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垃圾（一）：废弃之物到无用之物

我的博士后研究计划当时是要做垃圾史，惭愧的是，虽然与田老师合作一年多了，但这个题目下还没有多少推进，最后能不能写成出站报告，是有点堪忧的，一个妥协的办法是出站报告还是写技术史或技术哲学的内容，但在适当位置插入关于垃圾的讨论。

我要做垃圾研究并非心血来潮，或者因为偶然与田老师合作才想到这个题目，我认为垃圾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任何技术哲学家，特别是对现代性有所反思的技术哲学家，都无法回避垃圾问题。甚至说，在一般的哲学思辨中，垃圾问题也无处不在。在关于真、善、美，关于存在，关于时间，关于价值和意义等等，都牵扯到垃圾问题。当然，我指的是当代的哲学思考，古代哲学家自然不会直面垃圾问题，因为垃圾的概念本身是现代的。

垃圾这个概念是历史性的，事实上，它和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一样，都是一个非常晚近才成型的现代概念。

很多人会抗议说，古代也有垃圾啊。这类思路其实和强调中国古代也有科学是相似的，我们的确可以说中国古代也有科学，但必须强调的是，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很多人无非是以当代的科学概念为标准，去古代典籍中筛选出只言片语，把它们归为科学的成就，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这些被翻找出来的东西在古人眼里并不属于同一类的东西，古人并没有类似“科学”的概念来统摄这一类我们现在认作科学的事物。

同样，我们当然可以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寻找出许多被我们现在认作“垃圾”的事物，然而古人并不以我们现代看待垃圾的方式去看待它们。

所以我关注垃圾的历史性，并不是在考古学的意义上去关心某些特定物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在观念史的意义上，考察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的演变，追问垃圾之外垃圾何以可能。

在古代文明中出现各种零星的“科学成就”并不奇怪，但“科学”作为一项界限明确的概念出现，这就不可能凭空出现了。事实上，“科学革命”就是那个初步奠定“科学”这一概念的现代含义的事件。

虽然我们关注的是观念史，然而观念并非是在一个远离尘世的地方自动生长，观念的变革往往牵涉到社会结构的变革，二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垃圾”的出现与城市化和工业革命都有关系，垃圾也是文明的产物。正如福柯把精神病揭示为文明的产物，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考据和解剖发现某个远古人类也患有精神病，这一事实并不能反驳福柯的结论。

这是我准备写的垃圾系列杂谈中的第一篇，所以我希望把基本的讨论方式限定清楚，以免我谈了半天，最后别人给我一句“古代人也拉屎，所以古代也有垃圾”，那就聊不动了。

从垃圾一词的中英文词源来看，就能够找到一些古代也有的“垃圾”，比如“渣土”、“秽物”、“杂碎”、“破布”等等。这些东西，古代人也是要“丢掉”的，比如造完房子势必要把多余的渣土清理掉，烧鸡烤鸭时也要把内脏等杂碎丢弃掉。也正是因为这些事物“被丢弃”的特点，让指称这些特定的被丢弃之物的概念，演变为了指称一般的“废弃物”，即垃圾。

把废渣、废柴、废布料、废杂碎等等各种特定境遇下的被废弃之物归成一类，给一个统称，这件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不妨打个比方，比如人们在各式各样的场合被弃而不用，比如没考上大学的叫落榜者，没找到工作叫失业者，被辞退的叫下岗者，被对象甩了的叫失恋者……但是我们需不需要把所有这些人归成一类，给个统称，比如说“废柴”，然后建设废柴桶、废柴车、废柴场、废柴回收站等等场所来专门安置这类人？

所以说，在各种具体情境下出现的废弃现象可能有相似的结构，那就是某事物因为对某一语境而言无用而被舍弃。但这种共通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所有废弃现象中的被废弃者归成一类，这种归类包含着更多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说各个具体场景中有“反对者”，但把所有的反对者都归结为“反动分子”，这就不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更可能意味着一种强硬的社会秩序。

渣土是作为渣土而在建筑活动中被废弃的，杂碎是作为杂碎而在烹饪活动中被废弃的。它们都不是作为一般而言的“垃圾”而被废弃的。而在今天，正如田老师所说，当我们把一样东西丢进垃圾桶的时候，它立刻就变成了“垃圾”，它们脱离了各自的类属，变成了一类新的事物，或者说变成了一种无类属的事物。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去做“垃圾分类”，但这就好比在“反动分子”里头再分出个“黑五类”，制定不同的“改造”（回收）方案，这已经是在新的社会秩序下运作的事情了。

当我们把各种废弃之物归并为“垃圾”时，一种新的概念框架和社会秩序就已经运转起来了。这就是现代性的架构，或者说“座架”。

海德格尔讲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什么意思呢？每一种技术都是有所指引，有所揭示，都处于某种指引关联的网络之内，水车连接了河水与磨坊，道路连接着市镇和田地，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处所。然而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区别在哪儿呢？这就好比现代的空间概念和古代的处所概念的区别。现代人的笛卡尔式的“空间”概念不再是标明某一具体事物所处的相应“环境”，事物从其“环境”中剥离出来，而被置入到了一个先验的、统一的、现成固定的坐标系之中了。就现代人而言，虽然每一事物仍有其“位置”，但这个位置不再是古代意义上的，在一定环围之间的处所，而是似乎在指引关联的网络之外，有一个总的、全景的、图像化的框框，先就已经“订制”好了每一个事物的位置，每一个事物都可以与其环境相剥离，被放到这个统一的框架下衡量。

于是，讨论一件事情“值得”与否，变成了讨论一个东西是否“有价值”的（见旧文物化的伦理学），是否要“废弃”什么东西的问题，也变成了这件东西是不是“垃圾”的问题。

作为“无用之物”的“垃圾”正好成了“有用之物”的“技术”的补集。古代技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座架”，因而无用之物只有在各种使用环境的间隙中存身，而不能总括成一个存在者领域，而在现代，技术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留“余地”的的座架，因而被挤出这一座架的东西，才得以被统括起来。

所以说，现代人对待垃圾的态度与古人不同，并不在于说古代人讲究“物尽其用”，而现代人特别浪费，没把事物的价值用尽就丢了。恰恰相反，现代人才有可能把事物“用尽”（而成为不再有用的垃圾）。我们说让一块木头充分燃烧，和说耗尽它的燃素，显然是两种概念，燃烧殆尽的东西和无燃素的东西并不等同。被弃而不用的东西和无所用的东西也并不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