；黄、赌、毒抓得如何；反腐倡廉做得怎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不能直接地感受到的，但你们城市社会救济工作的好坏则是到大街上走走就能有深刻印象。且乞丐这一“职业”与一般的非法职业不同，不但不怕“见光”，反而专找游人众多的地方“工作”。因此，行乞虽算不上违法犯罪，但其对城市形象的损害是尤为严重的！
当然，虽说有许多乞丐是徒有健全的双手而懒于劳动，靠演技和出卖尊严来作为以逸待劳的生财之道的，但毕竟也是有真正迫于生存压力，迫不得已才流落街头的。对乞丐泛滥的现象不能全怪到乞丐头上，关键还是社会的问题：
首先是政府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和采取妥当的办法，制定“收容遣送办法”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废止原“办法”、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对流浪乞讨人员，首先是不能放任不管，而要管制与救济相结合：管制太严，孙志刚的惨剧可能不断重演，而救济过多可能形成“花钱养懒汉”的局势。具体把握的度当然是政府相关机构的事情了。
同时，乞丐问题难以解决更和整个社会群众的态度有关。回到开头，从英语书上这个看图作文可以看出这种有害的价值取向——给乞丐钱是行善积德，不给钱是冷漠无情。但要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与万恶的旧社会不同，党和政府不会坐视流浪者饿死街头，虽然有些政策还不完善，但国家毕竟制定了许多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的办法。我们应该相信政府，政府有能力安置那些乞丐——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条件安置流浪者，而是大多数流浪者不愿放下行乞这少劳多得的职业。
据我从媒体上的了解，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改造完成的救助站中，收留的绝大部分都是衣冠整齐、体格健全的青壮年求业者，几乎没有一个乞讨人员；而据专家解释，“职业”的乞讨者若“生活有着”也并不属于救助的对象。
我看到现在许多人也都公开地呼吁大家不要施舍乞丐，配合政府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救济政策的改革尝试，这与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乞丐只有讨不到钱时才会“生活无着”，才会主动去寻求“救助”。有同情心固然是好，但若是把爱心给予真正需要关怀的人，用在对他人、对国家真正有益的地方，那就更好了。
二、 “三个代表”
最近，关于党史、党建、理论方面的书籍看了不少，如《十六大以后——关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中共党史读本》、《2003“两会”文件汇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若干问题》、《论“三个代表”》、《十六大修改党章》等。当然，这么多书我并不是逐字逐句全都读的，其中第一本是非常耐读的，但其余确是挺枯燥的，其中有几本是作为我读历史书籍间隙时通读的，另一些是作为我用以理论求证的工具书，有选择地读了部分篇目。
首先要说，我向来都是党和政府最坚定的拥护者，对目前党和政府在国际国内各类事务上的作为我都是由衷地赞同和欣赏的。不过我以为，越是疏远的人越会互相赞美和恭维，只有亲近的人才会去向对方指出问题。在国际上我们要大力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群众中我们要坚决维护党的威信，但若仅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间内部交流的话，就没必要写太多赞美的话了。
1．“重要”
“三个代表”思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她的提出，正逢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就是返璞归真，巩固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立党执政的基石，以使党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仍始终立于不败。“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就是“务实”。
但在“三个代表”思想的宣传、贯彻方面还是渗入一股很浓的浮夸之风。
几年前看到一个故事，令我至今难忘：周总理一次视察某报社，见修订中的报纸头版标题“……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周总理马上要求删去“重要”二字，讲了一番令人深思的道理。由于过了太长时间，故事的具体细节我都忘了，大致意思是不会错的。很简单的道理：讲话便是讲话，重不重要是看讲话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看讲话的人是谁，内容重要的，看的人自然会重视。如果自总理来作榜样，动不动就加上“重要”，上行下效，条条都“重要”，不但突不出“重要”，反而造成自上而下一片浮气。
而现在呢？翻一翻报纸，听一听新闻，那些个讲话、批示、文件、报告、指示……又有哪一个前头没有加上“重要”两字呢？
我并没有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起初也没有——他提的是“三个代表”“要求”——我考查的是《论“三个代表”》中从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到“三个代表”到2001年7月1日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时的讲话，其中只是提“三个代表”的“要求”而未提到“思想”，但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已改称“重要思想”了。现在见诸报刊、书籍的，是铺天盖地的“重要”思想。
这还算不上什么问题，毕竟是用于宣传嘛，多些强调也是应该的，不过，最令人遗憾的是：“重要”终于进了《党章》：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二自然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老祖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理论源泉，马克思突破了之前所有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而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并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等第一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者唤醒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的成就不只是建立了第一社会主义政权，在理论方面，列宁摆脱“第二国际”的教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反对依赖“和平演变”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在建立政权后解决了马克思尚未涉及的诸多具体实践上的困难，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列宁等一代人将国际共运推上了高潮，将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推至实践的新阶段。
毛泽东是带领中华民族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在夺取政权的革命中，他并没有照搬苏联革命的理论模式，反对苏联“老大哥”只依靠城市工人的革命方法，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策略，成功地解放了旧中国。建国后，他不仅敢与“美帝”对立，也敢于反对“苏修”，在两强鼎立的冷战时期仍然坚持独立自主，不作大国的附庸。毛泽东思想是中国自主自立的保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腾飞，邓小平等新一代党的领导人拨乱反正，重新阐明社会主义的意义，及时转移了党的工作中心，理论上解放思想，实践中改革开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综上可见，无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其共同的特点便是：该理论或思想的诞生不仅是之前理论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飞跃式的、革命性的，总是突破了当时原有理论的某些局限，因此这几条理论和思想的形成都可称作“划时代”的创新。
而为什么不称马克思列宁“重要主义”、毛泽东“重要思想”、邓小平“重要理论”，而“三个代表”却得加上“重要”，想必也不仅仅只有对语言通顺方面的考量吧。
我以为，与前几位的主义、思想、理论相比，“三个代表”思想只能算“继承、发展”而不能算“创新、革命”；只能算“理论巩固，追本溯源”而不能算“理论升华、标新立异”。“三个代表”并不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这一代共产党人所首创的：“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嘛，自然是在立党与执政之初就存在着的，只是当时的党在新生之初，活力无限，“三个代表“是自然而然的，并不需要去强调、去要求。直到现在，当党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环境时，当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受党内某些腐败分子干扰和党外一些保守人士的质疑时，为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始终站在时代的浪尖，江泽民同志才会强调这“三个代表”的要求。因此说，三个代表是理论巩固而非理论创新。
因此，虽然就目前来说，“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最能反应“与时俱进”的特点的，但《党章》是会传给后人的，我想，以后马克思主义还会不断地发展，现在的我们还是应该谦虚一点好。
2．我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反对“三个代表”思想本身，我是很赞同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的，我只是不想看到显得过度自信的“重要”一词。
读了那么些书，不能只停留在被动认知的阶段，我想，无论对与不对，我应该对“三个代表”有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理解才好。
我的观点是与其说“‘三个代表’思想”，不妨说“‘三个代表’要求”更加贴切。我考查了《论“三个代表”》中从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广东省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到“三个代表”到2001年7月1日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时的讲话，其中反复提“三个代表”的“要求”而未提“思想”，直到近两年才有了“重要思想”的称法。也就是说，“三个代表”最初被提出时是作为一项“要求”的，提得多了才晋升为“思想”的。虽然一个“思想”比起一个“要求”而言，在内容上是大大地丰富了，但我依然认为，称“要求”更加明确地、鲜明地展现其原来意义，更能起到强调作用。
“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突出了由“实践”得出的“系统”的“结论”。“理论”与“思想”比较，前者略偏于强调客观性，后者稍偏于主观性；而“主义”则表示更系统化的“理论”，并还带有着“信仰”的涵义在。由此可见，之所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不是马列理论、毛泽东主义、邓小平思想等等，当中是藏着道理的：
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的理论环环相扣，构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某种意义下已形成了一种信仰，故而才称得上“主义”；列宁主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在实践中得到的发展，并非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的一个新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补充和完善的新版本，因此也称得上“主义”但往往是与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的，故而总是要合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从革命到治国，遇到了一系列中国国情所特有的新问题，面对这些，他独立思考，勇敢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但是，他的思想虽然丰富，但尚没有形成严密完整、环环呼应的理论体系，而且毕竟他在实践中也犯下过一些严重的错误，没有达到形成“理论”所需的完整性和相对的真理性，称作“思想”无疑最为贴切；而“邓小平理论”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故可称之为“理论”。
“三个代表”称作“思想”是讲得通的，那样就包涵了“三个代表”的为何提出、如何阐明到怎样贯彻这一系列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和思考路线。但是，既称“三个代表”思想，就要同“江泽民思想”区别开来，这听来容易但实际操作是很难的：我读过许多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发现在论证“三个代表”思想的产生背景和其重要性时，似乎都是完全将其当作“江泽民思想”来讲的，其实江泽民同志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很多很多，绝不是一个“三个代表”思想就能囊括得了的。
我以为说“‘三个代表’要求”要比“‘三个代表’思想”更加贴切和实用，不仅仅是因为“要求”同“主义”、“思想”、“理论”放在一道不会显得重复和累赘，更是出于追本溯源，体现其最简单、最精确的本质意义。
真正把“三个代表”作为思想时，会发现其理论体系的范围是很小的：马列主义面对的是哲学、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面对的，主要是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时的各种问题。而“三个代表”思想——我已经说过，并不是“江泽民思想”——的针对面是较为明确和单一的：党的“人心向背”问题。也就是说，“三个代表”关系到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不是“揭示社会的本质规律”或“兴国安邦的路线方针”。“三个代表”要求针对的是党内问题。
江泽民同志最初提“三个代表”时就是将其作为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来提的——从2000年2月25日至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的一十二份包含“三个代表”的讲稿中，每一次都是联系到从严治党、拒腐防变、改进作风等思想建设问题而提到“三个代表”的，出现的语句只有“坚持‘做到’‘三个代表’”、“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等等，而没有出现过“学习”、“贯彻”和“思想”等字眼。当然，到近两年，所有的措辞都变了，但即使升华到了“思想”，甚或如学校布置的暑期作业的说法已然形成了“理论”，但其核心始终就是一项“要求”绝不会改变。
人人都能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不限于共产党内部，因为那些都称得上一门博大精深的知识，如果把“三个代表”作为“思想”，那应该亦是如此。但事实是，“三个代表”是对党本身和对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的要求，要求我们努力提高自身水平、心系广大群众，要求我们严于律己、服务人民，保持党的先进性、树立形象、争取民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员要作人民的公仆，“三个代表”就是要求党员多为人民作实事、在生产和文化上多作榜样，而现在有些地方的情势颠倒了过来：成了党员干部在要求群众去学习“三个代表”了，岂不怪哉。
究其原因，恐怕是对“三个代表”的界定不够明确，如果改称为“要求”，想必意思就更容易理解，精神也更容易贯彻了。
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了一个字也是要反复推敲的，我关于要不要“重要”；是“思想”好还是“要求”好的思考，想来也还不算过分吧。虽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胡乱想一想总比什么不想一股脑硬吞下去要好吧。
三、 责任
这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突发感慨，写一篇小短文吧。
今天稍凉爽了一些，我便出门转一转透透气。回家的路上，突然留意了一块原不起眼的绿化地（一块几平方的草坪），见里面竖着一块灰蒙蒙脏兮兮的牌子，本想是“爱护绿化”之类，走近看却原是“××小学护绿责任地”。
这里是住宅区，周围只有个幼儿园，这所小学恐怕在较远的地方，这“责任地”飞得倒远；即使学校就在旁边，恐怕孩子们也不会经常有机会到这里来；即使孩子们可能常来这里，一群小学生能做的恐怕无非是浇水、捡垃圾之类，“养护”是谈不上的；即使他们能够做养护工作，来的时候不会只有两三人，一群小孩子七手八脚的干起活来恐怕不会认真……再回过头看看那块“年久失修”的绿地，心中真有些惋惜：
本来，学校想出“责任地”之类的方法，无非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吧。的确，责任心的缺乏是现在青少年德育的一大问题，但这样的“责任地”，“责任”到底体现在哪儿呢？这样的责任地，不但孩子们从中看不出“责任”来，而且这样的活动若是多了、繁了，孩子们怕会疲了，那原先的天真的热心会被渐渐被冲淡吧。
培养责任心是件大事，但这样为了“作秀”的表面文章还是少搞为好啊。
四、 历史
历史类书籍是我最近看得较多的，几个月前先读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和《世界史简编》，但到了期中考试碰到要写关于建筑的作文时仍觉得知识匮乏，于是又去买了《全球通史》和《世界文明史》这两部美国人的著作及一本《世界上下五千年》，从不同的视角来了解历史，读每一遍的感触都不相同。
看得多了，反而更难归纳出自己的想法来，大论点是摆不出的，写几条小观点吧：
1． 扩张
这是在我上学期的随笔中提到的观点：我认为文明的进步总是带来某种向外扩张的趋势，而只有这种向外扩张的愿望得以满足时才会给予文明以飞跃式的前进：
中国文明之所以在诸多古文明中后起直追，一枝独秀，一定程度上就是仰赖于发展早期那充裕的扩张空间——气候适宜、地势平坦、土地富饶的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一旦帝国扩张到这样大的疆域，用管理些许小城邦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就远远不够了，于是版图的扩张就必然促使统治者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如果统治者不愿主动变革，那么这一超越其统治能力极限的帝国必定要崩裂成碎片，直到由其中一个发生变革的国家重新地统一起来——正如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最早地进入封建主义社会。相比之下，那些更早的文明——古埃及人被沙漠包围；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人夹在广阔的沙漠和满是蛮族的高山之间；达罗毗荼人被夹在帕米尔高原和炎热的德干当中。——这些“施展不开”的文明只得在初时的辉煌过后便止步不前。
之后，随者技术发展带给陆地、海洋交通工具的进步，原先那些扩张的阻碍，如高山、荒漠、海洋等，变得可以逾越了，西方的文明才渐渐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尤其是西欧，采用了远洋航行这一全新方式进行扩张，突破了版图必须连续的限制，这种新型的扩张无疑推动其体制的改革，使西欧最早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之下，俄罗斯受到西欧影响最大，又凭借着在东、北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扩张，使其革新速度仅次于西欧；奥斯曼和莫卧儿安于现状，没有进一步前进的动力；而中国则由于东边有无边无际的太平详、西南有不可逾越的青藏高原、西北有帕米尔高原和凶猛的游牧民、北面有贫瘠的西伯利亚，早在唐朝时就达到了扩张的顶峰，而唐朝恰恰正是中国封建文明由盛渐衰的分界线。
到了现代，所有可以扩张的土地都被占领了，但文明仍在发展，这时，促进社会前进的不再是版图扩张这种简单的平面形式，而是另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新“扩张”：它包括人口的扩张（人口爆炸）、认知的扩张（科技革命）、交流的扩张（信息革命）等等，这些方面的“扩张”仍然在迫使现代文明对各种固有的机制发起革新。
2． 分裂
有扩张就会有分裂，一旦帝国的扩张超越了社会体制的限度，就必然会有不可逆转的分裂的趋势。不幸的是中国封建时期的疆域和认知虽未达主动进行自我革新的条件，对原有的政体而言却是过大，于是封建中国才会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注意到夏到商、商到周的奴隶制中国的改朝并不经历“分”的过程）。
分裂又分两种，一种是原帝国本就为被征服多个不同文化所组合，如果这些文化没能融合起来，是迟早会分裂的；另一种是由一个统一文明所产生的割据政权，这样的分裂总会有分而复合的趋势。
这样的分裂也是有好处的：统一的统一文明促进物质积累，即有利于生产；而分裂的统一文明促进精神进步，即有利于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因为统一能更好地整合生产资源，减少因内部冲突所产生的无谓消耗；而分裂和动荡的乱世更能孕育英雄与智者，且各割据单位间的竞争也更能使科技、文化的优势得以体现与发挥。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中国的百家争鸣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古印度的《吠陀》诞生于摩揭陀等小国林立的时期，而后来的北印度割据争霸的列国时期则诞生了佛陀和大雄；阿拉伯尚未统一的氏族斗争时期诞生了穆圣；古希腊数百个大小城邦从未统一，却创造了影响着整个欧洲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和哲学；文艺复兴发源于城国、公国林立的意大利；1871年普鲁士之前德国从未统一，而德国的古典哲学却异常耀眼……
但分裂只能是短暂的，只有融合才会有真正进步，比如印度历史上的短暂的统一所间隔着的长期的分裂是没有好处的，中国循环往复的分分合合的效益到后来也不甚大。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明的国家分裂恐怕不会再发生，而文明间的交流与竞争便成了科技、文化的推动力。
3． 文字
作为中国人，在回顾历史时，往往会感兴趣：为何我们中华文明能在历史长河中历经风雨而不倒？
这里有许多因素，有人说是所处地形的巧妙，有人说源自对原始社会炎、黄二帝的统一认同，有人说是由于儒家思想，还有人归因于中国人“能生”等等，但这些往往难以解释中国的民族和国家为什么数千年来竟如此统一。相比之下，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有着统一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甚至可以与阿拉伯文明一同追溯到米诺斯文明，且宗教信仰也十分一致：但戴克里二分罗马、查理曼三分法兰克，西方的几乎每一次分裂都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以至国家越来越多，民族愈分愈细。举例且不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的日耳曼人的演化，就是在6世纪前的一种斯拉夫人，短短几百年间先是分为西、南、东三支，再分化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俄罗斯人、哥萨克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等等众多民族。西方的民族发展，往往较先进的A民族进入B土著民族的土地，或A民族受到B迁徙民族的侵入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被消灭和吸收，而往往是混居之后凭空诞生一个C民族，而时光流逝，不同地域的C民族又可能分化出D、E、F，以此类推。那中国的民族凝聚力有何过人之处呢？
在我读的书籍和文章中，很少有人提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的作用。而我认为，中国那独一无二的方形二维图形文字是一大关键。
除了中国的汉字外，再除去日本、朝鲜的夹杂汉字的拼音文字外，所有有影响的文字都是纯粹的字母体系。图形字不是用“拼”的，写法与读法无直接对应，且单音节的“分析型”语言的单词量是收敛的；而拼音文字写法（常叫拼法）与读法关系极密，且讲究语法的多音节“屈折型”语言词汇“发散”。正是这两点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民族发展方式的截然不同。
语言的形成总是大大早于书写的发明，越是原始的地区，语言就越多：如美洲印第安语的数目在1000种以上，非洲的语言接近1000种，新几内亚一个岛屿上就有700多种语言。中国文明形成之初和西方文明形成之时的外部情况大概也是如此。无论是中国那样在奴隶社会不断对外扩张和在封建社会不断受蛮族侵略，还是西欧那样在奴隶社会不断遭蛮族侵入和在封建社会不断向外进攻，只要是落后的民族遇到先进的民族，总会要把先进的文化学过来。而文字是文化之始祖，是首要需学习的：
腓尼基人使用了字母表，这是一个方便至极的发明。凭借着字母表，各个民族都能轻易地将本来只能读的语言词汇刻录为文字，于是落后的民族只要把先进民族的字母表搬来改为拼写自己的文字就行了，这也就使得同样的一套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能衍生出数十种语言来；而汉字可没那么便捷了，它绝难让落后民族在保持原语言时吸收为文字，但书写的优势又是如此明显，使原始的民族不得不采纳下来，这样，再加上通婚等融合手段，各原始民族便可以悄无痕迹地为中华民族所吸收了。
除了促进民族融合之外，汉字还能有效地防止民族分化：
在古典时期，各个地域之间缺少交流，一种语言形成诸多方言是难免的，长期统一的中国有八大方言，小小的朝鲜半岛也有七种方言，西方也是如此。而一不小心，方言便成了新一种语言了。这是由于字母文字词汇发散，在不断产生新事物及与当地其它文化的交流中，不断会有新词产生，而老词由于习惯的改变有些会被废弃、有些会强化、有些会简化等等，而地域间缺乏交流，这些改进常常是各管各的，要不了几百年，相互间就难以沟通了。
斯拉夫语的例子已经提过，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荷兰殖民者进入南非仅仅三百余年，就早已形成了（英国人来的时候就形成了吧）一种新的语言——阿非利卡语（又称南非荷兰语），就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阿非利卡人（旧称布尔人）。
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用各自的语言交谈，可以互通，但通常人们把他们的语言看作是三种不同的语言；而汉语的某些方言之间很难互通，我们却认为它们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这正是有赖于我们始终十分统一的汉字起到了阻止方言进一步分化，也就有效地避免了民族的异化与分化。
五、 宗教
最近从我的电子信箱中收到好几封“法轮功”宣传报，其内容紧密结合时政，笔法巧妙老炼、叙述头头是道，说得仿佛江泽民对李洪志就是周瑜对诸葛亮那般“嫉妒到疯了”，令人哭笑。当然喽，这些小伎俩想来诱惑我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头脑，还太嫩了啦。
对垃圾邮件虽然是一笑了之，但留下的感触很多。
联想到在前一章没有提及的一种文明的重要部分——宗教。考察历史时不可能忽视宗教，自原始文明直到现代文明，宗教往往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社会从政治体制、伦理道德到生活起居的各个方面。
究竟“宗教”的定义是什么？词典上讲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这恐怕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因为有一个为古今中外多数学者所共识，称其为“教”（“教”作名词只有一个意思）的“儒教”就是个例外：它往往是反对虚幻的现世主义，对鬼神不置可否，因而没有神灵和天国，尊崇孔子等偶像通常也只是一种礼仪而非祭神……看来要把“儒教”之类的例外包含进来，就非得大大地改变原先的定义吧。
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宗教太多，特点各异：锡克教崇尚平等而婆罗门教等级严苛；佛教要求六根清净而伊斯兰教可以一夫四妻；道教讲究超然脱世而儒教要求积极入世；穆斯林大热天也得缠头巾而耆那教徒始终是一丝不挂……
看一看包括儒教在内的这些宗教的共同点：第一，通常有崇拜的偶像，可以是古时的圣人、现世的祭司或权威、自然界的某种事物或想像中的神灵等，例外如小乘佛教和犹太教规定禁拜偶像（当然，这里只是指狭义的“偶像”）；第二，一般都有成文的经典，如圣经、可兰经、吠陀等，也有如佛、道、儒等宗教具有众多典籍，但所有的原始宗教却是例外；第三是都会有特定的礼仪和修行方法，如朝拜、打坐、念经以及言行、饮食、衣着等方面的规定，儒教也是有一系列特别礼仪的；第四是系统的教义，教义除了规定礼仪和修行方法这些行为外，也同时规范着教徒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不过，以上四条中前两条存在例外，后两条也不足以与某些普通社会团体相区分，因此这些只能算作宗教的一般特点来看。
至于广义宗教的定义问题，我看来要从“信仰”入手：
所谓“信仰”就是对某事物极度的相信，但非常相信客观规律往往并不被称为信仰，因为那些你不得不信，“信仰”通常针对的是特定时期的实践无法确证的“形而上”。宗教都有信仰，不同的宗教必然有不同的信仰；而一个人杂乱的信仰构不成宗教，但某一种系统化、条约化的信仰在某些人的工作下形成并向更多人传播，即当有组织的一群人都具有一种特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必需大到能改变你的三观和生活方式）时，便形成了宗教。我自己认为，这样的定义恰好能把包括儒教在内的任何宗教吸收进来。
我花了近千字来改进宗教的定义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因为改进后的定义不仅可以包涵儒教，还可以吸收我的信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但按照宗教的广义定义，这一点毫无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宗教除了诞生之初会给社会带来强烈的变革以外，之后通常便马上就会变为现有政治体制、科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革新的强有力的障碍。但宗教的好处同样显而易见：填补老百姓精神上的空虚和茫然，赋予生活和工作特定的意义，规范和引导大众的行为、大大增强国民在精神的快乐和团结。将宗教比作精神鸦片是就其负面效应而言的，进一步，我把宗教比作是“酒”，它可以迷乱人性，有时让人陶醉迷恋，有时使人狂躁冲动，但同时也有营养丰富的啤酒、健身强体的补酒、辅助治病的药酒等等，其好处与坏处是辩证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宗教能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使短暂的生命可能具有永恒的意义。
中国的宗教情况总是与众不同：古代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从未存在过祭司阶级的文明，在中国传播过的宗教种类之多为世界罕见，但从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政府与教会或不同宗教教派间的冲突：一个迷信的中国老百姓并不十分在意是佛教的观音、道教的老君、儒教的孔圣、民间崇拜的关帝还是传统神话的灶王，见到哪个拜哪个，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情形几乎完全是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现世主义的功劳，也正是由于太过现实，儒教与政治体制完全地结合，故而当数千的封建体制被推翻的同时，也宣告了儒教的终结。
现在的中国仍是个多宗教的国家：拥有各类宗教信徒一亿以上，但相对于十三亿的总人口而言仅仅为7%~8%而已，并且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因此要在你我周围发现一个宗教信徒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形况完全相反：据我查阅了新版《各国概况》所作的统计，朝鲜、古巴没有详细说明、日本影响甚大的神道教没有明确人数统计、拉脱维亚238万人中近100万信奉各主要宗教、韩国宗教人口仅约50%、荷兰52%为天主教或新教徒，除了这些特例以外，德国35%的非宗教人口算是非常多的了。一般的信教率大都在90%上下。也就是讲，在国外要找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教的人与在中国找一个宗教信徒差不多困难！
为什么在科技和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中，人们也迟迟没有丢弃那些荒谬的宗教信仰呢？这还是由于信仰给人们带来的那种无可替代的充实感吧。现在我们周围的孩子和大人常常会抱怨生命的空虚，迷失了在社会中的价值。为什么要努力，为什么要忍受社会的不公，为什么而存在着，关于这些，宗教往往会给予你满意的解答。
中国摆脱了宗教固然是好事，但迷失了统一的信仰就不好了，恐怕正是信仰的缺失使得“法轮功”之流才得以乘虚而入吧。
为了寻找精神的寄托和人生道路的灯塔，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确可以作为宗教的很好的替代品，或者说是新的形式。
在以前我关于“形而上学”的论文中我曾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信条来膜拜，这与现在说的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哲学和科学三者的融合：宗教讲信仰和尊崇、哲学要思考和怀疑、科学需探求并实践。以前的论文我强调的是“质疑”，因而突出了“哲学”这一面，而现在要讲“信仰”，就可以突出其“宗教”那一面了。许多人一定要说马克思主义为彻头彻尾的科学，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相对论、弦理论一样，尚不是彻底的科学：共产主义并没有出现，你怎能说她必然出现呢？这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形而上学大概正是广义的宗教了。
正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读到了[美]咸廉•麦克高希的《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书，在第3章“人格与信仰”中，作者创造性地按自己对文明的划分（过去的四个阶段和正在到来的第五阶段）将宗教划分为从文明前的原始宗教开始的六个阶段。在这六小节之前的第一节为“广义上的宗教”，但我没有读出作者对广义宗教的确切定义，只是文中的一句话说得挺有意思：“宗教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价值核心”，这句话比我写的深刻许多。在他对宗教的过于广义的理解中，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古希腊哲学直至现代的新闻与娱乐模式都在宗教的范畴中，美苏冷战更被比作文明第三阶段最后时期的宗教斗争。
无论如何，宗教是一种凝聚力，儒教和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往往过于强调了其真理性，宣称其为深刻至极的科学理论，但这样一来，广大的老百姓往往更加迷惑或厌烦，就像佛教徒不一定非做和尚、基督徒不一定非做教士，信仰宗教不一定非得无私地把毕生都奉献，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应只在党员中发展，若是能减少些枯燥难懂的理论论证，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放在“文化”的范畴去诠释，才能让这一信仰更加深入人心。
后记
这次写作断断续续也用了十天，总共花费了1500多分钟，但多数时间只是把电脑开着做其他事情而已。篇幅超过了13000字，应该是不错的了。因时间有限，也为了保持最初的想法，我并不打算作进一步的修订了。
参考书目
《十六大以后——关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
《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出版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十六大修改党章》中国方正出版社
《世界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美]威廉•麦克高希/新华出版社
《中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上下五千年》京华出版社
《（新版）各国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小百科全书》青苹果电子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