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导论… 1
草原文化… 1
政治、法律… 2
商业… 3
农业、科技、宗教… 3
结语… 3
参考书目… 4
导论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特点的时期：其存在时间虽然极短，但对于中国及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和推动。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蒙古人的征服将整个欧亚大陆的原有秩序彻底打破，使得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①]；而被联结起来的欧亚大陆，大大促进了宗教、科技、人口和货物的流动，自此以后，整个世界史才真正地从各个平行而独立地发展的文明史汇集在一道，形成了一个整体并再难以被割裂开。
对于中国来说，元朝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
我们常以“安史之乱”作为古代中国由盛转衰的标志点。笔者认为，若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角度来全面地考量盛或衰，是不可能仅用一个简单的时间点作划分的。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应是到宋朝达到了其极致，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极盛期或许也要到宋代甚至更晚时才到来。而元朝，显然是这种转折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它推倒并重建了唐、宋延续下来的种种习惯，而随后的明、清两代的政治理念应该说更多地是承袭了元代而非唐、宋。因此，要更清楚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我们也需要来关注元朝所产生的影响。
笔者的能力十分有限，在下文中，笔者只是将蒙元帝国各方面的特点作一个大略的评述。
草原文化
元朝的特点，首先即在于它是历史上首个征服并统治整个中国的游牧民族政权。容易想见，草原文化的影响渗透在整个元朝社会之中。
农业文化是静态的，它千方百计要守住祖宗的经验；而草原文化则是动态的[②]，它要求并且带来变化的因素。动与静的交织构成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
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融合史[③]。但可以看出，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与众不同的。相比于鲜卑、契丹、女真或满洲人，蒙古人的汉化程度是最低的，直到元朝被推翻时仍未被完全融入到汉文化中。而正因如此，蒙古人的草原文化特征表现得才尤为突出。
另外，最早的蒙古人还并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而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山民[④]。蒙古诸部分成了两种经济形态：狩猎和游牧[⑤]。显然，在军事战术方面，蒙古人的确是“继承了猎人的狡猾[⑥]”，猎人和牧民的结合使得他们比任何其它的游牧蛮族更具进攻力、更难以抵御。
一般来说，森林部落的人比游牧部落的人更加野蛮，更加远离人类文明[⑦]。蒙古人一方面总是会迅速地被当地的文明同化，却在另一方面始终拒绝将自身进一步地溶入到那些农业文明中去，落后且疏远于农业文明这一点，或许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草原文化的影响，在元朝的法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笔者将在下面的几节中论及。
政治、法律
宋朝的那套完备、严密、繁琐、复杂的官僚政治系统，对于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金、元政权是难以接受的。于是金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延续唐、宋发展，而是在其基础上加以简化；元的制度则是在金朝制度的框架上，糅合进了大量的草原旧制，显得比较混乱。但元朝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是极其重要的，其后的明清制度正是通过对元制的整理、改革形成的[⑧]。
元朝的政治是贵族政治的复归，原先形成的皇室与官僚互相约束的状态被打破了：“家天下”色彩浓重，官僚机构对皇权的约束和限制明显减少[⑨]。此时开始的皇权的膨胀，一直延续至明、清两朝。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游牧民族政权，蒙元政权是十分重视法律的——这也是草原文化的表征之一：原始社会是依靠习惯法进行管理的社会，牧业社会继承了这个传统；它并不强调建立宝塔式的权力系统，而是强调依习惯法管理社会。当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时，他们就要建立法典[⑩]。
蒙古人的确在一开始就建立了其严苛的法典——《大札撒》。这部法典经过后来的修订，最终成为一部完整而严肃的法律，并确实有效地维系了整个蒙古帝国的秩序。严格的纪律使得从北京到里海，商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护[11]。而在中国，纸币的全面流通也只有在严明的律法保障下才成可能。这种“成吉思汗式的和平”是任何农业文明的中原政权不可能达到的。
商业
牧业文化继承了原始文化的精髓，商业文化又继承了牧业文化的精髓[12]。商人与牧人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居无定所的流动性等。因此相比于农业文化，来自草原文化的蒙元帝国更乐于接受商业；同时，商业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作为保障，而蒙元的律法恰好满足了这项条件。因此，中国的商业在元朝得到了充分的扶持和开放。
如柏杨所说：蒙古帝国对外不断战争，并没有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自然增长。又因整个欧亚地区处于大汗一人统治之下，交通和贸易都有重大的发展。都市蓬勃，更超过八世纪唐王朝时代。[13]应当看到，蒙古人对定居文明的摧残和破坏主要是发生在金元之际的征服时期，这种残暴是落后的草原游牧政权能够在农业区立足所必需的；而一旦其政权确立下来，动态的草原文化并不抵触社会的发展；进一步说，征服对静态的农业文明的“推倒重建”，常常还会带来一些活力和创新的因素。因而我们可以发现：一旦从蒙古征服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中国文化就在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14]。这种发展的延续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农业、科技等许多地方也有体现。
农业、科技、宗教
与许多人想像的有所不同，元朝的农业并非停滞甚或遭到毁灭性的摧残。事实上，元朝农民虽地位低下，但农业并没有被忽视。我们看到：得益于忽必烈的重农政策，元代初期，江淮流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南方保持宋代的发展水平，一些边远地区得到开发，农业生产显著发展[15]。不仅如此，在立足中原后，元朝统治者转而采取了兴办水利，劝课农桑，刊刻传布农书等措施，所以元朝建国虽然不到一百年，但在农学上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16]。这些事实也在某种角度上体现了草原文化的特色：它本身是动态的，并不拘泥于任何祖制成规。当然，也是由于草原文化带来的一些先天不足，使得元后期农业走向衰敝，而政治日益靡烂等等。
草原文化的开放性还使得蒙元时期的科技、宗教的发展都别具特色。一方面，欧亚大陆的打通为科技和宗教迅速地在世界范围传播提供了条件，而蒙古人对各种思想和文化皆不排斥的态度进一步推动了这种传播。譬如札撒规定：对于各种宗教，不舍此取彼，不尊此抑彼，一视同仁，不分彼此[17]。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少见的！
结语
从各方面看，蒙元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形态是极具特点的。造成这些特点的主要因素在于：蒙古人是一支草原民族，而且是兴起自远离定居文明的草原文化。当他们从极其落后的野蛮状态迅速膨胀而成为世界的主宰者时，他们草原文化的特性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他们摧毁了被其征服的文明，却从未形成自己的文化，于是不得不循着被征服者的文化来重新建构。不过由于自身过于落后以及其特殊的个性，蒙古人又难以真正地融入到任何一个文明之中。如此便产生了这样的特点：蒙古人没有固定的立场，而是对任何文化都不加以绝对的排斥，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乐于接纳。这使得蒙元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日耳曼蛮族在罗马的征服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起于原始部落的阿拉伯人在西亚的征服缔造了穆斯林世界；而蒙古人在中国的征服，也一定给中国历史的发展轨道施加了无法忽略的影响。
参考书目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孟驰北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田继周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史纲》柏杨著 98年修订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亚洲史》[美]罗兹•墨菲著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 第八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 《全球通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第390页
[②]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孟驰北 上卷 第5页
[③] 同上 第25页
[④]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 第158页
[⑤] 《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田继周等 第227页
[⑥]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 第188页
[⑦] 同上 第159页
[⑧]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主编 第289页
[⑨] 同上 第309页
[⑩]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孟驰北 上卷 第7页
[11] 《草原帝国》[法]勒内·格鲁塞 第216页
[12]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孟驰北 上卷 第6页
[13] 《中国人史纲》柏杨 下卷 第221页
[14] 《亚洲史》[美]罗兹·墨菲 第213页
[15]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 第八卷（13）第699页
[16] 同上 第711页
[17] 同上 第1013页
2004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