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吴门讨论班是新锐小师弟刘任翔同学自告奋勇讲“反辉格编史学的贫困”，当时课堂上有许多讨论，我还上台画了个图，不过后来我就一直在写庐山游记和准备自己的讨论班报告，没来得及写点啥，但这个主题挺重要的，现在抽空补写一些想法。
从刘任翔文章的标题就看得出小师弟霸气十足，当然这标题也成为其文章的最大漏洞，就文章实际想要表达的一些历史观来说问题不大，但把矛头指向“反辉格史”并不恰当。
当然，科学史界的确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几乎每一位科学史家都会一上来就不假思索地“反辉格”，但对于究竟什么叫辉格史什么叫反辉格史缺乏足够的反思。因此，也有人开始反省这一口号式的“反辉格”，认为辉格史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刘任翔，记得很早之前在KKBBS上就和孟强争论过这一话题。
他们把“反辉格”的主张理解为某种“客观主义”的主张，也就是要求历史学家放弃自己的偏见，回到历史原本语境下去整理历史。但一个简单的反驳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察渗透理论”，历史学家的主观视角是无法、也不应当摆脱掉的。
好了，“反辉格”的主张这样就被反驳掉了吗？这似乎有点太过轻松，反辉格几乎成了不可能成立的任务。但事实上，反辉格要求的只是悬置“结论”，而不是超脱“视角”。反辉格从来没有要求“客观主义”。
每一个史学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总要找到自己的入手点、聚焦点，找到自己梳理删选材料的一套方式，这就是所谓“编史”。无论是辉格式还是反辉格的，既然称作“编史学”，就必定是带有主观视角的，即出于自己的立场，总是在使用当代的编史学，去对历史材料进行甄选和梳理的。
那么反辉格究竟反的是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我认为现在许多人提反辉格时把问题复杂化了，事实上“辉格史”的问题非常低级——恰恰是“辉格史”，意味着“编史学”尚未自觉的情况下的“科学家编史”。
之所以科学史家们都乐意强调“反辉格”，其实是一种独立性的宣扬：科学史家有作为科学史家的编史学，有独立的视角去衡量历史，而不再以当代科学家的尺度为准。
所谓辉格史实质就是“科学家的科学史”，也就是说，科学家并不是同时作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科学家，去编纂所谓“历史”，而这种“历史”往往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而是科学的一部分，典型的形态是科学教科书中的绪论部分，以及讲述每一个科学定律时为了生动和丰富起见而加入的一些古代科学家的伟大事迹。
严格上说，辉格史编的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现成的科学结论，科学家们按照现今科学结论最初产生的年代整理了它们，而根本就没有真正试图进入历史，更没有自觉地采取某种编史学纲领。
而反辉格的意识标志着科学史编史学的觉醒：科学史并不是为了现今的科学结论服务的，而是要回归历史，去挖掘其它的可能性。
反辉格强调要回归历史语境，设法站到当时的人的立场下看问题，这指的是一种起码的同情的理解，而不是说要抛弃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固守自己的视野而不懂得同情的理解的典型例子是“何不食肉糜”——在我这个生活环境下，饿了，没饭吃，那就吃肉糜呗，但这个结论放到别的生活环境下就成了笑话。早期的科学家的科学史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古代科学家怎么没想到这个怎么理解那个，经常就是犯了“何不食肉糜”的错误。库恩提到的，最初读亚里士多德，感觉他不可理喻，这就是没有从辉格史切换出来的表现。在以当代科学成就为标准的辉格史叙述中，亚里士多德的贡献恐怕都不如黄道婆，这就是为什么“辉格史”非反不可。
反辉格要求悬搁自己现成的价值判断，要害在于不以当代的结局作为衡量历史的标准，而不是说完全放弃主观好恶。当时我提到，在反辉格的编史中，历史学家带着的是自己的“兴趣”而非“价值”，这似乎说得还不太准确，因为兴趣往往蕴含价值，价值也往往决定兴趣——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我更感兴趣的。但关键在于，反辉格对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是有所自觉有所反省的，而对于自己的“兴趣”才是“听任”。而辉格史持有现成的、不经反省的价值标准，并听任它而不加审查。
总而言之，我认为“辉格史”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低级层面的问题，一旦科学史有了“编史学”的自觉，有了科学史家治史的独立性，就基本算是脱离了辉格史问题了。羽翼丰满的科学史学界已经不再需要纠缠于是否辉格史的问题，而是应该放开手脚构建各门各派的编史学去了。
不过，在完全打倒辉格史之前，我却要在某一个角度为辉格史的存在做些辩护。
辉格史的字面意思指的是辉格党人的历史，英国的辉格党人撰写自家的党史，把整个历史描绘成自己怎样一步一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获得最终胜利的历史。我们更熟悉的某党党史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写法。这种写史方式有很强的宗教渊源，几乎是“教派史”的一般写法。辉格式科学史也被描述为科学如何战胜敌人（宗教）、克服困难（愚昧）获得最终胜利的历史。而反辉格，其实就是要求治史者的独立性——应该由一个非辉格党人，或者至少必须悬置自己的党派狂热，才能来编辉格党的历史。
但辉格党人自己编辉格党史是完全无意义或者应当被禁止的吗？当然也并非如此，这种由信念指导的，包含先辈们丰功伟绩的党史，对于辉格党人来说始终是某种重要的乃至神圣的东西。如果说信奉某一宗派并不是错误的事情，那么辉格史当然也不错。
除了与新教教派史相似之外，辉格史更可以看作一个更古老传统的延续，那就是“英雄史诗”。辉格式的科学史并不旨在揭示历史的可能性或满足任何哲学的、思想的诉求，而是在于为自己心目中的伟大事业树立纪念碑。我们说辉格史其实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反历史的，静态的，只是给予当下现成的东西贴上了其发现者和年代标签而已。但这个静态的标签恰恰就是一个不朽的“纪念碑”。古希腊人不厌其烦地把每届奥运会的冠军铭记下来，这一长串人名清单究竟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可能性的洞见和哲学的空间呢？没有，什么都提供不了。但这一枯燥的清单却自有其神圣的价值，这个价值恰好就在于跳出历史、超越时间，伟人们通过“铭记”而成就“不朽”。科学家们也是这样，他们努力追求得享的最高荣耀莫过于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科学定律、常数，当那些历史性的姓名被铭刻在这些现成的、仿佛静止固定的定律、常数之上时，这位科学家的“功业”就得到了最高的礼赞，成为不朽的传奇。这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积极生活”的最高追求，正是因为科学家们仍然热心于辉格式的科学史，才证明了科学活动始终没有完全成为“沉思生活”，而始终保留着“积极生活”的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