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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我一直把《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推荐为”技术哲学”的最佳启蒙书，不过那两本书还尚未直白地讨论技术哲学，现在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终于有了中译，而这本书的论述事实上不再以媒介为主，而就是直接切入到“技术”了。读过这本书再回过头去看《娱乐至死》的思路和线索，就容易体会我为什么把波兹曼推崇为一位技术哲学家了。
当然，作为哲学家而言，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之类波兹曼当然比不过马克思、海德格尔之辈，但相比起来，一方面他更贴近于我们今天的景况，另一方面他的文字通俗流畅而又充满激情，读起来是非常痛快的。
除了通俗性之外，波兹曼的技术哲学还有几个特色，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媒介批评”的出发点。媒介这一至关重要的技术恰是一般的技术哲学中被严重忽略的，人们更关心的往往是生产方面的，或者说那些“改造自然”的技术，如果说那些技术是联结人与自然的“媒介”，那么这沟通人与人的“媒介”技术却受到了技术哲学家们的忽视。最让人遗憾的是像哈贝马斯那样强调“交往”理论的哲学家，在其技术哲学中却恰恰只字不提交往的技术。
当时吴老师在上科学通史和技术哲学导论时似乎都提到过：在技术革命中或许媒介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尤为重要，不过吴老师的课程也未能引入这一视角。而波兹曼所立足的传播学、语义学和教育学背景，恰恰是在一般技术哲学家和批评者那里所缺少的。
就我个人的推荐来说，还是首推《娱乐至死》，那本书更为精彩和动人，如果已读过《娱乐至死》，又顺便读过在娱乐至死开篇提到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再顺手翻一翻《童年的消逝》，如果还感到不满足，又如果还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把《娱乐至死》推荐为技术哲学的启蒙书，那就再读读这本《技术垄断》吧。
这本书译者是何道宽，曾译过许多麦克卢汉以及传播学方面的优秀著作，还有前一段我提到的《游戏的人》。但我个人似乎觉得他的翻译不怎么好，读得有些生硬，但总的来说，这本书读来还是非常顺畅的。
再次试用“汉王随身抄”来扫描摘记，这个“汉王随身抄”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速度奇慢，准确性也不高，而且其相应的电脑处理软件实在太差，感觉就是敷衍了事做出来的，比起汉王手写笔和文本王的软件而言也是过于粗糙了，校对和修改很费事。扫描加校改的总的时间可能和我直接用键盘敲都差不多了，唯一的好处可能是我的手指稍微可以轻松一点，但是如果直接敲的话还有一个让我重温一遍相关文字的好处。唉，想把它从此弃之不用又觉得这钱花得太冤枉了……
作者自序，第２页 本书试图描绘技术何时、如何、为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富五车，信念坚定的学者已经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其中一些还是当代的饱学之士，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伊万·伊里奇等。
第2页，p5 本书以塔姆斯的传说开篇，因为他的回答包含了几条健全的原理，我们可以据 此学习如何精明而谨慎地思考技术社会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塔姆斯的评判有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他的错误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说文字损害记忆、造成虚假的智慧一一这没有错。文字的这种弊端是可以验证的。他的错误在于这样的信念。文字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全然的负担，舍此无他。
第3页，p7 我们可以学习塔姆斯的言外之意：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迸。我们的任务就是懂得技术的这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波斯曼开篇即表明，他并非一个完全的技术的拒绝者和否定者，他也承认技术的好处，关键在于，既不要盲目地欢迎技术也不该一概地拒斥它，而是要去反思，去“瞪大眼睛”看清楚。
第4页，p8 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评判牢记在心，因为截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阴暗而危险的，和新技术创造新词汇的机制迥然不同。[……]新事物需要新词汇，但新事物也可能修正旧词汇的意义，修正旧词汇也就是修正语义深深扎根的词汇。电报和廉价的“便士报”改变了我们所谓“信息”的意思。电视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 “公共舆论”等词语的意义。文字改变了“真理”和“法律”原来的意义，印刷术也改变了语词的意义，如今的电视和电脑又再次改变它们的意义。诸如此类的变化接连不断地发生，迅速、必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静悄悄地进行。词汇学家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搞公民投票。谁也不愿意花时间写一本教科书来解释真正发生的词义变化，学校不注意词义的修正。然而，这些词汇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有的时候甚至获得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塔姆斯希望教导我们的地方一一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的意义。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的词汇。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驻足向技术询问词汇的变化。
第7页，p14 我在这里不会说这个念头愚蠢或危险，只想说这个观点很奇怪。更加奇怪的是，我们许多人居然不觉得它奇怪。说某人应该干得更好因为他的智商是134；说某人的灵敏度是7.2度；说一个人论资本主义兴起的文章应该得A-，另一个人的文章应该得C+。对伽利略、莎士比亚或杰斐逊来说，这一切都像是胡言乱语。我们之所以觉得这种做法有意义，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数字这种技术，因而看世界的方式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对真实的想法有所不同。换一种说法就是：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的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这就是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意思。这也是马克思的意思，他说：“技术透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技术造成了“交流的条件”，我们通过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论述我们最重要的技术时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说，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且是思想的驱动器。这就是塔姆斯想要使特乌斯明白的道理。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历史悠久、永世长存的智慧，其最简单朗快的表现是古老的箴言：在手握榔头者的眼里，一切都仿佛是钉子。不必太死守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引申这个自明之理：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电脑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对手握成绩单的人而言，一切都像是数字。
第9页，p18 这些问题是技术改革使人想到的问题。如果你像塔姆斯一样看问题，你就能够把握这个道理：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的战争，换句话说，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出人类动的范围内。倘若这个比方太残忍，我们可以试用一个比较温柔、和蔼的比方：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我所谓的生态就是环境科学家所谓的生态。重要的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把毛毛虫从它栖息的环境里清除掉时，剩下的环境并不是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你得到的是一个新环境，你重新构建了生存的条件；同理，你把毛毛虫放进一个没有毛毛虫的环境时，整个环境也为之一变。媒介环境运行的机制也是这样的。一种新技术并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损益，它改变一切。到1500年，即印刷机发明之后五十年，欧洲并不是旧欧洲和印刷机简单的相加。那时的欧洲已截然不同。电视问世之后的美国不只是美国加电视的美国；电视给每一场政治运动涂抹了一种新的颜色，使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个教会、每种产业都带上了新的色彩。媒介的竞争之所以激烈，其道理就在这里。每一种技术都有一套制度，这些制度的组织结构反映了该技术促进的世界观，其生存竞争反映出来的世界观的竞争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 跚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当教育工作者问，学生用电脑学数学的效果是否胜过用课本学数学的效果时，我们从这个问题里学到的东西等于零，其原因就在这里。同理，如果商人间用什么手段能够销售更多的商品，如果牧师问用电视布道影响的人数是否会超过用广播布道影响的人数，如果政客问用不同媒体发表讲演会取得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我们从这些问题里是学不到任何东 用不同媒体发表讲演会取得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我们从这些问题里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这些问题只对提问题的人有直接的价值，它们反而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它们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看不见新媒介引起的严重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危机。////——波斯曼被称为“媒介环境学”的领袖，不过他提供不仅仅是媒介环境学，而是技术环境学，或者“技术生态学”，这恰是我之前一篇文章中提出来准备使用的一个概念。
第11页，p21马克思那支使人不安的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格言警句，其中之一是《哲学的贫困》里的一段话：“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的社会。”就我所知，马克思没有说什么技术给我们技术专家，但我相信，他的视阈里没有包含技术垄断论者的兴起。然而，他这一论断还是有用的。他深知，除了经济意义之外，技术还产生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这些方式是理解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形式的关键所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个人表达生活的方式，就是他们为人的面目。”这句话很像麦克卢汉的口吻，也可以说像塔姆斯的口吻，实际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临近书末的一段话令人称奇，放进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里也非常恰当。马克思问：“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里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第12页，p23 为了澄清当前的处境，说明前面路上的危险，我觉得有必要再提出一种分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 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会里，技术并不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技到社会体制或宗教体制的管束。
第14页，p26 无论如何，神学预设的原则构成了工具使用文化里具有控制力的意识形态，无论发明的工具为何物，一切工具使用文化都必须适合其中的意识形态。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一切工具使用文化，从最原始到最先进的文化，都带有神权的性质，即使不带有神权的性质，它们至少都依靠某种形而上的理论结为一体。这样一种神学或形而上学恰在赋予秩序和意义，使人几乎不可能臣属于技术的需要。
第19页，p35 弗衂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生于1561年，他是技术统治时代的第一人。
第24页，p42 怀特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个世纪的发明，他说，19世纪是发明这个概念本身的世纪。我们学会了如何发明，为何发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反而退居其次。19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与之同时诞生的是一个深刻的信念——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所有原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另一个信念是，当我们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费者时，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就能获得最好的效益。把人设想为消费者就是把人当做市场。
第28页，p48 技术垄断兴起之后，传统世界观随之消失。技术垄断清除任何替代它的选择，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ce New World)里对此做了精彩的勾勒。技术垄断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影无形，并因而失去意义。为此目的，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换句话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第28页，p49 我倾向于把著名的“猴子”审判断定为这个过渡的时刻，那是25年夏天在田纳西州代顿镇( Dayton)举行的对斯科普斯( Scopes)的审判。这场审判和三百年前审判伽利略的异端一样，是两种世界观的对垒，阵线分明。正如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样，争议的焦点不仅在干“真理”的内容，而且在于鉴别“真理“的恰当程序。
第41页，p70 由此产生的是一个新世界。我在另一本书里把这个世界叫做躲躲猫(peek-a-koo)的世界；在这隹界里，忽而是一个事件，怱而是另一个事件，这样的事件突然冒出来，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培根阐述的进步理念已经被技术进步的概念取代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当然，我们对自己说，这样的调适能够改善生活；然而那仅仅是正在消亡之中的技术统治文化的逻辑残存。我们的文化正在用信息自我消耗，而且许多人还不知道如何驾驭这个过程。我们的假设是，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这个假设当然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如果信息泛滥，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也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第42页，p71 技术垄断是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在技术垄断里感到最舒适惬意的人相信，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两难困难的工具。他们还相信，信息不是利弊皆有的祝福，只要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继续不断、不受控制，它就可以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创造性和心灵的安静。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信息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它似乎不会改变这些人的观念，因为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是技术垄断的结构必然产生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之后，技术垄断就大行其道了。
第43页，p74 但有一个问题是谁也不会争辩的：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信息。即使一个最简单的案子，也可能涉及数以千计齣事件和争端；人们非常理解，倘若一切事件都获准进入法庭，有关程序的恰当理论就不可能得到确认，审理的过程就没完没了，法律本身就沦为毫无意义的摆设。总而言之，法律规则关注的是信息的“摧毁“。
第44页，p76 为此目的，家庭要负责儿童的社会化，并成为信息管理的机构，虽然它是非正式的信息管理体系。成人生活的什么“秘密”可以进入 家庭，什么“秘密”不允许进入家庭，这要由家庭来控制。有一些读者会记得成人在孩子面前应避免使用一些词语，不议论一些事情，因为其细节和衍生的东西不适合孩子。不能够控制孩子信息环境的家庭称不上够格的家庭，它仅仅是名义上的家庭，仅仅靠DNA遗传信息来维系。////——这一段联想到《童年的消逝》。
第47页，p80 宗教传统以一种调控和评价信息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宗教失去了很大甚至全部的约束力，如果它沦为纯粹的逻辑死灰，混乱必然就接踵而至；如果是那样，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如何赋予它意义就无章可循了。信息泛滥冲毁了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依靠的理论基础，所以，美国的技术垄断不得不过度依赖技术方法来控制信息流。有三种手段特别值得注意……
第53页，p 94 哲学家或许会苦苦思考“何为真理？”“何为智能？”“何为美好生 活？”之类的问题。然而，技术垄断论却没有必要搞这种冥思苦想。机器消除了复杂性、游移不定和晦涩模糊。机器运转神速，又标准化，且能够给我们提供看得见的、可以计算的数字。机器告诉我们，8个绿灯亮时，来电人说的是真话。就这么简单。它们告诉我们智商为136的大脑比智商为104的大脑的智力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魔术版本。
第59页，p105 马丁·韦兹(Martin Weitz)在《医疗卫生令人震撼》( Health Shock )里转述约翰·麦金利(John McKinlay)教授的统计数字说，美国每年由于手术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每年死亡的人数。早在1974年，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指出，美国医生每年所做的不必要的手术高达240万例，手术致死者多达1.19万人，费用多达39亿美元。我们还知道，尽管技术先进（很可能正是由于其先进）美国的新生儿存活率在世界土仅排名在第14位，美国医院是国内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样说并不夸张。凡是医生罢工的地方，新生儿死亡率都会下降，这种情况也有人做了详尽的描述。 可以肯定，技术对医疗实践的控制，很少有医生会感到满意的。许许多多的患者因为技术对医疗的控制而受到严重的伤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第二，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第三，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第66页，p115 有的时候，各种机器呈现出入的一面，甚至是超人的一面。也许，我听见过的最荒唐的话是我的一位学生说的话。有一天天气闷热，我们的教室没有空调。有人告诉他，温度计显示华氏98度，他应声说：“难怪这么热！”这句话使天气脱身，于是天气对室内的温度就不承担责任了。只要温度计规规矩矩地工作，我们就觉得舒服。但电脑的“人性”远远超过温度计，且几乎胜过任何技术。和大多数机器不一样，电脑不是进行工作，而是指导工作。正如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所云，电脑是“指令和控制”的技术，如果没有可供电脑控制的东西，电脑就没有价值。电脑对官僚主义者至关重要，其原因就在这里。 官僚主义者拥抱技术，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技术制造的错觉是，决策似乎在官僚主义者的掌控之中。表面上看，电脑有智能，且不偏不倚，所以它几乎有一个充满魔力的倾向：把人的注意力从履行官僚主义职能的人转移到它自己身上，仿佛它就是真正的权威源泉。用电脑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末获承认的立法者，成为我们可怕的负担。我们不能够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倘若阿道夫·埃希曼当时说，把犹太人送进焚化炉的不是他，而是一批电脑，他就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了。
第70页，p121 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严重危险，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我们要记住不用电脑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这一点同样重要。
第72页，p123 如果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套难以意识到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又促使我们努力去描摹世界的形貌和条理。那么，我们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做过程，什么事件被当做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比如，在英语语法里，总是存在行为的主语、表示主语行为的动词和接受行为的宾语。这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语法，对那些认为世界仁慈的人来说，这样的语法是难以掌握的。这种语法使我们必然形成这样的世界观：事物互相推搡，且常常互相攻击。
第75页，p129 实际上，物理学家之所以认为世界的性质是概率性的，那可能是统计学发明后产生的结果。另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是，统计学在多大程度上获准进入不属于它的领域？按照定义，技术垄断允许技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自由驰骋，我们就可以设想，统计学的应用没有受到限制。我们这样的猜想是正确的。
第84页，p143 由此可见，弄清楚我们的技艺从何而来、有何用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必须使这些技艺显明易察，以便使技艺重新纳人我们的监管之下。在下一章里，我希望探讨技艺那复杂而庞大的阵容，以便于我们驾驭技艺；我把技艺那复杂而庞大的阵容叫做唯科学主义。
第87页，p148 由此可见，我们所谓科学是一种追求，它寻求支配“过程”的永恒而普适的规律，并假定过程之中存在着因果关系。顺理成章的结果是，理解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追求无论如何不能叫做科学，或许只有最委琐的行为和情感除外。当然，你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的学者常常对自己的观察做量化的研究，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你可以把两者纳入一个类别。一个简明的比方可以说，既然油漆工和油画家使用的都是油彩，它们从事的就是同样的工作，目的也一样。
第94页，p158 和科学不一样，社会研究从来不发现任何东西。它只是重新发现人们过去知道、现在需要重述的东西。实际上，倘若文明的代价是压抑人的性行为，发现这个道理的并不是弗洛伊德。如果媒介即是讯息，发现它的也不是麦克卢汉。他们只不过是用现代的风格重述一些古老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里还要反反复复地重述，不过我想效果可能会比他们讲述的效果差一些。这是因为，技术垄断似乎不想听这样的故事，而只想看事实——硬性的事实，科学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垄断论比较喜欢精确的知识，而不是真实的知识；可以说技术垄断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主体性的两难问题。由于机器的非人格性，由于它无穷无尽的可重复运作，它就成了一种有控制力的暗喻，且被认为是进步的工具，在这样的文化里，主体性就成了非常难以接受的观点。人的判断力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歧义性是技艺的敌人。这些敌人嘲弄统计数字、民意测验、标准化测试和官僚主义。在技术垄断论者的眼里，社会研究重新发现古老的真理、评判并批评人的道德行为，这是不够的。技术垄断论者认为，把某人称为“说教者”是对他的侮辱。诚然，社会研究提出暗喻、意象和理念，使人的生活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尊严，但那不足以使技术垄断论者满足，社会研究缺乏科学才拥有的光环。于是，把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转换成“科学”就有必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本身就成了客体，很像植物、行星或冰块这样的客体。
第94页，p159 在技术垄断论盛行时，你可以说，容忍无家可归的现象是不道德的，是堕落，但仅仅是嘴巴土说说还不够。如果你请法官、警察或官僚主义者去读《悲惨世界》或《娜娜》，他们不会搭理你，甚至请他们读《圣经》你也会无功而返。你必须要用统计数字证明，无家可归的人既不幸福，也消耗经济。
第96页，p162 这就是我所谓的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技艺的滥用，比如量化问题， 比如毫无意义的数字问题；唯科学主义不仅是把人类经验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混为一谈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研究者声称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和程序用来研究人间事务的问题。唯科学主义包含这一切，而且还包含更加深沉的东西。它是一种绝望中的希冀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种标准化的程序即“科学”能够提供一种无懈可击的道德权威的源泉，一种超人的基础；它相信，这个道德权威可以回答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生命？何时出现生命？为什么出现生命？”“为什么存在死亡和苦难？”“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行为？”“什么是善的结局？什么是恶的结局？”“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感知和行事？”
第102页，p171 我们不妨以教育为例。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改进青年教育的方式是改进所谓的“学习技术”。目前，人们认为有必要把电脑引进课堂，正如当年人们认为有必要把闭路电视和电影引进课堂一样。对“我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这个问题，当时的回答是“使教育更加有效、更加有趣”。这样的回答被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效率和趣味不用为自己辩护。可见，人们一般不注意，这个回答并没有解决“什么是学习”的问题。“效率和趣味”是从技术角度做出的回答，只回答了手段问题，而没有回答目的问题.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找到考虑教育哲学的路子。实际上，它把教育哲学的路子堵死了，因为“效率和趣味”回答的是如何走的问题，而不是为何走的问题。
第109页，p182 在我看来，生活在迅猛发展的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做出的合理回应(难以称为解决办法)是可以分成两部分的；无论文化做什么，个人能有何作为；无论个人做什么，文化能有何作为。谈到个人的回应，我必须开宗明义宣示，我不难备以“专家”的方式开列一个“如何做”的清单，去显示我们“崩溃的防线”，那是我在第五章里的讥讽方式。在如何生活的问题上，谁也不是专家。然而，我可以提出塔姆斯法老式的原理，这似乎是有效的指南，想求自保的文化人可以借此抵御美国技术垄断最坏的后果。这条原理是：你必须努力成为充满爱心的斗士。这就是希勒尔可能会传播的教义。我要做的评论是：我所谓“充满爱心”的意思是，虽然你看见了周围的混乱、错误和愚蠢，你必须随时牢记曾经使美国成为世界希望的故事和符号，牢记那些尚有活力再次成为世界希望的故事和符号。////——“如何应对”与“如何解决”是两个问题，有些对技术的扩张、环境的破坏、人文的沦丧感到悲观和绝望的人可能会说：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些困境呢？没有！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能不能解决难题，这是一层问题，但是，我们该做些什么，是另一层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袖手旁观。打个比方说，当你得知某个亲人患了绝症，正在无可挽救地走向死亡，这时候你也面临着这两层问题，第一是有没有办法阻止病情的恶化，第二层是即便找不到任何治愈的希望，你还能够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你不该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你总要做些什么。面对时代的发展也是如此，对未来无论是乐观和充满希望，还是悲观和绝望，作为这个时代的承担者，我们总应该去做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第110页，p184 抵抗美国技术垄断的斗士应该： (1)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 民意测验； (2)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3)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做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 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4)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多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 的语言和思想； (5)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 (6)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 (7)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 (8)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 (9)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10)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形式。
第119页，p199 总而言之，作为第一步，我建议的课程设置是这样的；所有的课程都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来传授，科学，历史，语言、技术和宗教的理论都要讲，把重点放在艺术表现的古典形式上。这样的课程设置“回到基本功”，但并不完全是技术专家所谓的基本功。毫无疑问，这种教学计划和技术垄断论的精神是决然对立的。我并不抱幻想，这样的教育计划能够阻挡技术思想世界( technological thought world)的凶猛势头。但或许这个计划有助于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使我们能够和技术思想世界拉开距离，批评它，修正它。这也是本书的希望。
2007年11月20日
