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回忆一下我的成长经历（第一篇：小学四年级以前）

小学以前的记忆变得太模糊了，回忆起来都像是在叙述别人的事情那样。

小时候换过两个幼儿园，但几乎没怎么上过幼儿园，大都赖在家里。那时的我实在是过于娇生惯养了。因为过于娇惯，小时候的体质很差；因为体质很差，所以更加娇惯……

小时候家里分工明确：爸爸负责赚钱，妈妈负责教育，奶奶负责做饭，爷爷负责直接带我……全家人围着我一人转。这种成长环境容易培养出自我中心的“小皇帝”来，不过好在我幸运地避开了那种不健康的方向，反而是在娇惯下形成了自夸是较独立的人格和较强的责任感。我从小就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家长们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也极少对我有什么约束，我想要买的东西、做的事情，只要可能，都会得到满足。这使我很早就意识到了——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别人从不左右我的选择，因此他们也不会为我的错误负责。因为一切由我把握，所以一切由我承担。因此，从我记事起，似乎一直是比较懂事的。

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个场景，一是骑在爷爷头上逛城隍庙（我家就在福佑路斜对面），从小我就并不厌恶人山人海的地方……；二是在楼梯口看那只猫（与我同岁的朋友），我从未以为那只猫是什么“宠物”，她更像是野猫，自由得很，经常离家出走几个礼拜甚至一个多月，回来后养一窝小猫什么的。猫几乎是唯一被人类驯化的非群居动物——之所以一般说来只有群居动物才可能被人类驯化，是因为群居动物往往有“首领”，群体成员对于首领是绝对服从的，而驯化后的动物则会将驯养者视作首领，狗的忠诚正是源自野狗群体的高度组织性。但猫是独居动物，猫的驯化与狗截然不同，其之所以可能驯化恐怕是因为它们太“懒”。有吃有住它们就认你做主人，随时随地也都可以离去。我至今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理解大概也受到小时候那只猫的影响；三就是在阁楼看雨水打在对街屋檐上。

妈妈很重视我的教育，小时候什么象棋、国画、书法都学过，早已忘光了。不过学前教育应该有点好处。

我的第一个小学是上海黄埔区的四川南路小学。我家是属于南市区的，住在黄埔区与南市区的分界线上，离四南不是最近的。最后进了四南似乎有许多因缘，比如说某个学校不招生了。某个学校的校长不要我等等，最后通过各种努力（我只记得四南的校长对我有个面试，好像问了你们家有哪些人之类考弱智的问题……反正那时候太小了，没有什么印象了。我只知道最终的事实证明进入四南是有莫大的好处的！至少黄埔区的教育水平与一条马路之隔的南市区简直有天壤之别，现在黄埔区和南市区早已合并了，行政上的统合不去说，教育方面的整合据说就有许多难题……

四南的第一位数学奚老师对我影响重大。当时我很崇拜她，认为她很厉害，以为她的教学是全世界（至少也是全上海……全黄浦区好了……）最棒的。她的教学方法确实有特别的一套，现在还记得的是她要求写作业时不仅仅要写标准格式的“解：……；答：……”，在“解”前面还要加一个“想：”（好像是这个字），先要把解题思路写出来。做数学题，清晰思路是最重要的、，严格的解答过程是其次，正确的答案最不重要！——这一观念我一直都牢记着，做数学最重要的是把握问题、抓住思想的要点，想到解题的突破口，然后规划解题的策略。这些工序都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自然就会解题；而如果整理不出明晰的思路，写不出“想”，也可能通过反复的操练而掌握解题的方法——因为小学和中学的非竞赛数学题都是机械式的、套路式的，只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就能解答——但是这样总也把握不到数学题的思想精髓，永远也无法提高真正的“创造性”解题的技巧！数学题一定要“想”——不仅仅是天马行空地想，而且最终要能把“想”写出来，达到可以用文字表达和梳理出思路的境界。“想”无疑不如“解”来得严格，更不如“答”来得直接，但学会写“想”是深入把握问题的实质的第一步——这一观念不仅使我整个十一年的奥数“生涯”中始终贯彻，即便在现在读了哲学时仍然延续着：——先把“想”写下来吧！

奚老师既注重思路，也十分强调严格性。记得有一次在教比如在一个2行4列的方格里能数出多少个长方形的时候，奚老师为了展示答案，竟在黑板上画下了全部30个图形，然后，她让全班同学齐声数数，“一个、二个、三个、……、十、十一、十二、……、二八、二九、三十！！”答案验证准确无误，同学们很激动。不过奚老师的严格性更体现在后面：她说我们全班都错了！她教我们反思一下错在哪里……原来问题是我们“数数”数错了！“二八、二九”是什么？应该念“二十八、二十九”！这实在是过于细节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事不是吗？但数学正是这样一门严格到苛刻的学科，数学符号怎样读、怎样写，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字都马虎不得！

奚老师对我的另一影响更直接——她是第一个毫不吝啬地夸奖我的人！记得有一堂课讲到“零”的性质，奚老师讲了半节课，然后请同学来复述。据说我当时复述得十分清楚，老师十分激动，在全班同学面前，以及在我家长面前都毫不吝啬地表扬了我。我认为，老师与学生的交流绝对不是平等的朋友关系、学术交流关系什么的，而一定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尤其在表扬与批判方面，该表扬时一定要表扬，该批评时创造条件也要表扬！如果要提醒孩子做错了事，教师可以通过对其他做得好的同学的表扬来实现，更可以通过对该同学的其它可能的优点的表扬来从侧面提醒孩子注意缺点。究竟什么值得表扬，如何防止孩子沾沾自喜（比如可以通过表扬其他同学来控制自大情绪）等等，这些当然很难把握，所以教学需要“表扬的艺术”，但没有什么批评的艺术——至少对小孩子而言，批评即便偶尔是迫不得已的，但绝对不是艺术。奚老师对我的表扬直接激励了我学数学的兴趣。或许我本来就有学数学的天分，而奚老师注意到了我的潜力，也或许我本来也没啥了不起的——不就是复述了一遍嘛……传说有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在一年级时做一份所谓的智力实验，然后向老师、同学和家长通报出若干特别优异的学生，而事实上这份优异名单只是随机选取的。到了四、五年级再回来调查时，那些原来被宣告为优异的同学们往往真的成为了优秀者！老师的认同、他人的认同以及自我认同，看来是促进学业进步的力量……到了今天，虽然我已经足够成熟以至于能够真诚地欢迎批评，但我适当的表扬仍然能对我有所激励。经常地，我自知我的真实能力远远不如表扬者所言的那么好，但是我愿意不懈努力，争取让那些令我愉快的表扬“名至实归”。不过另一方面，我最不喜欢的也是表扬——那些针对我自己认为是缺点的表扬，会令我哭笑不得，尤其是来自朋友们的这种表扬令我十分苦恼……

在四南的另一项终身收获是“珠脑心算”——这是四南的特色教学之一，当时是选择在一年级的数学考试中成绩较好的部分同学参与学习，每天早、中、晚都要训练，非常辛苦，但受益真的是极大的！珠脑心算是先学习打算盘——使用一种现代版的算盘，上面一行算珠、下面五行算珠，样子也比老式算盘小巧得多，比一般的铅笔盒窄一点、长一点，用双手拨子。经过辛苦的操练便能逐渐脱离算盘，把算盘记在心中，就随时可以在心中打算盘了。由于完全是在操纵脑中的虚拟映像似的，不会有手指打滑之类的困扰，所以运算速度要比操作实体算盘来运算更快，一般而言几十个三、四位数的加减法，用正常语速一边报一边就能出结果，比正常人按计算器的速度要快很多。虽然当时训练十分辛苦，不过一旦熟练掌握了，便有如游泳或自行车那样，成了终身不忘的一项技能——因为对我而言，哪怕是计算5+7，也是靠算盘打出来的，不用珠脑心算如何做加减法我早已忘记了……这项技能对于之后的数学学习之益处是明显的。

二年级时，我接触到了“奥林匹克数学”，这玩意最终成了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吃饭家伙”。一开始在宋庆龄儿童图书馆（差不多这么叫吧……），到了三年级考进了黄浦区“少科站”（青少年科技什么什么的站）的数学班，原来练珠算的课余时间以及更多更多的课余时间乃至课堂时间被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了那玩意里头去了！我学奥数可谓恰逢其时，当时的奥数班由曹老师组织，又有以我老妈领衔的一批可爱的家长积极参与，又很少外部的干扰，办得相当成功！至少在黄浦区，我们这一代学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然，这些事可以留到讲我的中学时再提。

刚考进少科站奥数班时好像是进了B班，读了一个学期后以最优秀的四人之一升到了A班，之后当然是保持在A班啦，再后来据说好像就稳定在前十名了吧，到四年级我转校之前应该是前六名。说实话，当时对我自己的成绩水平一点都没有正确的估计。或许是我太迟钝了，真的从来不知道我竟是如此优秀的！——不是我现在自夸，而是当时实在没有感觉：当时在四南是在（4）班，我长期以为（1）班是最好的，一个班比一个班强，然后在我们班又有好多怎么看都比我强得多地同学，一个比一个强……反正我只管学习，学奥数什么的也都是家长安排的，我只管学，也不管什么名次。我觉得，好家长、好老师最应该帮助孩子寻觅各种合适的机会，比如说哪里办了个奥数班，哪个学校哪个老师比较好等等，小孩子怎么可能了解，这些都需要家长帮忙“侦查”的。家长和老师应该鼓励孩子发扬自己的潜力，把自己最好的发挥出来就好，千万不要过早地去教孩子们和别人竞争，什么比名次、争高低之类的，真的没啥意思。小孩子本来是很单纯的，不要过早地把成人的那些你争我夺的好胜心、等级观之类的灌输给孩子。如果说要起到激励好学生的效果，毫不吝啬地夸奖他不就行了？要表扬的话，说“你做得很好，很精彩，我为你骄傲”不就行了？何必非得要说“你做得比他好”才过瘾呢？现在小学的教育似乎比我当年时更多了许多比高低的方法，什么争奖章、小红星、成绩排名等等搞了很多，在我看来——何必呢？孩子原本并不关心，也不该关心，比名次、争名夺利什么的只是成年人的无聊游戏罢了。

小学时学会的另一项重要能力是“偷懒”。这段经历也是我妈妈津津乐道的（当然她不会宣称这是什么“偷懒”的能力）：据说原来我做作业很磨蹭，妈妈本来总是希望我要保证学习，不能看电视不能玩。而我总是有那么多的作业用来把那段学习时间消磨掉。于是乎我看起来总是在不停地做作业，似乎作业总是做不完。后来妈妈允许我在做完作业后看电视或者玩，于是我的作业效率在短时期内就突然来了个飞跃，大大地提高了！后来，妈妈也不管我作息了，一切都是我自己把握，我始终知道：只要做完作业就解放了！于是我学会千方百计提高学习效率，在学习时的精神反而更集中了。当然，这种方法的成功或许是比较侥幸的，但无论如何，从小到大都没有真正经历过“紧张”的学习，这方面后面再叙。

四南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曾是一个天主教办的学校，校园同时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宏伟的天主教堂——校门正上方挂的是“天主堂”三字。虽然我从来没有进过那个教堂，但四年里总是望着教堂、在十字架下面做早操，算是一种特别的回忆吧。因此，虽然并不信教，也没有宗教背景，我也自小对宗教就有亲近之感，虽然这种亲近感直到大学才得以明确下来。

小时候是非常非常迟钝的——大概现在还是很迟钝，但与四南时的距离比黄浦区与南市区的教育水平的距离还要夸张得多——在四南读了三年多书，稀里糊涂，在刚离开的时候我都没有记全同学的名字，何况现在了……不过我觉得小时候稍微封闭一点也挺好，在我心智最不成熟、最易受他人言行影响的那段时间里，由于过于内向，我与他人的接触是极少的，这有利于我形成十分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当我学会与他人交流，学会了解他人的想法时，我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已经不容易受到干扰了。我个人的思想和观点始终在一个较安全、较独立的环境中成熟起来，直到现在，我自认为我在并不抵触地融入这个时代的同时，能够十分清醒地与那些浮躁、浮华、流俗和庸俗的“时尚”保持足够的距离。我从来不会在人群之中迷失自己，小时候的封闭为成年后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当然，若一直封闭下去，一直不能放开的话，就不用谈什么独立不独立了，那我就要完蛋了。好在这种状况及时地有了转变。

四年级时，在少科站混得似乎不错。那时有个“新加坡小学数学奥林匹克”的比赛，在四年级中选了六个人有资格跨一级参赛，而在赛前，有许多时间参加与五年级一起的特训。在那段时间与两个同学混得较熟（现在他们在北大数院），知道他们都转入了传说中的曹光彪小学。当时曹光彪小学刚组建没两年（好像是由几所学校合并的），金校长颇有大干一场的、一鸣惊人的抱负，当时他与少科站的曹老师合作，组建了一个数学尖子班——当然官方的说法是“实验班”，只有三十多人。更准备“挖”尽当时整个黄埔去的数学尖子，我当然也在被挖之列。

当时我是如何被“挖”的早已记不清了，总之这项决定是在我自己的积极愿望下而不仅仅是父母安排下做出的，事后证明这一选择是一次重要的转折。

——————————————（未完待续）——————————2006年7月6日

随便回忆一下我的成长经历（第一篇：小学四年级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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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胡翌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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